（三）解讀“文革三種人”岑國榮們
讀者也許要問，為什麽岑國榮們急於跳將出來為韋國清鳴冤叫屈？為什麽他們很在意廣西文革密檔“泄密”？
投身權力絞肉機的中共官場，總是難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主奴陪綁殉葬命運。
“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文革餘孽的抓狂表現，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也，都說權力是春藥。韋國清得勢時，“聯指”派在政壇上吃香喝辣，呼風喚雨，好不風光。“憶往昔，崢嶸歲月稠”。就好像白頭宮女話天寶一般“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地緬懷流水落花的時光。韋國清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文革餘孽們“傾巢之下安有完卵”？自己通向權力之巔的飛黃騰達之路橫生變量，功虧一簣，飲恨終身。何況廣西文革密檔如實記錄有“聯指”和中共黨員令人發指的吃人暴行，韋國清的廣西當局炮製諸如“反共救國團”、設局讓造反派鑽搶“援越物資”的圈套從而催生《七三布告》以獲得鎮壓廣西“4.22”等等見不得光的貓膩。
在大時代的洪流中，多少風流人物都已瞬間即逝。毛左想做的“文革複辟”之夢，不過是一代暴君的一個注腳而已。岑文說的這些故事有多少份量？讀者和紅牆中人自可判斷。
岑國榮之輩現時為韋國清喊冤，揚言徹查文革密檔“泄密”事件，與《紅旗文稿》雜誌以及社科院王偉光重提階級鬥爭及人民民主專政一樣，是明剃習近平眼眉。習近平在四中全會力推法治，加上嚴打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令計劃等“新四人幫”，毛左因此大玩以古諷今。這是公然和法治精神和建設法治社會目標背道而馳的。
紅旗雜誌在禍國殃民極左文革期間興風作浪，造謠惑眾，迫害忠良……改刊以後遭到唾棄銷聲匿跡，如今改頭換麵偽稱紅旗文稿，沉滓泛起，再次鼓吹階級鬥爭，製造分裂。
毛澤東生前曾將政治鬥爭總結為兩句話：“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而岑國榮之輩自然也難逃這類窠巢。
極左回潮，他們也蠢蠢欲動。岑文甫一寫就，就很快上下串聯奔走，搞成了423名遺老遺少文革餘孽聯署的陣容，大言煌煌，氣勢洶洶地興師問罪。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曾幾何時，岑國榮們成為文革政壇新貴吆五喝六的是何等風光，溜須拍馬的擠破門檻，人人競相攀附，但時至今日，岑的“聯指”派戰友們一個個身陷囹圄，槍斃的槍斃，開除出黨卷鋪蓋走人，樹倒猢猻散。“看他起高樓，看他樓塌了”，這句話用在文革餘孽身上可謂恰如其分。
其實，此時作為前台傀儡馬前卒跳出來的以岑國榮、鄧文光為首的423名文革餘孽都是中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整黨清理“文革三種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之保守派“聯指”成員——文革這一群沐猴而冠的新貴們開始為他們的曾經風光、血債累累而付出牢獄之災。他們的命運如過山車般，從雲端跌入地獄，印證了“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那句江湖名言。如今岑國榮們飽嚐了“秋風掃落葉”的世態炎涼，體驗了“眼見他起朱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的暈眩感。
但其實，岑國榮、鄧文光之輩如今遭開除黨籍、身陷囹圄，也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報應。
在此，有必要對其在文革中的曆史人肉扒皮一番。岑國榮，男，漢族，1934年11月生，廣西容縣人，原名岑釗華、岑超華，1955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開除黨籍），1950年6月參加工作，相當於初中文化。1950年6月至1953年6月為廣西省容縣城廂區政府通訊員。1953年6月至1957年7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四八部隊一支隊班長。1957年7月至1958年4月為廣西容縣軍分區公務員。1958年4月至1962年10月為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鋼鐵廠工人。1962年10月至1963年6月為柳州金屬加工廠工人。1963年6月至1965年7月為廣西壯族自治區冶金建設公司工人。1965年7月至1971年6月任柳州鋼鐵廠車間班長、工段長、革委會副主任。1971年6月至1973年6月任柳州鋼鐵廠革委會副主任、黨委副書記。1973年6月至1974年1月任廣西壯族自治區總工會主任。1974年1月至1975年2月任廣西壯族自治區總工會主任、黨組書記。1975年2月至1978年2月任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常委、自治區委工交政治部主任，廣西壯族自治區工交戰線黨組書記，廣西壯族自治區總工會主任、黨組書記。1978年2月至1980年12月任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常委，廣西壯族自治區總工會主任（主席）、黨組書記。1980年12月至1982年9月任廣西壯族自治區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1982年9月至1988年1月任廣西壯族自治區總工會副處級幹部。1985年5月被開除黨籍。1988年1月至1995年2月為廣西燃料總公司辦公室辦事員，資源開發部業務員。
柳鋼工人岑國榮與蒙誌恒、劉目忠是武鬥同一戰壕的戰友，由於都是凶神惡煞的柳州“聯指”頭頭，人稱“柳鋼三煞”。他們在武鬥中的“事跡”由柳江“二.一四”事件可見一斑。
柳江“二.一四”事件
1968年2月11日下午5時左右，柳江造反大軍在縣文化宮正在開飯，炊事員韋柳生在地坪上，被聯指從稅務局方向打來的子彈打中死亡。 2月13日，柳江“造反大軍”開常委會，羅樂民、韋雲哉、潘國臣、覃永謀、黃建貴和柳州造反大軍的董風英等決定，分三路攻打聯指據點。 十四日淩晨四點，柳江“造反大軍”韋雲哉指揮第二路先攻打縣交通大樓，炸死聯指楊秀祿一人。第三路攻打新華書店炸死聯指趙文全一人。接著兩派到縣武裝部搶槍。混亂中人武部科長莫英被炸死。
“柳州聯指常委”決定：由“工交兵團”和“財貿兵團”等武鬥人員出擊。
2月16日融安銅古橋武鬥一結束，蒙誌恒、劉目忠、張麥生等人即帶領“工交兵團”出擊柳江拉堡。“柳州聯指常委”張林、書正鈞、“柳州聯指工交兵團二分團”頭頭金成貴、“地專聯司”的吳禧義與沈善澤也帶隊前往，共500多人，一個機槍連，兩門三七戰防炮。當晚在柳江縣工會召開“聯指”第一次軍事會議。
2月17日淩晨劉尚揚炮樓首先被“聯指”炸塌，中午“聯指”分三路向“造反大軍”駐地發起攻擊，整個戰鬥在和睦村、拉堡中學、小學一帶激烈進行。“造反大軍”韋雲哉帶領小分隊四處出擊。一直打到下午4時，“柳州聯指工交兵團二分團”頭頭金成貴等6人被打死，3人被打傷。
2月19日，“柳州聯指”又增派柳鋼、柳州財貿、西峨、柳城等“聯指”武裝近千人支援柳江。
2月20日，蒙誌恒等在柳江縣工會召開“聯指”第二次軍事會議。會議決定成立攻打文化宮前線指揮部，蒙誌恒擔任總指揮，分四路進攻據點柳江縣文化宮。這場武鬥直打到2月23日淩晨2時“造反大軍”撤出文化宮，23日天亮“聯指”占領文化宮，武鬥才結束。十天的武鬥，雙方投入二千多人，生活開支近十萬元，金成貴、黃麗、晏進華、劉若章、鄭國忠、淩廣支、方榮芬、黃保升、許明漢、李巫溪等23人被打死，6人重傷，柳江縣人武部被炸死1人。炸毀公私房屋7間，損失國家物資約20萬元。
抱上韋國清的粗腿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岑、蒙、劉三人都是工人大老粗，適逢連農民（山西昔陽大寨陳永貴）和紡織女工（陝西鹹陽西北國棉一廠吳桂賢）都能官拜國務院副總理的文革亂世，“有槍就是草頭王”。三人風雲際會都當上柳鋼、柳州“聯指”頭頭，得以抱上韋國清的粗腿，成為韋國清“以人劃線”（凡是支持韋國清都被封為“革命派”；凡是反對韋國清的全被打成“反動派”）的紅人，是柳州“聯指”武鬥幹將，圍剿造反派的急先鋒，臭名昭著，都是沐猴而冠的文革新貴既得利益者。當年岑國榮以一個工人大老粗煉鋼車間爐前工官拜中共中央第9、10、11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自治區工交政治部主任、黨組書記，廣西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實實在在地演繹了一個官場上屌絲逆襲的傳奇。蒙誌恒任柳鋼革委會副主任。劉目忠任柳鋼革委會副主任、柳州市革委會任常委、自治區總工會副主席。
《柳鋼誌》有詳細記載。
1968年4月後柳州聯指武裝民兵前線指揮部第二營主要成員名單： 營長劉目忠，原柳鋼煉鋼車間工人，武鬥後任柳州鋼鐵廠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柳州鋼鐵廠黨委副書記，廣西區總工會副主任，柳州市革委會常委。在廣西文革處遺中，1983年10月被捕，（1983年10月13日《柳州日報》報道）1984年11月被判刑十年。（《柳鋼誌》）
副營長岑國榮，原柳鋼煉鋼車間爐前工，武鬥後任柳鋼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柳鋼黨委副書記，中共中央第9、10、11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自治區工交政治部主任、黨組書記，廣西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在廣西文革處遺中,“1985年5月16日，根據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經區黨委研究決定給予其開除黨籍，降一級工資的處分。”（《柳鋼誌》第843頁）
1968年4月後，柳鋼聯指武裝自製了土炮與手榴彈等武器，還到柳州市及柳城、屯秋等解放軍駐地搶槍，參與武鬥，在武鬥中，柳州聯指常委、柳鋼革委會副主任蒙誌恒被打死，柳鋼死6人，傷多人。武鬥平息後，柳鋼刮政治台風，馬培堯、高美玲等59人被抓、被關、被鬥，馬培堯多次被打成重傷，1968年8月14日因傷勢過重而死亡，其妻高美玲也被迫害致死。1968年8月8日，柳鋼聯指一些人將曾憲榮抓來給蒙誌恒跪靈，當場打死。1968年8月10日，柳鋼革委會召開蒙誌恒追悼大會，一夥人將煉鋼車間幹部黃鳴皋抓來給蒙誌恒祭靈，把炸藥綁在黃身上把黃炸死，然後剖腹挖肝伴酒吃。（《柳鋼誌》第689頁）
鄧文光與南寧“火種”慘案
比如與岑國榮領頭聯署公開信的南寧“聯指”頭頭鄧文光，當年夥同廣西“聯指”常委顏景堂、廖煒雄、潘玉臣、李家海、劉國華、覃樹林、何唯欽、任樹人等製造南寧“火種”慘案中，就屠殺62名“4.22”的俘虜，並滅屍於邕江。“火種”兵團是廣西“四.二二”在廣西水電廳設計院的一個群眾組織、在南寧文革武鬥其間，該組織六十多人占據設計院大樓，也稱“火種”據點大樓。由於該樓居高臨下，對廣西“聯指”威脅頗大，因此，“聯指”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急欲拔除而後快。大造輿論，通過“聯指”的喉舌——《廣西聯指報》、廣播站和大字報，誣蔑“火種”是“反共救國團”盤踞之地，是“國民黨殘渣餘孽”、“叛徒”、“特務”、“走資派”、地富反壞右的黑窩。1968年6月19日至20日，廣西“聯指武裝包圍水電廳設計院“火種”據點大樓，屠殺已投降的俘虜62條人命，並滅屍於邕江河裏，釀成“火種”慘案。
“火種”慘案發生後，廣西革籌、廣西軍區既不及時向中央報告，也不定性處理。對策劃、組織和指揮攻打“火種”大樓，殘酷屠殺俘虜的人，視為“掌上明珠”、“文革功臣”，提拔重用，升官進爵。例如參加廣西革委會的聯指代表，多是些策劃、指揮、參加武鬥的，後來策劃、指揮“搶”解放軍的槍殺人的“正確路線”的“精英”。屠殺有功的廣西“聯指”頭頭廖煒雄，當上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區黨委常委、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宣傳部長等要職，還榮獲中共“九大”代表；顏景堂當上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區黨委常委、團區委書記、柳州工程機械廠黨委書記等職；潘玉臣當上區公安廳副廳長；鄧文光任廣西總工會副主席……
在一九八三年四月開始的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及其後進行的整黨中，對於攻打“火種”大樓事件造成慘重處果的決策者、指揮者都作了嚴肅的處理。其中時任柳州工程機械廠黨委書記顏景堂追究罰事責任，依法判刑，廖煒雄1983年處遺時僅被革除職務，清除出黨。何唯欽屬犯打砸搶錯誤，紿予開除黨籍和行政上開除留用察看處分，李家海已病赦，不再追究其責任。其他主要責任者也分別受到黨紀、致紀處分。鄧文光，原廣西區建一公司工人，南寧聯指頭頭，武鬥後任廣西總工會副主席、廣西第一建築公司副經理，在廣西文革處遺中,“因故意殺人，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209頁）
再如岑國榮，原柳州鋼鐵廠工人，“文革”中先後擔任區總工會主席，區黨委常委等職務，一九八O年十二月免去其區黨委常委職務，一九八二年九月免去其區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職務，一九八五年五月區黨委下文定其為造反起家、幹了壞事，情節嚴重，決定開除其黨籍，按一般幹部分配工作（沒投入監獄，算是當局法外開恩啦）。
英山監獄：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風水輪流轉，造反派頭頭們剛剛獲平反離開英山監獄，換成保守派“聯指頭頭手拉手，英山監獄排隊走”之景象,輪到如顏景堂、鄧文光、劉目忠等罪大惡極的大小頭頭進監。
韋國清當道的文革期間，一眾造反派頭頭都沒好果子吃。柳州造反大軍文攻武衛總指揮廖偉然被判二十年徒刑；柳州造反大軍頭頭白鑒平被柳州市法院判處無期徒刑；柳鐵“工機聯”頭頭之一的李振嶺被判15年；南寧“工總”頭頭熊一軍被判死緩；梧州造反大軍頭頭王東明被判無期徒刑等等，都送廣西英山監獄服刑。
英山監獄，對外稱英山柴油機廠，是廣西頭號重刑犯監獄，因利用犯人生產柴油機等奴工產品出口創匯而在國際上臭名昭彰。它坐落在鹿寨縣的四十八弄裏。民國時期，那裏是土匪出沒之地，後來又是國民黨訓練特工人員的場所。四周是山，沒一點生氣，實是一塊不毛之地。別說人從那裏走出去，就連鳥也難以飛出去。白、廖與廣西“4.22”眾多頭頭如南寧工總熊一軍、梁柏鬆；桂林“老多”張雄飛、許瑞林；柳鐵“工機聯”的李振嶺，柳州“紅總”明在勝，大軍二軍的陳德昭，容縣的馮振群等等大小頭頭，均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羈押廣西鹿寨英山監獄。
1983年“處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廣西高院宣布對白、廖等大小頭頭免於刑事處分，釋放出獄，此是後話。
八十年代整黨岑國榮之輩就沒消停過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整黨清理“文革三種人”時，這幫人就沒消停過。 盡管“處遺”糾錯的案件一個接一個，這是另一個角度的依法治國的落實。遲到的正義也是必須到達的正義。但是另一方麵，當初因何犯錯，責任人該被怎樣認真地追究，留下的教訓是什麽，也不能在糾錯之後被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否則就會是另一個新的錯誤，留下層出不窮的隱患。
1983年廣西“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時，在中共“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的總方針下，成了走過場的運動，比如全自治區被殺害的人（武鬥戰場上被打死的“4.22”及無名死者、拋屍江河失蹤者不計在內），哪止八萬九千多？但是“處遺”時，全廣西隻判處了“聯指”殺人凶手們10人的死刑。這樣，當時很多有血債的“三種人”，都在韋國清的親信喬曉光（廣西區黨委書記）的巧妙掩護下，滑過去了！包括象岑國榮等“文革三種人”僅是開除黨籍，免除原來的職務而已。
比如，時任柳州公安局北站派出所指導員的許家威（聯指“紅柳高”頭頭）文革有血債，屬於“文革三種人”，遭開除黨籍，免除原來的職務，清除出公安隊伍。許於是下海，掛靠龍城中學，開辦龍城化工廠，創辦銀荔集團，搖身一變為“民營企業家”，許多昔日“紅柳高”的同袍紛紛投靠其麾下，每年大年初一的新年訓話成了許董事長雷打不動的“家規”，許家威儼然以“紅柳高”家長幫主自居，在政經兩界混得風生水起。
對“處遺”，兩派都不滿意。“4•22”認為煮了夾生飯，殺人的罪魁禍首，消遙法外，包括窮凶極惡雙手沾滿廣西人民鮮血的韋國清，撤職而已。“支左幹部” 軍方殺人元凶逍遙法外。“聯指”中則有人認為處遺擴大化，鬧事挑頭者就是剛被從廣西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一擼到底岑國榮。他們對“處遺”恨之入骨，人家一貫以正確路線自居，否定它怎麽得了？因此，被處了一下的人，到區黨委門口靜坐；圍攻負責“處遺”者，如區黨委組織部長、大事記主編區濟文住江濱醫院也被圍攻，硬要他平反。
區濟文，原是廣西地下黨幹部，五十年代支援工業時從廣西調鞍鋼工作。由於區濟文是由遼寧鞍鋼調回廣西的幹部，1982年從柳州市長任上升任區黨委組織部長，負責“處遺”工作，沒親曆廣西文革，哪見過“聯指”這等潑皮滾刀肉“一哭二鬧三上吊”的陣勢！？搞得區濟文狼狽不堪，不勝其煩，有點招架不住欲妥協的地步。
關鍵時刻，王定方顯英雄本色！
（未完待續）
本文節選於小平頭長篇文革密檔揭秘《破解文革柳州驚天大案謎局――“七.三”布告出籠的台前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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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小平頭柳州文革長篇紀實目錄及前言
文革機密大起底
破解文革柳州驚天大案謎局――《“七.三”布告》出籠的台前幕後
小平頭（丹麥）
目錄
上篇：請君入甕 “5.21”、“5.25”連環計韋國清柳州設局
一、軍頭設局 柳州驚天劫軍列搶槍大案；
高層暗戰 造反派成毛林周博弈棋子。
二、軍人集團連環計大起底；
現代翻版之“智取生辰綱”。
三、軍方施壓 毛澤東依靠軍隊犧牲造反派；
神聖卑鄙 周恩來執刀充當朝廷大祭司。
四、始作俑者 毛林周合謀屠殺“4.22”；
裏高模式 開啟軍方柳州設局彩排。
五、蘇聯插足 一九六八中越交惡援越計劃停擺；
軍方力挺 韋國清借“抗美援越”計誘造反派。
六、民間記憶挑戰官方文革密檔；
親曆者還原柳州大事件真相。
七、歐致富操縱部隊“拱手送槍”仕途青雲直上；
孫鳳章支持造反派恢複鐵路交通身陷囹圄。
下篇：天雷地火 掌握“兩杆子”的柳州造反派武裝抗暴
八、中共建政 民國模範省淪為貧窮自治區；
借旨造反 京西賓館造反派痛毆韋國清.
九、文攻辯論 大軍人才濟濟獨領風騷；
武鬥動粗 聯指財大氣粗人多勢眾。
十、石破天驚 肖普雲辣手著文章榮列全國“五大大毒草”；
離經叛道 錢文俊鐵肩擔道義引領廣西異端新思潮。
十一、水廠保衛戰 “鋼青近”一戰成名震龍城；
天雷霹靂火 “聯指”興兵五路攻占河北。
十二、大老潘拒炸覃連芳大樓；
劉貴寶親曆河北保衛戰。
十三、兔子與獵狗死磕 廣西民風強梁尚武剽悍；
天雷跟地火碰撞 大軍絕地反擊驚天逆襲。
十四、廖胡子巧布陣 計誘張春峰、蒙誌恒；
聯指惱羞成怒 拿“黑五類”開刀泄憤。
十五、“主戰派”激進攪局 “打過河北”胎死腹中；
“主和派”保守謹慎 陰差陽錯躲過一劫。
十六、屠戮造反派 融安大屠殺野蠻駭人聽聞；
秋後算總賬 大軍大小頭頭集訓隊煉獄。
十七、殘殺“黑五類” 地委書記揭露吃人內幕；
“支左好幹部” 軍方殺人元凶逍遙法外。
寫在前麵：
（1）關於文革，官方輿論盡是渲染造反派迫害老幹部（走資派）的宣傳，鮮有當權派屠殺造反派的記錄，更遑論造反派抗旨造反逆天所為，當局對造反派武裝抗暴的史實忌諱莫深，嚴密封鎖這方麵的訊息。到目前為止，《七.三布告》出籠的前因後果、台前幕後還沒有人給出係統、合理的詮釋，一般大眾會迷失在官方那一堆官話套話裏，而明眼人雖從蛛絲馬跡的細節裏，看清端倪，但卻受中共對文革檔案資料的壟斷及嚴防死守等客觀條件的限製而“管中窺豹，難見全貌”。所以，平頭有必要揭開這個蓋子，而揭示《七.三布告》出籠的台前幕後，隻有從柳州（包括柳州市、柳州地區、柳州鐵路局）文革的宏觀敘述，給合當時的國內、國際政治形勢，以及地方軍頭設局，高層政治暗戰等錯綜複雜的派係糾葛，以及官方的相關文革密檔的披露，才能厘清這段左右文革造反派命運走向的曆史。
“為尊者諱，為賢者諱”是中國人的傳統，這個傳統對中國古今史學也影響深遠，所謂“春秋筆法”就是由此而來。何謂尊者、賢者？當下當權者、帝王將相、權威、名人、大師、聖人、神人。何為諱？就是他們的功勞政績可以“偉、光、正”到傳奇的地步，而他們的缺點、過失，甚至是壞事則絲毫不能提、不能講、不能碰，否則就犯了大忌，被群起而攻之。在平頭看來，這終究不是實事求是對待曆史的正確態度。
平頭不才，本文謹秉承“史家貴獨斷”箴言，百無禁忌，用文革密檔與民間當事人的回憶對比穿插，通過文革機密揭秘，民間證詞還原，試就《“七.三”布告》的來龍去脈作一抽絲剝繭地梳理，以獻疑於方家。
透過厚厚迷霧還原曆史真相。曆史猶如一幅長長的畫卷，當它離我們越來越遠時，我們越能看清它的全貌。今天，回過頭來再看當年對全國造反派命運影響深遠的《“七.三”布告》出籠的台前幕後，隨著筆者對官方文革密檔的篩選和親曆者當事人的采訪調查排列出其中的脈絡，它的真相逐漸被披露，它的原貌已基本被還原，它不僅僅是一大騙局，還是一個大陰謀。通過上述排列組合，抽絲剝繭，可以看出一條清晰脈絡，發現所有線索的矛頭都指向軍人集團及韋國清，找到可供破案的“人骨拚圖”，基本拚湊還原出軍人官僚集團夥同軍頭韋國清逼毛中央合謀屠殺廣西造反派的屍檢報告！還原曆史的精彩，這些故事又能鉤沉出很多柳州造反派著名的人物。於曆史，既可以提問宏大敘事，又可追索細枝末節。展現柳州造反大軍與韋國清的廣西當局天雷地火、鬥勇鬥智的畫麵。
從曆史上玩政治權術的水平來看，造反派覺醒者畢竟是極少數，大都是看不透毛澤東犧牲造反派陰謀的，而領袖往往能把造反民眾玩弄於股掌之間。廣西造反派的武裝抗暴最終雖被韋國清殘酷鎮壓，但造反民眾在血與火中已獲得的曆史啟悟與真知不應埋沒，尤以柳州造反派“反迫害、反屠殺、求生存”拚死抗爭的"柳州經驗"值得大書一筆，不以成敗論英雄才是曆史學家的眼光。
（2）巴爾紮克在《幻滅》一文中有教誨：“曆史有兩部：一部是官方的，騙人的曆史，做教科書用的，給王太子念的；另一部是秘密的曆史，可以看出國家大事的真正原因，是一部可恥的曆史。”平頭以為，對文革的研究假如純就事實重構來說，必然需要盡可能多的官方文件密檔，而口述史和個人回憶都難免帶有主觀和記憶不準確的缺陷。然而，就從底層視角了解文革的意義和諸多麵向，而非僅僅核對和考證具體史實而言，則個人回憶是彌足珍貴的材料。尤其是一些小人物或中層人物的回憶，如柳州、柳鐵造反派的錢文軍、王反修、楊建平、劉貴寶、韋文德等親曆者的回憶，以及柳州造反大軍一眾常委及骨幹撰寫結集成書《難忘的歲月——廣西柳州文革紀實》。這些個人回憶文章有獨特的經曆，有分析，有反思，有脫離官方話語的獨立思考，更有經曆了人生起伏迭宕，百轉千回以後的精神沉澱和情感累積，對後世了解文革來說，其價值是不可估量的。文革研究必將越來越采用以底層和邊緣的視角來觀照的路徑，而不僅僅限於上層權力鬥爭，意識形態和政策運作。
隨著互聯網和自媒體的興盛和出版技術的更新，隨著國人經濟上的改善，思想交流、出版方式有了劃時代的革命，具體到曆史記錄和研究的領域，就是打破了史學專家和平民百姓的界限，販夫走卒也可以講述和書寫自己的經曆見聞。而他們的故事，雖然有的極為生動豐富，但在過去都很難有麵世的機會：或則觸犯政治禁忌，或則受到市場製約，這些障礙現在都一一打破。這一現象，被一些人稱譽為“全民寫史”——畢竟突破了“曆史是勝利者寫的”，而“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斯大林）的官方壟斷，也突破了學者專家擁有話語權的藩籬。
官方曆史和個人記憶有著很大的不同，遠沒有親曆者的記述鮮活。私人回憶文章裏有很多穿越遮蔽的意義。真相的遮蔽與還原，還原真相是走向正義的第一步。比較不同人物的證詞，往往可以從同一事件不同的角度琢磨出許多真實的信息來，就看你的目光會不會或肯不肯在橫向或縱向的曆史坐標上反複掃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平頭走訪了廣西文革大屠殺所發生的市、縣、地區，接觸並采訪了許多文革大事件的親曆者，以及廣西整黨辦《廣西文革大事記》編輯小組的一些老幹部。他們的陳述，彌補了官方密檔無法企及的細節真實。因此，筆者用官方的文革密檔與民間當事人的回憶對比穿插，通過文革機密揭秘，民間證詞還原，分別以上篇：請君入甕 “5.21”、“5.25”連環計韋國清柳州設局 等七章， 下篇：天雷地火 掌握“兩杆子”的柳州造反派武裝抗暴 等十篇共十七章節，來比較還原一個真實的柳州造反派“搶劫援越物資”的文革大事件。平頭所為，就是要洗盡鉛華，還原曆史，留存真相，主持正義。讓我們跟隨親曆者走進曆史的迷霧，一點點地還原柳州文革驚天劫軍列搶槍大案的真實麵目，抽絲剝繭地梳理《“七.三”布告》這段對文革造反運動的命運走向影響深遠的曆史,從而揭示軍人集團以黃永勝、韋國清等軍頭設局栽贓廣西“4·22”，倒逼毛澤東依靠軍隊犧牲造反派的前因後果、台前幕後。
長期翻閱中共文革密檔廣西各地《文革大事記》，發現國家曆史與個人記憶不是一回事，有很大區別。國家記憶是官方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一句名言，“誰掌握了曆史，誰就擁有現在”。同理，隻要篡改曆史，誰控製現在，誰就控製了曆史。中國曆代統治者都懂得這個道理。現在主流媒體宣傳講到文革的曆史，或文過飾非，避重就輕；或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或“為尊者諱，為賢者諱”。但曆史不完全是國家的曆史，同時也是民間的曆史、個人的曆史。現在的曆史話語，實際上是官方曆史和民間曆史並存，都在敘述。曆史的傳承，曆來有兩種管道：官方的和民間的。隻要民間的香火不斷，被官方蓄意封殺的曆史，總有一天，會登堂入室，進入正史的殿堂。相反，被官方強行欽定的曆史，總有一天，會遭人唾棄，而被從正史的殿堂中驅逐出去；
（3）看文革曆史，不能迷信官方的所謂機密文件，對於官方文革密檔，我們一方麵要肯定其價值，另一方麵也必須要指出其偏額。否則，我們的思維就會被官方以來占統治地位的一家之言習慣性地誤導到被扭曲的曆時圖像中去。比如官方的文革密檔對1968年“5.21”柳州造反派搶“援越物資”惜墨如金且語焉不詳，給我們展示的曆史圖景不是全麵的圖景，很多方麵是被刻意遮蔽的。裏麵記載的柳州造反派（含柳州造反大軍、柳州地區造反大軍、柳鐵“機關總部”、“工人總部”、“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聯合組織合成柳鐵“工、機、聯”。下同）“搶援越軍列”事件與當事人的親曆見證大相徑庭。明明隻是柳鐵造反派三個人所為的偶發事件，且柳州造反派幾個頭頭都沒參與。
為了消滅廣西“4.22”， 韋國清絞盡腦汁，運用諸多計謀，如“瞞天過海”、“打草驚蛇”、“引蛇出洞”、“欲擒故縱”、“借刀殺人”等等連環計，最後，請君入甕――實際情形是當時柳州造反派瀕臨彈盡糧絕、束手待斃、危在旦夕的關頭，“聯指”消滅“4·22”指日可待。軍人集團卻在柳州火車站設局，誘導柳鐵造反派搶劫軍列的事件栽贓造反派搶“援越物資”（本來那批子彈不是援越物資，隻是解放軍的正常戰備物資——是沈陽軍區運往來賓縣鳳凰軍火庫的彈藥。被造反派搶了，就上綱上線說是“援越物資”了），軍人集團還將計就計設局“5.25”假收繳子彈的解放軍之手拱手送與之匹配的七百多支五六式衝鋒槍，然後請君入甕。將“挑起武鬥”、“搶劫援越物資”、“破壞鐵路交通”的罪責強加在廣西“4·22”身上，軍方由此取得向毛施壓，倒逼毛依靠軍隊犧牲造反派，從而以執行中央《七.三"布告》指示的名義，把他們置之於死地！
柳州造反派“5.21”膽敢搶“援越物資”！接著“5.25”又吃了熊心豹子膽搶解放軍七百多支衝鋒槍！這兩起轟動全國的“反革命事件”導致全國造反派的政治地震，其波及範圍和深度都讓人瞠目結舌——是軍方倒逼毛中央宣判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七.三布告》頒布的直接誘因。對文革造反運動的命運走向影響深遠，是文革造反派由盛而衰的命運轉折——1968年夏，毛中央拋棄造反派的一係列文告及行動皆肇始於此。
林彪軍人集團之所以力挺韋國清，就是要憑借“抗美援越”的格局，在廣西布下一個可左右文革全局的棋子，以此增添政治博弈的籌碼，以達到增加軍隊影響力和文革話語權的目的。
軍方高層是把柳州造反派當棋子，在下一盤更大的棋。
換言之，“七.三”布告的出籠，不是毛授意韋在柳州設局，而是軍人集團為倒逼毛依靠軍隊犧牲造反派設下了這個“陷阱”，也就是叢林戰高手韋國清用了個小計謀，終於使“造反派”陷入不義之泥淖。
除了戰略層麵上的考慮，從戰術運作上講，“5.21”的子彈，“5.25”解放軍的大批槍支讓造反民眾輕易搶奪，不過是韋國清此前駕輕就熟的“融安、裏高”模式的翻版罷了（後文詳述）。隻不過軍人集團這次在柳州設局的規模以及下的賭注大得驚人，足以影響造反派的命運和文革發展的走向。
如果說“融安、裏高”模式給部隊圍剿造反派製造口實以及就此試探毛澤東所能容忍犧牲造反派的底線話，那麽，軍方得隴望蜀，韋國清“豬仔便宜墟墟來”！柳州“5.21”、“5.25”事件，則成為導引全國造反派走下曆史舞台的一個轉折點。
因此，柳州造反派“5.21”搶所謂的“援越物資”、“5.25”搶解放軍的大批槍支，都是軍方設局讓柳州造反派入套授人以柄，抓了柳州造反派的現行，就等於掐到廣西“4.22”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們打垮。從而倒逼毛澤東依靠軍方犧牲造反派，拿廣西“4.22”作為替罪羔羊來試刀祭旗。可以說，軍人集團需要用廣西“4.22”項上那顆“政治人頭”來為毛澤東犧牲造反派祭旗。
在中央高層各方的整個博弈過程中，“七.三”布告堪稱一個分水嶺：如果在此之前很多人對毛本人以及文革走向還模糊不清的話，在此之後，軍人集團的一係列舉動已經日漸清楚的勾勒出一盤大棋的布局輪廓。這盤大棋目前已經走到了收尾的階段，而整個棋局的核心，是逼毛依靠軍隊犧牲造反派。
此外，還有一個所有研究者或多或少都知一二，卻不願正視的史實，毛澤東主導的全麵內戰目的是“改朝換代”，結果卻被周恩來、林彪接過來，成了與毛鬥法的利器。從曆史過程看，若非這場全麵內戰，使毛無暇旁騖，周及其係統恐怕難以保全。
捅破這層窗戶紙，我們就離參透曆史真相不遠了。
韋國清為達到造反派授人以柄的目的，不惜以子彈槍支作為“請君入甕”的誘餌，這會給瀕臨絕境的柳州造反派帶來絕處逢生的局部實際利益，但從全局戰略來看，這些子彈槍支同時也被看成是“鉤子上的誘餌”——為此頒發的《“七.三”布告》是全國造反派從此走下曆史舞台的轉折點。
在製定戰略和設局方麵韋國清確實是厚黑高手，施連環計搞陰謀駕輕就熟，可悲的深度卷入文革卻實在少不更事的柳州、柳鐵造反派（大都是中學生紅衛兵），哪裏識得一個叫“政治”的東西的風雲詭譎，哪裏見過政客們的老謀深算，遑論冠冕堂皇背後的政治暗戰，廣西“4·22”也絕對不是韋國清的對手。韋國清為首的廣西軍區一方麵全麵武裝 "聯指"屠殺廣西“4·22”，一方麵施以誘餌局部武裝柳州造反派，再在抗美援越“重要的時間和重要的地點”，預設了一個對他來說穩贏不敗的戰場。果然，困獸猶鬥正苦於沒武器而焦慮不安的柳州、柳鐵造反派不知是計，用當時造反派的話來說：“不搶，等死嗎？”——“放進籃子都是菜”地鋦頭進灶，鑽進韋國清密謀的“搶劫援越物資”的陰謀裏。而文革密檔《廣西文革大事記——1968年》卻坐實了韋國清強加給造反派的“密謀”、“策劃”、“操縱”、“指使”的罪名。官方所稱與當事人的親曆見證說法反差巨大，令人猶如看一場羅生門。
但柳州造反派天雷地火般絕地反擊，幾乎攪了韋國清的局，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柳州造反大軍破釜沉舟，視死如歸，浴血抗暴，在廖偉然的指揮下，以寡敵眾、以弱勝強逆轉形勢，取得了柳南絕地反擊的勝利，上演了一出武裝反抗暴政、可歌可泣的悲壯大戲。在全國造反派被各地軍方和保守派的聯手打壓得苟延殘喘、灰頭土臉之際，唯有柳州造反派的武裝抗暴逆轉頹勢而獨樹一幟。盡管從一開始他們就鑽進韋國清密布的“搶劫援越物資”的驚天大陰謀裏，而成敗立判。但正因為柳州造反派靠自己的實力和拚死一搏，避免了重蹈南寧、桂林、梧州及縣份的造反派被軍隊、“聯指”屠城的悲劇結局，使龍城造反民眾免遭塗炭，使柳州成為全廣西唯一沒發生大屠殺的城市。唯其如此，他們“反迫害，反圍剿，求生存”拚死抗爭的"柳州經驗" ，在文革造反民眾反抗運動中才尤顯彌足珍貴。
以往我們很少“光顧”這些造反派人物。其實，從他們多變的人生軌跡中，可以總結、梳理出文革的許多經驗和教訓。
對專製鎮壓武裝抗暴的經驗教訓適用於任何時間和任何暴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