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口述史：47中紅衛兵憶“陽光燦爛的日子”馬蕭2016年6月24日
受訪人簡介 沈雲彪：1946年出生於上海，父親1949年當前在《東北日報》工作，在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中遭到政治審查。母親係新華社高級記者。1958年，伴隨母親工作調動來到北京，文革初期就讀於北京四十七中。1968年9月，赴內蒙古呼倫貝爾盟農村插隊。2007年退休。 出身媒體人家庭的沈雲彪是北京四十七中最早反對“血緣論”的先生之一。1966年夏天，當那副鼓吹“血緣論”的對聯出來當前，四十七中的紅衛兵把這副對聯貼在學校的食堂門口。沈雲彪當時就對這副對聯加以補充，上聯加注了“未必”，下聯加注了“可能”，橫批則改成了“方才正確”。 因此，這副對聯變成了“老子英雄兒好漢，未必。”，下聯則成了“老子反動兒混蛋，可能”，橫批則被改為“方才正確”。沈雲彪用紅紙將這些加注貼在對聯下麵，落款是“紅色近衛軍”。 等到半夜吃飯的時分，很多同窗就駐足在食堂門口的對聯處，指指點點，評論，當時，沈雲彪想看看同窗們的反應，就在現場，有兩個初中的女先生還互相發問，“方才正確”是什麽意思。 很快，針對這副加注的對聯，大字報鋪天蓋地地進行批判，理由之一，說“紅色近衛軍”是由一些“黑幫份子、走資派、地富子弟”組成的；理由之二是針對對聯寫作者的動機，說“反'血緣論’的本質是由其階級本性決定的”。 “如今人們一提'血緣論’，馬上會聯想到種族主義，聯想到納粹，”沈雲彪說。 “但實踐上，在文革期間，'血緣論’是被公開鼓吹的一種先進思想，並且，這種思想不斷沒有得到根除、清算。” 家庭遭遇變故 “父親的人生經曆非常坎坷，1949年以前，他在上海、浙江等地工作過，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報社記者，實踐上是地下黨員，”沈雲彪解釋說。“1949年當前，針對那些曾經在國民政府統治區從事情報和統戰工作的地下黨員、間諜、特工人員，毛澤東有過一個'十六字方針’［編注：關於十六字方針，不斷眾說紛紜，在已公開的官方材料中未見提及］，叫'降級安排，控製運用，就地消化，逐漸淘汰’，實踐上是逐漸將這批人從新政權裏邊緣化，而我父親正好屬於這批人之列。” 1949年當前，沈雲彪的父親在《東北日報》工作，在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中，他由於在上海工作期間曾經和胡風過從甚密，遭到政治審查。一年當前，審查期限結束，沈雲彪的父親僥幸經過了組織考驗。 父親雖然最後沒有出事，但沈雲彪的母親卻非常恐懼，擔心在政治上遭到牽連，於是，她和父親劃清界限，兩人在1958年離異。離婚當前，母親帶著尚未成年的四個孩子回到北京，而他的父親則獨自留在了東北，一個殘缺的家庭從此分崩離析。沈雲彪說：“那時，父親和母親對共產黨其實都是非常忠實的，他們都是正統的共產主義者。母親終身也很坎坷，直到年老當前，才從她的共產主義信仰中徹底解脫出來，並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 在1959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沈雲彪的父親被人舉報有“反黨言論”，再次被劃為“左派”。在沈雲彪眼裏，和母親的離異以及政治上接二連三的打擊，徹底擊垮了父親的意誌，這一次，他再也沒有能夠抖擻起來。1961年，沈雲彪的父親便去世了，臨終前，他向單位的黨組織提出請求，希望能夠“摘掉'左派’的帽子”。他的這個要求得到了滿足，但“摘帽”後不久便去世了，離世時年僅41歲。 沈雲彪去東北參加了父親的追悼會，並將父親的骨灰帶回了北京。“當時，我們不知道怎樣安置父親的骨灰盒，隻好把它放在空間本來就很狹小的家裏。實踐上，我們都把父親的骨灰當作不祥之物，由於他是一個'左派’分子，這會影響到我們這些子女的將來前途。而且，家裏放著一個死人的骨灰盒，子女們也非常害怕，都不敢一個人獨自呆在家裏。”沈雲彪說。 沈雲彪的父親雖然被“摘了帽”，子女們也跟著曾經和父親離異了的母親一塊生活，但是，打斷骨頭連著筋，這並不能完全左右周圍人們、特別是同窗們對本人家庭出身的歧視。因此，父親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成為一個不祥之人，於是，在一個冷清的傍晚，沈雲彪把父親的骨灰盒用布包起來，乘坐一輛公交車出城，把它扔在了人跡罕至的荒郊野外。“扔掉當前，我如負釋重，就好像壓在心頭的包袱一下子就消逝了，”沈雲彪回憶。“等到我年老知事當前再去尋覓父親的骨灰盒時，那裏早已是物是人非。當年一片荒涼之地，如今已是高樓林立，至於父親的骨灰盒，早已不知所蹤，這是我終身中最難以放心、最無法原諒本人的一件事情。” 與工人農民“同仇敵慨” 1966年，沈雲彪就讀於北京市四十七中高三班（俗稱“老三屆”），文革一來，四十七中和北京其他學校一樣，校長、老師以及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窗都被批判，四十七中紅衛兵們在文革期間的表如今全北京的各中學都算赫赫有名。 四十七中有一位女校醫，姓謝，老家是四川的，人長得非常漂亮，而且還是個姑娘，沒有結婚，但是，她出身於一個地主家庭。在“破四舊”期間，她的母親可能在四川老家遭到批鬥，到北京來投靠女兒，老太太到學校當前，就向那些紅衛兵先生打聽女兒的情況。 當時，每個老師的家庭成分在校園裏都是公開的，哪個老師什麽成分，哪個老師出身於“黑五類”家庭，先生們都能如數家珍，因此，這些紅衛兵就反問老太太，和謝老師是什麽關係。老太太完全沒有戒心，照實地告訴這些紅衛兵，說是她母親，到學校來找她。紅衛兵一聽，明白了，原來她就是那個地主婆？！於是，就開始對她推推搡搡，在推搡過程中，把老太太隨身攜帶的一個布包袱給弄地上了，包袱裏掉出來一把剪刀。這還了得！這些紅衛兵們開始起哄，說，喲！還帶著凶器，還打算搞階級報複。這樣，就更激起了紅衛兵們的革命怒火，圍觀同窗都義憤填膺，三拳兩腳就把老太太從學校大門口打到校門外的石橋上。這座石橋有三米多高，橋下麵是一條水溝，次要用來排洪，平時水溝裏沒水，卵石密布。紅衛兵們直接把老太太從三米多高的橋上推下去，並用石頭砸她，老太太當場就死了，被石頭砸得腦漿迸裂。 四十七中從此成為謝老師的傷心之地，後來，再也沒有先生見過她。 四十七中校址緊臨京密運河，有一位美術老師，年齡在五六十歲上下，由於無法忍耐紅衛兵們的批鬥和淩辱，就跳京密運河自殺了。還有“活埋”老師的，所謂的“活埋”，就是把人的身子埋上半截，然後，往他（她）的頭上、身上撒尿、吐痰玩。“這些事情都發生在文革初期的'紅八月’期間，那時，誰都覺得打人、汙辱老師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沈雲彪說。 除了在學校裏進行“文明革命”，紅衛兵們還去校園以外的社會去“破四舊”，一開始是紅衛兵本人鬧、本人折騰，等到小有名氣，一些農村或工廠的人就來學校，請學校的紅衛兵去支持當地的“文明大革命”。 沈雲彪就參加過這樣一次批鬥會。有一次，門頭溝一個大煤礦的工人來到四十七中，說煤礦的“保皇派”壓製工人搞文革，煤礦的文革搞不起來，讓紅衛兵去煽風點火。 於是，紅衛兵很快召集了二三十個人，開著一輛美國製造的破道奇卡車（學校校車），一路浩浩蕩蕩地向門頭溝出發。“沿途的風光特別美，二三十位少男少女坐著敞篷卡車，一路上唱著紅色歌曲，去援助工人階級的革命造反運動，我覺得非常浪漫。” 沈雲彪回憶當時的心境。途中還有一個小插曲，由於心境酣暢，沈雲彪還領唱了一首《勘探隊員之歌》，但是，一個美麗的小姑娘馬上就製止了他，說這個歌太小資情調，缺乏革命激情，沈雲彪還覺得特別敗興。 到達煤礦當前，那些搬救兵的工人就逐一向紅衛兵引見，挨個兒點名，誰是黨委書記、誰是礦長、誰是工會主席，誰是個什麽情況，另外一個人又是什麽情況，哪些官員壓製革命群眾，逐一兒闡明情況。 “我們也沒有進行實踐的調查，那時根本就談不上什麽調查，當時的口號是'紅色恐怖萬歲！’，因此，到了當前，稍稍喘了口氣，馬上就開批鬥會。”沈雲彪回憶。 批鬥會在煤礦的大禮堂進行，一開始還是觀點辯論，支持煤礦領導一方的人和這些從學校下去的紅衛兵都拿出毛澤東的指示，來佐證己方的立場和觀點，後來，紅衛兵幹脆就不再費口舌，直接上去就打人。比如，有一個工人，有人指控他是流氓，台下的革命群眾就紛紛要求他交待成績，是怎樣耍的流氓？！這位工人說他喜歡哪位姑娘，想X她！紅衛兵就上去，掄起板帶就抽他。 當時沈雲彪心裏暗想，這工人真不要臉，還真敢說。實踐上，工人們平時下礦井幹活，哪裏有什麽理論涵養，無非是心裏怎樣想，嘴裏就怎樣說。 還有一位工人，也是被指控耍流氓，他說本人不是流氓。紅衛兵就說他在狡辯，態度不端正、不老實。上去就是一頓狠揍。另外還有走資派、貪汙犯，也都是這樣羅織罪名，逐一遭到批鬥。那一次，一共批鬥了十多個人。打人的時分，台下圍觀的革命群眾就歇斯底裏地高喊口號，烘托革命氣氛。 還有一次，發生在南安河村，當時，這個村的貧下中農也到四十七中來搬救兵，說他們村裏的地富分子翻天了。這一次聽說打死了至少十多個人，釀成了一樁慘案。 後來有人報了警，海澱分局的警察出動了二十多輛摩托車，畢竟，打死了人要抓凶手。村裏民兵和學校下去的紅衛兵同仇敵慨，互相保護，不讓警察抓人，單方僵持不下。警察便向下級匯報，下級很快轉達公安部的指示，說“毛主席有指示，紅衛兵的舉動要支持，如果有過激的行為，要耐心壓服”。實踐上是沒有授權警察現場抓人，從而約束住警察的手腳。 警察在狼狽之中撤走，臨走，那些摩托車還被紅衛兵把車牌給卸掉了，紅衛兵們喝彩：“毛主席萬歲！”，回到學校當前，那些參與的同窗還繪聲繪色地描繪當時現場的情景。 “後來，我曾經遇到過一位南安河村的年輕人，當時我想了解在那場慘劇中到底打死了多少人，但那個年輕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們村裏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沈雲彪說。 反“血緣論” 隨著文革的深化，那些一開始鼓吹“血緣論”的高幹子弟的父母們相繼出成績了，昨天還在狂熱地主張“血緣論”的同窗，今天一看態度變了，不吱聲了，參加批鬥會也不積極了，一猜就能猜中他家裏肯定出現了變故。一開始，是一個兩個，陸陸續續是七八個，到最後，發展成一個普遍景象。 於是，沈雲彪說，這些幹部子弟就慢慢地墮落了，變成了頹喪派、逍遙派，所謂的墮落，就是不再參與和介入批鬥活動，實踐上，他們的父母一旦出事，他們也就得到了最重要的政治資本，於是，他們就開始貪圖享用，不再有革命激情。 墮落的表現之一，就是下館子，文革期間，北京最有名的飯店就是莫斯科飯店，俗稱“老莫”。另外還有兩家有名的飯店，一家叫四川餐廳，另外一個是晉陽飯店，在虎坊橋。這三家飯店是當時北京最有名的飯店，也是那些老紅衛兵（高幹子弟）經常光顧的地方，能經常出入這些飯店同時也是身份的意味。 另外一個表現就是“拍婆子”，追女孩子，議論、評論美女，比如，評選最美校花，或者評選北京最美公交車售票員，隻需音訊一傳開，全北京的紅衛兵都去乘坐那輛公交車，就是為去看那位最美女售票員，發展到這個階段，曾經是1968年，文革曾經進行了兩年。 母親遭到審查 “母親在新華社工作，她經常會帶一些報紙或雜誌回家，甚至偶爾還有香港發行的報紙，它的舊事內容全部用繁體字書寫，我因此得以開闊視野。”沈雲彪說。 當時，信息來源是非常閉塞的，連《參考音訊》都屬於內參，隻要十三級（地師級）以上的幹部才有資曆閱讀，所以，如果有同窗能從家裏麵帶一份過期的《參考音訊》，闡明他父母的官銜至少是地師級以上。 沈雲彪所在的班級，一共四十多位先生，能夠無機會接觸到《參考音訊》的同窗約有5~10人，有一位同窗經常帶《參考音訊》到學校來。而沈雲彪的母親由於在新華社工作，她必須每天都要熟習國際、國內的最新音訊，因此，音訊源比較廣，她經常會帶一些過期的《參考音訊》回家，比如，用報紙包一些材料，或者需求在家裏加班工作，等等。 沈雲彪有時就背著母親偷偷地拿這些過期的《參考音訊》到學校去，“有時是貪圖虛榮，有時純粹是為了顯擺，更多的時分是兩者皆而有之，這其實也是一種特權，我們學校工農子弟比較多，他們根本不可能接觸到《參考音訊》。有時，母親甚至還會拿一些香港報紙回家，這些報紙信息量超大，總有會有一些振聾發聵的聲響，就好像在一間漆黑的屋子裏忽然照進了一束光線。”沈雲彪說。 等到了1968年，隨著黨內牽出一個“61人反黨集團”，各個單位下行下效，開始審查單位內部可能潛藏的叛徒，於是，黨內又刮起了尋覓叛徒之風。1949年以前，沈雲彪的母親曾經在廣東工作過，當時，廣東還屬於國民政府統治區，她因此結識了許多廣東的地下黨員。 1949年當前，這些人成為新政權在廣東的幹部力量，1968年，他們因“叛徒嫌疑”遭到政治審查。沿著這些線索，廣東方麵一路清查到母親所在的新華社。沈雲彪回憶，“那段時期是我們家最緊張的時期，由於母親是整個家庭的主心骨，我們這些子女非常擔心她出事，由於那時家裏曾經被新華社的造反派給抄了，大都是新華社的年輕人，我們根本不知道接上去會發生什麽。後來，母親被下放到山西的'五七幹校’......” 馬蕭，1979年出生，湖南人，作家，從事政治寫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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