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狂飆在神州拔地卷起，破四舊的濁浪滾滾襲來。紅衛兵小將們先是在街上剪瘦褲腿兒，剃陰陽頭，很快的就開始抄家了。父親已經死了，單位裏的紅衛兵卻還是來抄家。祖父房裏成箱的線裝書，首先被定性為四舊；父母留學美國時帶回來的洋裝書，當然更是崇洋媚外的罪證，統統被丟到後院，架起來燒毀。熊熊的火光衝天而起，驚動了隔壁工廠裏的師傅，他們隔著籬笆對小將們說，不能再燒了，這樣不安全，會釀成火災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師傅們的話不敢不聽，小將們總算罷手，把燒剩的書統統丟進汽車間，貼上封條。然後將家裏的紅木家具、首飾細軟裝上車，呼嘯而去。
第二天，我們被掃地出門，搬到隔壁的房子去，家裏這幢樓房便空了出來。當時毛澤東正在興頭上，拚命發動紅衛兵為他造聲勢，於是毛澤東思想宣傳小分隊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我家的空樓房正好成為據點，一支小分隊便進駐了進去。小將們白天在街上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晚上便到資本家的樓房裏來歇息。這一日，他們帶著革命的激情回來，忙了一天，不免覺得肚裏空空，有人提議去吃宵夜（上海話稱作“夜點心”）。小將們都隻有十五、六歲，雖然革命激情滿懷，口袋卻是癟的，碰到民生問題，還得去找錢。忽然有腦子靈活的建議，汽車間大門貼著封條，裏麵一定是資本家的金銀珠寶和錢財，不就是錢嗎？當時的紅衛兵有禦賜的生殺之權，怕過誰來？於是一撥紅衛兵撕開另一撥紅衛兵貼的封條，十幾位饑腸轆轆的孩子們用力打開了汽車間的大門。夜色朦朧，偌大的汽車間裏沒有任何金銀財寶，隻見地上堆著線裝書，空氣中還彌漫著灰燼的焦煙味。小將們失望之餘，隻好聊勝於無，弄來一輛板車（上海叫“黃魚車”），把所有的書籍一批一批拉到廢品回收站，一分錢一斤的價格，賣了七十五元人民幣。廢品回收站隔壁是一家餛飩店，大家坐進去大快朵頤。吃飽喝足，心滿意足地唱著紅歌，回到資本家的樓房裏睡覺。有了革命的本錢，明天又可以精神抖擻地為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而戰鬥了。
第二天早晨，鄰居偷偷地來通風報信：“你們家汽車間昨天被紅衛兵小將們打開了！”母親和我大驚失色，這是父親單位的紅衛兵貼的封條，如果他們怪罪下來，說我們擅自撕開封條，這便如何是好！我趕緊走去隔壁，隻見汽車間大門敞開，裏麵空空如也，隻有一個角落裏還堆著一摞線裝書，大概是天黑，小將們沒有注意，遺漏了。
過了兩個星期，這一支毛澤東思想宣傳小分隊不見了。去哪裏，是找到更好的據點，還是解散了，一概不知。我又偷偷走去隔壁，見那一摞書還在，便悄悄地捧回家去，劫後餘燼，隻能做一點念想了。
我的曾叔祖父有一個藏書樓，他的收藏中有很多家譜，是研究曆史的珍貴材料。曾叔祖父和他的幾個也喜歡藏書的老朋友覺得書是應該讓人看的，與其藏在家裏，不如開放給社會。於是一位老朋友將自己的一幢小樓捐出來，其他人則將自己的藏書捐出來，成立了一個合眾圖書館（合眾人之力的意思），希望對提高社會大眾的文化有一些幫助。解放後，合眾圖書館並入上海圖書館，稱為上海圖書館長樂路書庫。幾位捐書人聘請了當時有名的古籍版本目錄專家顧廷龍先生主持整理各家的捐贈。我祖父當時也幫忙整理曾叔祖父的贈書。曾叔祖父為了酬謝祖父的辛勞，讓祖父挑選一部分自己喜歡的書留下。這些書後來便為紅衛兵小將們繼續革命籌集了一筆資金。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顧廷龍先生出任上海圖書館館長。有一次我去請益，顧先生還特意問起“你祖父的那批書文革中怎麽樣了？”我告知原委，顧先生長歎一聲，便不再言語。我問道：“廢品回收站的書籍都送到造紙廠去化作紙漿，當時上海圖書館有沒有派人在紙漿爐旁搶救一些回來呢？”顧先生連連搖頭，說：“不可能，不可能。當時上圖是自顧不暇。”於是兩個人都默然。
那一摞劫後餘燼的古籍，我出國的時候送給了一位同班同學。其中有一部元版的《韓昌黎集》，算是比較珍貴的，可惜四帙缺一，另一帙化作了小餛飩。我記著曾叔祖父的理念，書與其藏在家裏，不如開放給社會。物盡其用，方見其價值，不必歸於己。曾叔祖父藏書中最珍貴的一批家譜，現在收藏在上海圖書館，向大眾開放，念及於此，心裏還是很安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