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67年秋季六歲時入學，比正常入學年齡早了一歲，不清楚為什麽早一年上學，當時正是文革風起雲湧之時，是不是父母急著把我塞進學校好省一點心？隻聽母親說當時去報名時被人問了一個問題：爸爸的工資多少？媽媽的工資多少？不知道為什麽問這麽個莫名其妙的問題。母親說我回答說爸爸的工資五塊錢，媽媽的工資三塊錢。那個年代學校裏毫無任何可以給一個孩子留下印象的好情好景，我隻記得我的語文書是一本薄薄的灰色封麵的書，數學書記不得了。語文第一課就是“毛主席萬歲！”沒學過拚音，以至於現在我還是不大能熟練地使用拚音，經常要試幾次才能正確。我的學校是一個國營大廠的子弟小學，我的班是17班，連同16、18班組成一個年級。教室裏擺放著三直排課桌，兩人共用同一張桌子，每個班大約四十來人。最初一年好像連班主任都沒有，是一個叫李麗紅的高年級女紅衛兵給我們上語文課，她當時是一個風雲人物，隻記得她還算和藹可親，但教了什麽沒有印象。就記得學校裏鬧哄哄的，高音喇叭總是不停，每天第一節課是“天天讀”，學毛主席語錄，跳忠字舞，學校裏有一個叫李小曼的女孩忠字舞跳得最好。當時好像連教室都不固定，不知道為什麽我記得我們曾經在一個中專的校舍裏上過課，校舍後麵有一個小山坡，上麵有三、四座墳墓，最初立有碑，說是烈士墓，後來又被塗上紅漆，說不是了，隻是武鬥中被打死的罷了。在我童年的記憶裏，為什麽沒有一點最初的小學生活的影子嗬？我不記得怎樣識字的，不記得怎樣學會加法的，隻記得在家裏查字典識那些繁體字，想盡快地讀完我那些寶貝書。
我的第一個班主任是常老師，也是我整個小學時的班主任。我們17班非常幸運，她是一個和藹慈祥的老師，對每個孩子都很公平，我們雖然年少，卻知道好歹，我們知道16班的段老師、18班的郭老師都很凶，可我們的常老師連對班上最淘氣的孩子都和氣，有時竟會被他們氣哭了，當淘氣鬼的父親被招到學校，羞愧地要處罰自己的孩子時，常老師卻堅決不許。三年級時常老師休完產假後被派給別班作班主任，我們17班所有的孩子一起跑到校長辦公室堅決要求常老師回到17班，結果我們嬴了，她一直當我們的班主任直到我們小學畢業。
那個年代，什麽都要革命都要改，三年級時要從秋季招生改為春季招生，所以多讀了一個學期，可是到六年級上中學時又恢複秋季招生，又多讀了一個學期，所以我上了十年學，但學製是九年，五年小學，四年中學。小學時期記不住學習了什麽，卻記得養豬場，記得憶苦思甜。我們每個班輪流喂養豬，從家裏帶青菜、剩飯剩菜、洗米水到學校。憶苦思甜時要聽一個苦大仇深的老人講述舊社會的苦難，然後把野菜與糠餅煮一鍋飯吃，再難吃你也必須吃下去。還記得寫作文，都是些無聊的題目，記敘文最經常，記一件好人好事呀，記憶苦思甜呀，記一次勞動呀，記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呀，等等，萬變不離其宗。我們小小年紀就學會了撒謊，寫些言不由衷的或是根本就不懂的話，為了寫作文去掃一次廁所，然後寫上：“今天我看見廁所髒了，我想打掃又嫌髒，這時我想起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 於是我就掃了。” 寫憶苦思甜呢，不光要記下來老人受過的苦，更重要的是要表明你的階級立場，要深表對地主資本家的仇恨，還要表決心堅決接好革命班，不能讓國民黨反動派反攻大陸，“讓我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唯一有點意思的是兩次郊遊，去過兩次毛主席的故鄉湘潭縣韶山，最有印象的是屋前的池塘和屋後的竹林，而且父母會給帶好吃的午餐，還有零花錢，還有坐火車，唱著“車輪飛，汽笛叫，火車向著韶山跑，穿過高山越過河，迎著霞光千萬道。陽光燦爛照車廂，車廂裏麵真熱鬧，藏族大爺彈起琴，新疆姐姐把舞跳，蒙族叔叔唱起歌，一路歌聲一路笑。韶山鬆樹青又青，湘江兩岸紅旗揚，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的教導永記牢，各族人民團結緊，祖國山河換新貌。車輪飛，汽笛叫，火車向著韶山跑，越近韶山歌越響，歡樂歌聲衝雲霄。” 唉，童年時的快樂時光實在不多，隻有這些郊遊的記敘文是我真正喜歡寫的。
文革時期孩子們受到的唯一情感教育就是階級仇恨，從小就被那些無中生有的“憶苦思甜”折磨著，可是最該進行的愛國主義教育卻隻是靠那為數不多的幾部抗日電影，這些電影是“平原遊擊隊”、“小兵張嘎”、“地道戰”、“地雷戰”。我們不知道國歌，隻知道”國際歌”，“東方紅”。我第一次知道國歌已經十四歲左右了，是在母親的日記本的扉頁上，不知道為什麽會印刷在那裏？那鏗鏘有力的曲調，慷慨激昂的歌詞，深深地震撼了我。我也從未聽說過“南京大屠殺”，更不知道國民黨也是抗日的。小學四年級時參加過株洲市少年兒童文藝匯演，我們學校有一個合唱節目，還記得這些唱詞：
女孩 （唱）爺爺爺爺呀不要賣我！咱爺孫倆個生死在一起。
男孩 （唱）可憐的孫兒呀，不是爺爺不疼你，地主閻王債呀如狼似虎利滾利！
我好像從來沒有被這些悲情劇感動過，在我心深處固執地認為這些都是假的，無聊死了，就像當時發生在我周圍的一切，因為不相信也就無從感動；隻有我從文革前的文學書籍中了解到的東西是真的，是美好的，文革前和文革中是我當時判斷事物好壞美醜的分界線，因為我自小就被這些作品所熏陶，再讀文革中的假大空的東西時，高下立見，從來都沒有被吸引過，我是寧願重讀一遍老書，也不想讀那些新書。這次匯演的唯一好處是我們這些小演員表演後會得到兩個白麵包作為夜宵，這對於我來說是難得的美食，有一段時間工廠食堂賣的饅頭都是蕎麥粉做的，難吃極了，當時不知道這是健康食品呢。
小學四年級時發生了一件大事：林彪副統帥叛國投敵、機毀人亡，記不得我有任何感想，這時候已經會寫政論文了，會巧妙地抄報紙、引用毛氏語錄和詩詞來寫批判文章。1972年春季我進入了五年級，國家在悄悄的發生變化，在周總理的主持下，教育政策有了改進，中小學校開始抓教學質量，中學恢複開設英語，大學招生考試也在小範圍內恢複了，這一年後來被批判為“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回潮”。可是這是在我記憶中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小學生活，我從我封閉的世界中走出來了，對學校生活有了興趣。我記得天天讀沒了,工宣隊也不見了，課堂紀律變好，我們必須坐得端正，老師上課進教室我們必須起立，班幹部輪流值班喊起立；課文變得有趣，革命故事代替了語錄和口號，有些故事還有印象，如紅軍過金沙江過了三天三夜，毛主席也在江邊辦公三天三夜，他的警衛員陳昌奉陪著他緊張了三天三夜....童稚的心靈不是不感動的。
我這個學習委員地位變得重要，同學會因為學習和我親近，喜歡參加我的學習小組，淘氣鬼也因為要借我的作業抄而對我友好；作文又有了描寫文，題目變得多樣，老師會讓我們看圖作文，我們可以任意發揮，我最喜歡寫，一篇又一篇地被老師選作範文。
開始看沒頭沒尾的很舊很厚的革命小說，因為是文革前發表的，我就相信，就容易被感動。也是在這一年有本書催生了我第一次的少女情懷，突然發現愛情的美好。不知道這本書的名字，隻記得男孩叫秉雄，女孩叫雲英，當然又是一個悲慘的故事，因為貧困，女孩落入虎口，男孩逃離家鄉參加了革命。在這一過程中，男孩對女孩的憐惜、保護和思念，他為她流血，為她奮不顧身，深深打動了我，初次領悟到原來男女之間的愛情可以如此美好，記得有種突然成長、懂事的感覺，從此就喜歡讀有關愛情的描述，後來讀《青春之歌》時，讓我眼淚紛飛的就是林道靜與盧嘉川之間的婉約而從未得以表白的愛情，林道靜那首懷念盧嘉川的詩我背得滾瓜爛熟而且為之唏噓不已，革命本身倒不怎麽吸引人了。《林海雪原》《朝陽花》（賀龍紅二方麵軍長征中的兒童的故事）《晉陽秋》（抗日戰爭初期山西省犧盟會的故事）等書都是這一時期愛讀的，可是把它們借到手費了不少力。母親是不允許把家裏的任何書外借的，這是一條嚴格的規定，所以我沒有可以與人交換的書，好像是以教女同學織毛衣換來的，有兩種花樣很難織，是“阿爾巴尼亞針”和“鳳尾針”，我會織，所以可以用來換書讀。母親對我讀這些沒頭沒尾又髒兮兮的書很有意見，嫌耽誤了我織毛衣，而且會把毛線弄髒，我隻好趁她上班時讀，或者邊織邊讀，有些提心吊膽，怕惹她生氣。
我們市裏在這一年裏舉辦了全市中小學語文、數學的統一考試，16班考得最好，有12人及格，我們17班中等，7人及格，18班最差，隻有4人及格。我當然是這七人之一，我第一次知道學習的重要性而且深為自己能考及格自豪。妹妹應該是上三年級，她的穿白大褂作科學家的夢想應該是這個時期萌芽的。姐姐在這一年進入中學，我還記得她發下來一套非常像模像樣的教科書，每一本都很厚，尤其是物理化學書，那可是在幾年後我的高考中立了大功的，而且竟然有英語書！母親非常高興，張羅著讓姐姐包好書，還興致很高地教我們讀英文26個字母，我很快就背出來了，母親大為驚訝，誇獎了幾句話。可惜這一切不過是曇花一現，短短一年而已。當我進入中學時的1973年，中國又不平靜了，“白卷英雄”張鐵生、“反潮流小將”黃帥把剛剛納入正軌的學校生活又攪了個底朝天，因為河南一個學生寫了這麽幾句話：“我是中國人，何必學英語，不會ABC, 也能接好革命班。”我們的英語課就停了。後來著名的歌唱家李穀一當時演了一部湖南湘劇“園丁之歌”，因為歌頌教師也無端遭到批判，老師們的尊嚴被完全掃地。我當時剛剛經過小學最後一年的火熱學習，對學習產生了極大的興趣，進入中學真是被潑了一盆冷水，心都涼了。從學習張鐵生中了解到當時國家有意讓一部分中學生通過考試直接上大學，這也是我夢寐以求的，這下全泡湯了，心中的失望無以言表，這種失望的情緒逐年增強，到高中最後一年已是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