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 卞仲耘去世第二天，王晶垚用幾個月的工資買了一部昂貴的照相機，給妻子拍了許多照片。很少有“文革”受難者，能像卞仲耘這樣留下如此之多的影像記錄。圖為兩個女兒痛哭離世的母親。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保存到相冊] |
1
|
| 王晶垚從未通過法律追究那些打人的女學生，“她們都是被唆使的”，卻對宋彬彬的責任有明晰的判斷：“她沒有參與打人，但她是一夥兒的。”但打死校長的究竟是哪些人？至今，了解情況的人總是三緘其口，都怕捅破那層窗戶紙。 （賀延光/圖） [保存到相冊] |
妻子卞仲耘沒有活過她的大部分學生，這一任務看來注定要由他來完成。
這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93歲了，儀容依然十分整潔。一件紅色的唐裝棉衣總是係緊每一個扣子，白發攏得整整齊齊。背駝了，耳朵也有點背，但精神好得仍然讓人吃驚，滿麵紅光，反應也十分敏捷。
“為什麽當年你不要求追究那些毆打卞校長的女學生？”
“因為她們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你如何評價自己的一生？”
“我過得不怎麽樣，但這一生沒有白活。為什麽？因為，我沒有忘記那些本來可以淡忘的曆史。”
1966年8月5日晚間，王晶垚得到噩耗，趕到醫院，看到的是妻子卞仲耘血跡斑斑的屍體。第二天，他用幾個月的工資買了一部昂貴的照相機，給妻 子照了許多張照片。在接下來的每一個步驟，清洗、換衣、火化、殯葬……皆有照片記錄。之前女學生們上門鬧事，貼在家門口的標語、大字報，全部被他攝入鏡 頭。全中國的“文革”受難者，像卞仲耘這樣留下如此之多的影像記錄者，屈指可數。
2006年，紀錄片導演胡傑拍了一部以卞仲耘之死為主題的紀錄片，《我雖死去》，這些珍貴的曆史記錄都派上了用場。片中，王晶垚和卞仲耘的大女兒王學回憶：那一天，父親“痛不欲生，抱頭趴在涼席上，席子被啃爛了一大塊”。
“壞人，壞人！”這是他掛在嘴邊的常用詞。當然，是用在特定群體的身上。劉進是“罪魁禍首”，袁愛俊“壞透了”，葉維麗是“壞的典型”。“說這些人悔改，還為時過早。她們這輩子會不會悔改，還要觀察。”
他分得清宋彬彬的責任。“她沒有參與打人，但她是一夥兒的。”
王晶垚把家裏當成妻子的紀念館。書房高大的玻璃門書架上，擺著一張卞仲耘的像。多少年了，她一直在那裏微笑著，注視著丈夫。他晚上就睡在那張床上，同樣在她的目光下。
那張床當年曾擺放過她的血衣。每件血衣，他都好好收藏著，幾十年從來沒沾過水，當年血痕猶在。
不予起訴
在2006年去拜訪他之前，劉進和王晶垚一共見過三次。
第一次是“八五”當天晚上，在搶救卞仲耘的醫院裏。劉進記得王晶垚的嚎啕大哭。第二次是1978年，在卞仲耘的追悼會上，她忘不掉他痛苦和堅定 的眼神。第三次是1996年，在紀念北師大女附中時任副校長、卞仲耘的副手胡誌濤—她們同是“八五”那天的難友—去世一周年的座談會上，王晶垚做了言辭激 烈的長篇發言，關於“八五”。“我感覺他一直活在那一天。”劉進評價。
這種意誌無疑來自未酬的欲望，一個老人複仇的欲望。
王晶垚至今保留著“組織上”對卞仲耘之死的兩份鑒定材料：1969年12月4日，首都工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毛澤東 思想宣傳隊”作出的《對卞仲耘的審查結論》：“卞仲耘擔任幹部以來忠實地執行了修正主義建黨路線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係犯錯誤的革命幹部。1966年8月 5日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而死。”
1978年6月3日，中共西城區委發出一紙近千字的《關於卞仲耘同誌的昭雪決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卞仲耘同誌立場堅定，敵我 分明。對黨和群眾始終堅持正確態度，表現了自我犧牲精神。對別有用心分子的破壞活動，及時進行了揭發和鬥爭，堅貞不屈。由於林彪、‘四人幫’顛倒敵我，縱 容、支持壞人，瘋狂摧殘黨的老幹部，卞仲耘同誌橫遭誣陷迫害、非刑毒打，不幸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壯烈犧牲。”
之後，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卞仲耘舉行了追悼會，她的骨灰被安放在革命烈士紀念堂。給了400元補償。“文革”的百萬死難者，有卞仲耘這種待遇的人不多。
妻子之死被歸結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林彪、“四人幫”，王晶垚不滿意。
從1978年到1989年，他連續告了12年。
狀告的對象是一個名叫袁淑娥的女人。1979年11月27日，她被北京市西城區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八個月後因病取保。王晶垚把她視為害死卞仲耘的首要凶手。
袁淑娥是女附中一位教師的前妻。離婚後，她要求作為學校負責人的卞仲耘每月從她前夫的工資裏扣除一部分交給她，被拒絕，就此生恨，連續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裏寫信誣告卞仲耘。
1966年6月21日，正當卞仲耘被團中央下派的工作組召開全校師生大會批鬥時，她帶著老人、孩子衝上台連哭帶喊，掏出一張剪裁的照片，指責卞 仲耘有“生活問題”，破壞了她的家庭。學生們的情緒被點燃，衝上來毆打卞仲耘，工作組根本控製不住局勢。這次毆打，是“八五”的預演。
“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機，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已構成誹謗罪。”西城區檢察院1981年的一份法律文書稱。
這份法律文書，卻是一份《不起訴決定書》。“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條第二項之規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為，已過追訴時效期限，故決定不予起訴。”
“我又在1983、1985、1987年先後向西城區委、北京市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同誌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楊易辰同誌提出申 訴。胡啟立同誌曾批示市委進行複查。楊易辰同誌也曾表示甚為憤慨。”王晶垚最後的努力是：1989年，他請求全國第一位律師出身的人大代表王工在七屆全國 人大二次會議上提出第3433號建議，重審此案。
當年年底，最高檢察院回複：“袁淑娥1964年—1966年5月期間向有關方麵控告卞仲耘同誌的內容，不是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訴的犯罪事實的問題，不具備《刑法》第138條規定的誣告、陷害罪的構成要件……不符合中央關於處理文革期間遺留問題的政策規定精神。”
實際上，王晶垚已經先進行了一次“宜粗不宜細”的選擇。
他隻起訴了袁淑娥一人，而沒有同時起訴另外兩名誣陷卞仲耘“假黨員、真右派”、“要搞‘兵變"，導致學生在批鬥會上情緒激動毆打她的女附中同事。“他們也是被蒙蔽的”。
同時，他從來沒有要求追究那些揪鬥、毆打、虐待卞仲耘，直接導致她死亡的女學生。
凶手到底是誰？
到底誰是毆打卞仲耘的凶手？誰發起了那次致她死亡的揪鬥？
暴行發生在光天化日下，有眾多目擊者。要弄清這個問題，人證無疑是不缺乏的。
然而，劉進牽頭的調查進行了八年，總訪談人數達到上百人，卻沒有在調查報告裏揭示這個答案。
於是，道歉陷入了這樣一個怪圈：她們越道歉，越像在為自己“洗白”。越是大聲呼籲勿忘校長之死，越得不到“苦主”的諒解。
用一位“文革”研究者的話講，這是她們與王晶垚關係的一個死結：你總說你不是凶手，那凶手到底是誰？
早在1967年，女附中前任學生會主席王南芬就對“八五”進行過調查。她同樣沒有公布那些學生的姓名，但結論與劉進是一致的：高一（3）班發起了這次揪鬥，高一和初二的一些學生在毆打卞仲耘時表現突出。
這一信息的流出首先在幾個人內部引起一陣爭吵。劉進不同意公布，想要“等她們自己站出來”；但馮敬蘭和葉維麗強烈堅持，起碼要有最低限度的公布。“我們必須對她們有譴責。不能黑鍋宋彬彬背上，你們就可以躲在生活裏，好好過自己的日子，那不行。”馮敬蘭說。
最早描寫揪鬥發生場麵的，是王友琴那篇寫於1988年的《女性的野蠻》：“……一天（1966年8月5日）下午，這一派的一些同學在教室裏開會，‘我們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走，打黑幫去！’”王友琴正是高一（3）班的學生。
劉進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她訪談的另外幾位該班學生都證實了這一場景。
校長死的當天夜裏，劉進和宋彬彬去找北京市委匯報此事。在第二天北京市委的《每日快報》中記載了她們匯報的內容：“8月5日下午，高一三班和其 他班一些幹部子弟，鬥爭黨組織書記卞仲耘等5名有問題的領導幹部，5人被學生毆打，有的學生還用纏鐵絲的木棒打，卞仲耘受傷較重，送醫院搶救無效已死。”
高一（3）班是個很普通的班。它並不是一個處於學校權力核心的班級，沒有任何一人進入劉進擔任主席的“學生代表會”。可就是這樣一個班級，那一天卻成為暴行的發動機。
“分崩離析”，原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如此形容這個班的同學關係。她也是這個班的學生，“八五”那天沒在學校。第二天她回來，發現班裏的氣氛出奇地冷漠。
楊團在女附中就讀6年，換過兩次班級，感情很深。多年來，她參加過多次返校日一類的校友活動。別的班級來的人都很多，唯獨高一（3）班從來見不到幾個人。畢業之後，這個班級沒有辦過任何方式的校友聚會活動。大家就此各奔東西。
一個相關數據是：在實驗中學的校友錄網頁上，高一（3）班56人，隻有包括楊團在內的5個人登錄過班級校友錄。而劉進宋彬彬所在的高三（3）班42人全部登錄過。
“八五”當天，一起遭受毆打的還有副校長胡誌濤等另外四位校領導。胡誌濤稱之為“群眾運動的偏差”。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會上，胡誌濤的 女兒受邀到場。她在接受劉進訪談時回憶：自己多次問過母親，為什麽不要求追究那些學生的責任？母親回答：學生們畢竟還是孩子。“文革”這麽大的事，組織上 要負責任。
胡誌濤的兒子回憶，1980年代初期，追查文革“三種人”時，公安局曾經找到胡誌濤調查。胡誌濤問：你們能保證追究到我說的每一個人嗎？如果不能保證，我就不說。
“他對我說，實際上公安局已經鎖定了具體人。但他母親擔心如果追究起來會有替罪羊頂罪。” 2005年與劉自立一起調查“八五”的徐曉對南周記者回憶。她當時對此話的理解是，“文革”以後，有些學生的父親已經身居高位了。這時候，如果追究責任， 就很容易抓兩個平民出身的子弟當替罪羊。
“我總說：女附中最大的失敗，就是居然沒有一個人說出打死校長的那些人是誰。”王冀豫評論。他妻子也畢業於女中。一提到卞仲耘，他就變得激憤起來。
胡誌濤的兒子悲憤地問王冀豫：為什麽我媽媽到死都不說出那些打她的學生是誰？他說：“因為你媽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誰有權力公布凶手的姓名？這是一個糾結的問題。
“你不是公權力，僅僅是一次民間調查，可信度有多大？”李紅雲從她本人的專業角度評價，“更何況，你的調查能做到公正客觀嗎？這應該是司法機關來調查的事。劉進作為當事人，都應該回避調查。可她卻成了調查的發起者。”
“參與打死校長的到底是哪些人？現在事實其實是基本清楚的。何況當時並不是隻有個別人在現場，但誰都不願捅破這層窗戶紙。”曆史學者米鶴都對南 方周末記者分析，“第一可能是怕得罪人；第二主要當事人當年尚未成年，公布是否合適，史學研究中沒有定論；第三，誰有權利來公布這個名單？是不是要等這些 人自己站出來？女附中的調查團隊意見也不統一。”
於是，那些動手施暴的少女們，隻能以匿名的形象，在女附中的校友們中間口口相傳。
一個動手毆打校長的女孩子長得很漂亮，像《苦菜花》裏的趙星梅；幾年後她也成了批鬥對象，精神崩潰，瘋了。另一個人的知名度更高，因為她的腿有 殘疾，“文革”前就是女附中“身殘誌堅”的典型。很多人都認識她，也記得她在“八五”那天去木工房取毆打卞仲耘的棍子，拿著棍子一拐一拐跑出來的模樣。
一個女孩按著卞仲耘的頭，逼她喝涮拖布的髒水。後來校友們為卞仲耘塑像時，她也捐了款。一個參與毆打的女孩是一位副部長的女兒，她母親在“文 革”中自殺。她還寫大字報批判母親“畏罪自殺”。幾十年後她從美國回來參加同學會，提到母親，淚流滿麵。但一提到“八五”就變得特別無辜：我打過校領導？ 你看，我這樣的人能幹出那種事嗎？
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在那一天
印紅標對“八五”最初的記憶是：那天，他正在一家劇場裏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標語，出來發現自行車的車胎被曬爆了。
“那天特別熱，也就一個小時。”他想不到，日後自己會當上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教授，國內知名的“文革”研究者。對“八五”和“八一八”，他是原始數據的發掘者。
1993年，他在北京市檔案館發現了一疊檔案，被放在禁止瀏覽的“文革”檔案之外，心頭狂喜，摘抄了一個星期。目前海內外“文革”研究者普遍使用的一個數據：1966年8、9兩個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的數字，就是從這裏來的。
這1772人絕大多數在農村。卞仲耘那樣的教育工作者是極少數。“八五”當天被打死的除了她，還有北京市工業學校的一位會計。大規模殺人是8月 19日之後的“破四舊”運動中，紅衛兵要這些“黑五類”交出“變天賬、電台、武器”時，產生的群毆殺人行為。《人民日報》等媒體起了巨大的號召和鼓勵作 用。
另一些數字表明了殺戮的發展過程。“八一八”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紅袖章後，並未馬上出現暴力殺人的高峰期。從8月26日，死亡人數開始快速攀 升，由每天十幾人上升至六十餘人。8月28日，海澱區一天打死和自殺68人，朝陽區的數字是近70人。從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市大興縣有組織地殺死 “五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38天。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公安係統會議上公開講：“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 我們根本不管。”直到9月上旬，中共中央連續發文、派人製止，死亡人數才有所下降。
殺人高峰出現的緣由，無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欖杆市事件”。
欖杆市位於北京市崇文區。那一天，這條街上一個名叫李文波的老人用刀砍傷了毆打、侮辱他和老伴的女紅衛兵，當即被活活打死。此事被看做“階級報複”，引發了大規模的殺人行為。紅衛兵稱之為“欖杆市前灑碧血”。
1990年代，印紅標訪問了這一事件中的當事人——當年被砍傷的女紅衛兵，以及把她送往醫院的當地一個老太太。她吞吞吐吐的，僅僅承認有此事。“我們隻是拿棍子捅捅他們……”因為她被砍傷，那一條街的“黑五類”基本都被殺光。這一輩子，她內心的黑暗與負擔可想而知。
“八五是一個很殘酷的過程，每一個步驟都比前一個加深一步。”印紅標分析：那天晚間，卞仲耘被送到醫院急救，醫院一看是“黑幫”，遲遲不予搶 救。如果搶救及時，或許還有希望。這樣的“如果”很多：如果劉進、宋彬彬能堅決製止揪鬥時的毆打，如果工作組6月份召開批鬥會時能控製好場麵，不出現“偏 差”；如果……“她都不會死”。
“批鬥會跟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也有關係，實際可以追溯到民間的宗族私刑。”楊團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少女們的暴力基因，與她們受到的教育也有直接關係。
到1960年代中期，從學校教育，到社會風氣，提倡的都是“對待同誌要像春天一般溫暖，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般殘酷無情”。
甚至被毆打、被侮辱、被殺死的教育工作者們，本身也是這種教育的一部分。卞仲耘常對學生們使用的稱呼是“你們是直接接班人”。在羅治1966年 5月12日的日記裏，記載了她在全校做的《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卞校長指出，這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關係著我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我 們黨當前第一大事，每一個人都要積極、主動、自覺地參加這場革命，捍衛黨中央、毛主席。這場鬥爭是看每個人是不是突出政治的試金石。她還對運動的要求、方 法和學習文件做了具體說明。”
像羅治的筆記這樣，保存幾十年的曆史檔案是極少數，大部分記憶都埋藏在當事者的大腦中，被逐漸淡忘。何況很多人的記憶都有意無意地選擇了遺忘。
一名省委書記的女兒當年是最積極批鬥王本中的學生。她在窩頭裏摻上砂子，上麵插上一麵小白旗給他吃。幾十年後，她說自己“完全記不起那些事了”。
結束近40年的“文革”，仍然製造著社會撕裂。哪怕僅僅是一個態度問題。一部分校友主張“‘文革’都過去了，不要再追究了”。此言一出，楊團一律與之劃清界限，敬而遠之。為卞仲耘銅像募捐時，她連找了七八個同一年級的校友，沒有一個捐款。
不少受難者本身也選擇了遺忘。1980年代，原女附中教師劉秀瑩參加過北京市委組織的命案調查，調查到一多半，忽然“上頭”來了命令，讓把所有的案卷都封好上交。
她從案卷中看到一個細節：二龍路中學女教師張放在“文革”中被打死，調查組給了她的女兒一份案卷。女兒卻把案卷燒了。因為她還有一個弟弟已經成年，怕弟弟看到案卷中慘不忍睹的記載，去為母親複仇。那樣，難免負起刑事責任。
畢竟，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王晶垚一樣，“活在那一天”。
“如果有一天，你又見到了卞校長，會對她說什麽？”在采訪的最後，南方周末記者問他。
老人反應極快，一字一句：“我，沒有忘記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