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親曆二三事：世上隻有媽媽好

  《世上隻有媽媽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在大陸風靡一時的台灣電影，無數大陸觀眾為之集體揮淚，這部電影的主題歌“世上隻有媽媽好”也成為大陸家喻戶曉的流行歌曲。可是，時光如果再往前追溯二十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不要說這樣的電影公演，就是類似於“世上隻有媽媽好”這樣的話也無人敢說，那時候，無論是報紙、廣播和電影，還是標語、口號和文章，所宣揚的都隻有“共產黨最好，毛主席最親”，誰要是不承認這一點，誰就是“階級敵人”，是要受到“專政”的，也就是要接受所謂“群眾管製”、強迫“勞動改造”、失去僅有的一點人身與言論自由。

  我最早聽說“世上隻有媽媽好”這句話，是在文革當中，一次批鬥某研究所一個袁姓研究員的“批鬥會”上。我的父母是“陪鬥”對象，而我們這些“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則必須到場“觀摩”，接受“現場教育”。

  那時，袁某三十多歲，與其年近六旬的老母相依為命，是個有名的孝子。據說，吃飯的時候，母親未動筷子，他絕不肯先動，好菜一定先讓母親；稍微重一點的家務，他從不讓母親動手，而是自己來做，生怕把母親累著；隻要母親病了，他必定請假帶母親去看病，並在家中守護直至母親康複，我曾親眼看見他吃力地背著自己的母親去衛生室打針；談戀愛時，他也把母親看得比未來的妻子更重要，一個姑娘說婚後不願與婆婆住在一起，他立刻與人家吹了；另一個姑娘說婚後家務事要由婆婆包攬，他也和人家吹了；所以，三十好幾了，仍是單身一個。文革當中，人家要他天天唱“共產黨好，毛主席親”，他不勝其煩，隨口說了一句：“什麽‘共產黨好、毛主席親’？世上隻有媽媽好！”這還了得！？立即被扣上了“公開反對共產黨和毛主席”、“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大帽子，交由群眾批鬥。

  為了“世上隻有媽媽好”這句話，袁某被五花大綁押到“批鬥會”上，七八個“紅衛兵”在他身後圍成半圈，還有兩個人狠命按住他的頭，台上一頓拳打腳踢，台下口號此起彼伏，叫他承認自己是反對共產黨、反對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他死活不肯開口。等到全場逐漸安靜下來的時候，他平靜地說：“我自幼喪父，是我母親含辛茹苦把我養大，並送我上了大學。烏鴉尚且知道反哺，我說一句‘世上隻有媽媽好’難道就有罪嗎？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父母養育之恩都忘了，還算人麽？！……”話音未落，又是一頓劈頭蓋臉的毒打，直到袁某滿臉是血，昏死在台上。

  等袁某蘇醒過來，四周已經空無一人，——那時候，被批鬥致死事情幾乎天天發生，象袁某這樣當場昏死的更是不計其數，人們早已司空見慣、麻木不仁了。袁某慢慢爬起來，掙脫身上的繩索，找到一處水龍頭，衝洗幹淨臉上的血跡，撣幹淨身上的泥土，裝著什麽事也沒發生的樣子回了家，隻字未向其老母提及自己挨批鬥的事。後來，偶爾有朋友問到，他隻說，當時他真不敢讓母親知道他被“批鬥”了，生怕她老人家受不了出什麽事。

  其實，大家都知道做一個孝子，說一句“世上隻有媽媽好”，實在算不得什麽罪行，哪個不是娘養的呢？相反的，“百善孝為先”的傳統觀念仍然在大多數人心中根深蒂固，袁某說出了大家都想說而不敢說的真心話，很多人打心眼裏敬佩；當然，也有些人把袁某看成“怪物”，覺得他實在是幼稚得不可思議，居然不知道在政治的高壓之下如何保護自己，傻傻地去做那隻被槍打的“出頭鳥”！

  袁某是五十年代的前蘇聯留學生，在前蘇聯的列寧格勒，也就是現在的俄國聖彼得堡學習了三年，深受蘇俄文化的熏陶，說得一口流利的俄語，不僅言語之間經常流露出對蘇俄文化的欣賞與羨慕，而且還養成了諸如喝牛奶、飲紅茶的俄國生活習慣，喝牛奶、飲紅茶在當時也算是比較奢侈的了，很叫一些“勞動人民”看不慣。所以，既然“世上隻有媽媽好”這句話還打他不倒，想整他的人就給他扣上了一個“蘇修特務”的大帽子，可是，卻誰也說不出這個“蘇修特務”到底幹了哪些特務勾當，他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戴著這頂大帽子被“群眾管製”了兩年。後來，大概連管他的人也覺得管這樣一個有名無實的“蘇修特務”實在沒有多大意思，便不了了之。

  解除“群眾管製”之後的袁某，並沒有吸取教訓，依然是我行我素。隻不過，他原來就有些沉默寡言，解除“群眾管製”之後更加沉默寡言了，不過，該說的時候，他照樣毫無顧忌地說，而且說得都是真話，在那種假話、大話、謊言滿天飛的年代，尤其顯得難能可貴。

  七二年還是七三年春，一個周恩來總理接見過的日本友好代表團來到研究所訪問，提出要一束廣西特有的金茶花做為來華訪問的紀念，當時的領導對這樣一個“合情合理”的小小要求連想都沒想就答應了。不知從什麽地方得知這一消息的袁某心急如焚，連夜到一個個領導家裏拜訪，陳述絕不能將金茶花送給日本代表團的理由。做為這方麵的專家，他深知“生物組織培養技術”在當時就已經比較成熟，別說一束、就是一朵金茶花、甚至一個小小的胚芽落到日本人手裏，他們也可以培養出千萬株金茶花來，廣西特有的金茶花就會失去“中國國寶”的優勢地位。可是，領導們不懂科技，也缺乏前瞻性的國際頭腦，袁某的進言他們根本聽不進去，不相信送幾朵金茶花就能損害國家利益，執意要滿足日本代表團索要金茶花的“合理”要求，以示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反而指責袁某心懷叵測地“破壞中日友好”。結果，不到三五年的功夫，金茶花就成了日本人占據國際花卉市場的一個重要品種。真是啞巴吃黃連，中國人隻能眼睜睜地看著昔日自己的國寶為日本人大賺其錢。文革之後，這位曾經公開宣稱“世上隻有媽媽好”的知識分子，每每談及此事還恨得捶胸頓足，說這是他一生當中唯一一件追悔莫及、對不起祖國和人民的錯事，因為他當年沒能“以死相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