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一些小道消息傳到了成都。譬如說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的女紅衛兵叫宋要武，這名字是毛主席給改的。她原來叫宋彬彬，是文質彬彬的彬，毛主席說要武嘛，就改成了宋要武。
芸芸眾生，就是特別喜歡聽傳聞，也不管是真是假，隻要是在報上讀不到的廣播裏聽不到的小道消息，大家就稀奇就愛聽，還不停地口耳相傳。不過大多數同學們都以為，這種接見是各地安排的人去，誰也不敢擅自行動：無組織無紀律地離開學校，能行嗎？到北京去誰認你？許多同學都沒有這個膽，大家都還在觀望，再說，也沒那麽多錢嘛。
夏天時間長，每天吃過晚飯，隻要不是下雨，學生們老師們都愛步出校門，出外散散步。一來消消暑氣，二來發散發散一天下來留在身心的悶氣和壓力。
這一天傍晚，吃過晚飯，我照往常一樣，獨自漫步出來，恰好在校門口碰見了鵑從校外回來。一看見我，鵑立刻笑跑著趕緊迎過來告訴我：可以憑學生證到火車站拿票去北京。
我不敢相信地問她：“真的？”
“向毛主席保證！我還去車站看了，是真的。” 鵑有些急了地發誓道，“我還聽人說，這叫啥？叫串聯。”
我一聽，馬上就推著鵑轉過身去，汗流浹背地跑跑走走，從南到北穿城而過，來到了火車北站售票處。
二.
北門火車站是成都的主客運中心站，開往全國以及全省各地的絕大部分火車都是從這裏發出，當然也是這些火車的終點站。由於沒有放暑假，學生都被關在學校裏，大專院校及中專又停了招生，火車也就沒有了夏運的高潮，直達北京的售票窗口前隻排了稀稀疏疏的幾個人。
北門火車站是省城主客運中心站，開往全國各地的絕大部分火車都是從這裏發運，當然也是這些火車的終點站。由於沒有放暑假，學生都被關在學校裏，大專院校及中專又停了招生，火車也就沒有了夏運的高潮，直達北京的售票窗口前隻排了稀稀疏疏的幾個人。
鵑和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不敢去排隊。歇了一會兒，我對鵑說：“我們去前邊售票口看看。”
於是我們來到售票窗口前，站在隊列右邊齊胸高的鐵欄杆旁。
我們先是觀察了一下隊列，我側身偏頭在鵑的耳邊低語道：“第三個是男生，看他咋個買票。”
那學生模樣的男孩子來到了窗口前。我們看他有些怯怯地把捏在手心裏的一個小本子遞了進去，卻看不太清他是否在本子裏夾著錢，也一起遞進去的。
很快，賣票的將一張票往一台打卡機上一劃，便有了日期車次，然後往小本子裏一夾，放到了窗口前。
這一次，我們倆都看清了，那小本子上有學生證三個字，而且，一分錢零錢也沒找。我趕緊跑到隊列後麵，然後迎著那走出隊列的男生問道：“隻用學生證不花錢也能拿到票？”
那男生盯了我一眼，臉有些紅地剛嗯唔了一聲，突然舉起那夾著票的學生證，興奮地蹦跳著對正朝他跑來的另外一個男生喊道：“拿到了！拿到了!”
果然是隻用學生證拿的票。我拉起剛跑過來的鵑馬上就站到了隊列後麵。
三.
隊列鬆鬆的，一會兒就快到窗口了，本來站在我前麵的鵑膽怯地把我推到了前麵去。我也還是害怕，但我莫得推了。我知道，我再推，這事就黃了。我隻好強作鎮定，畏畏縮縮地把學生證放在窗口前，怯生生地說道：“要一張去北京的火車票。”
同時，我也作好準備，隻要賣票的問自己要錢，我馬上抓起學生證就往回跑。
售票員沒有回答我，微底著頭，職業性的問：“哪天的？”
“就今晚。”我木了一下，才反映過來，趕緊回答，生怕換一個時間就不行了一樣。
售票員將一張火車票往打卡機上卡擦一劃，打上時間，然後貼上一張坐票簽，夾進翻在麵前的學生證裏，遞還給我。接著喊：“下一個！”
下一個是鵑，有了我在前麵做了樣板，她毫不遲疑地趕緊把學生證遞了進去，也拿到了當晚去北京的火車票。這一下，高興得我倆完全忘了來時的累，又蹦跳著從北門火車站回到靠近南門火車站的學校裏。
一回到學校，我們趕緊收拾行李，恰好跟我同寢室的同學蓉在寢室裏，一聽便提出來也要去，我自然是毫不猶豫地回道：“走吧！搞快點兒，還拿得到票。”
四.
這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底，離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隻有十來天的時間，學生串聯才剛剛開始，坐火車串聯的學生還很少。火車上的乘務員都倍覺新鮮，對我們特別的照顧。火車剛一離站，就有乘務員過來把我們三人從硬座車廂帶到了硬臥車廂，讓我們享受硬臥的待遇，這一下，高興得我們又叫又跳。
串聯的同學們坐在一起，互相交換著各自僅有的消息，興奮的談論著當前的革命形式。
開飯了，列車員推著滿滿的一車盒飯免費供應給學生們。大家友好地互相傳遞著，互相尋問著，彼此照顧著，……。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吃過飯，車廂裏有誰開始唱了起來。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立刻，全車廂都附和著唱。
“共產黨，她辛勞為民族，
“共產黨，她一心救中國。……”
坐著不要錢的車，吃完不要錢的飯，認識不認識的人都互相關心、互相照顧，又齊聲唱著革命歌曲，大家真有到了共產主義的感覺。
坐在我們對麵的是一個高大瀟灑、談吐不俗，也是從成都出發的男生。他是孤身一人，說話總給人一種與年齡不相稱的謹慎，歡樂的笑聲裏好像潛藏得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眼睛似乎也隨時在搜尋警惕著周圍。他始終也不肯告訴我們他是哪一個學校的，他的名字。他也決不打聽別人的名字和情況。
五.
“過黃河了！看啦，這是黃河！” 這消息又在車廂裏引起了興奮的高潮。我們都沒出過川也從沒見過黃河，不由得一起開心地大笑起來，指點著車窗外大聲說：“看，黃河，我們的腳下是黃河！好寬咯！”
“啊，黃河！” 有人站了起來，揮舞著雙手，揚著下巴，半閉著雙眼，詩興大發地縱聲朗誦道，“我的母親河，中華民族的搖籃！”
“啊，黃河！” 立刻又有人從另一邊站了起來，高聲應和道，“我的母親河，你是幾千年文明的見證！”
“啊，黃河！”第三個人站到了座位上，更洪亮的朗誦道，“我的母親河，您還是那樣黃湯滾滾，我們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教導，把你治清！”
……
“好！說得好！” 車廂裏一片歡騰，一片笑語，大家都鼓起巴巴掌來，大聲讚揚，完全是一付親密無間、誌同道合的戰友樣子。接著便有人唱起來：
“風在吼，馬在叫，……”
整個車廂都在同聲附和：“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
歌聲裏沒有當年那種驅除韃虜的同仇敵愾，卻有著誰也說不清的年青人的慷慨激昂。火車在歌聲中駛過了黃河，繼續向前，向北京開去。
六.
火車快到鄭州車站時，車廂裏起了一陣騷動。
“鄭州是北京的門戶，到了鄭州，離北京就不遠了。”有人大聲的炫耀著地理知識。
突然，後麵車廂裏響起了淒曆的尖叫聲和皮帶抽人的劈啪聲。好像電影裏的畫麵定住了格，所有的人都僵在那裏。緊接著，車廂裏起了一陣更大的騷動。
“抓住了一個‘黑五類’子女。”人們在竊竊私語，這突如其來的巨變把人從共產主義的幻覺中又帶回到現實中來。
許多想看過究竟的人在往後麵車廂湧。文革初期，地富反壞右，也就是地主富農反動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被定為黑五類，這些人的子女，就是黑五類子女。
“凡是‘黑五類’狗崽子，一律在鄭州下車，返回原地，不許進京！北京不歡迎你們！”有人命令式地吼叫著。
我強作鎮靜的坐在靠窗的位子上，靜等事態的變化，不敢去看那打人的場麵。突然，我想起了他，那個坐在對麵的瀟灑的男生！他已經沒有在對麵的座位上了。我站起來，掃視著整個車廂，卻看不見那個男生的身影。他消失了，趁混亂的當口。
這時候，有人在拉我的衣袖，我回過頭來，看見了卷縮成一團的蓉。她臉色蒼白，結結巴巴地對我說：“我頭···頭疼得···得曆害，我準備前麵就···就下車回去。”她的牙齒上下打著磕。
七.
我把詢問的眼光掃向一旁的鵑。鵑的牙齒有點暴，昏暗中我也弄不清她是在笑，還是習慣性的露著牙。至少我可以看出來她的麵色帶著得意，她仿佛在向我表示：我不會主動去告發誰，但是如果有人問到我，我也不能向毛主席撒謊呀。
我不敢再看蓉，無助地把頭轉向了窗外。當我再轉回頭來時，蓉已經不見了。
蓉是個個子矮矮，身材橫橫，眼睛小小，卻愛叮叮呤呤開心笑的女孩兒。我曾經去過她們家。她家住著兩大間鋪板房，又高大又拽實。房柱鋪板，還有做牆的裙板，都是用桐油浸得黃桑桑的，又厚又笨重，一看就是好木料。房瓦也青藍青藍地閃著光。而且房子的位置就在最繁華的商業街背後，這一切全都在張顯著主人的殷實富足。
文革了，我才聽說她們家解放前是開鋪子做生意的，生意還做得很紅火。解放時，因為她姐參加了土改，全家人又都很會做人，沒跟人結下啥子怨，鋪麵也做得不大，賺的錢要麽吃喝玩耍要麽接濟捐助，花了不少，也沒置買啥子多餘的房產地契，劃成份時便給她家劃輕了，劃成了小業主，其實她家該劃成民族資本家。具說她家的金條都有好多，隻是窖了起來，誰也找不到。
蓉明白自己家庭出身不好，從來在學校裏就很知情識趣，膽子又小，在班上做什麽都隻求一個中字；成績中等，政治表現中等。凡事隻要一扯上成份，她就趕緊退縮，隻求明哲保身，從不多嘴多舌。
我沒有在車廂裏找蓉，也沒有想過去勸勸她留下，也許能混過去咧。那時候的人心思太單純。我隻是難過地底下了頭，心裏有說不出的沉重。
八.
也就在這時候，一群不怕事的男生們團在了一起，向那群打人的人責問道：“你們用什麽能證明你們的出身就一定是紅五類咧？就憑嘴說？！誰相信！”
“誰敢不相信老子的成份是紅五類？說，誰敢？看我不……。”為首是一個五大三粗的大個子，剪著小平頭，穿著一身沒有帽徽領章的黃軍裝，腰上的銅頭寬皮帶已經取了下來，捏在手裏。一聽有人這樣說，他滿麵是不肖的高傲，暴怒地吼著又舉起了手中的皮帶。立刻，幾個男生圍上去，抱的抱身子，扯的扯手杆，讓他動彈不得，還有幾個人扯住了他的皮帶，繳了下來。湊不上去的人就在一邊七嘴八舌地亂喊：
“先報報，你是什麽成份？”
“你說是紅五類，證據咧？證據在那裏？拿證據來。”
“他是色曆內荏，他心虛才用這個法子來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說不定他的成份就有問題。”
車廂的過道本來就窄，這一下，更是擠成一團，前推後拉的，誰也不讓誰。
“說這話的站出來，看我不抽斷他的筋！”頂著小平頭的大個子樣子看去很滑稽，有點上小下大，再配上肥厚的嘴唇，現在又大張著血盆似的嘴在吼，更顯得下麵大得吞人似的可怕，“我爹爹是老紅軍，走過二萬五！”
他說爹爹時發的是嗲嗲，旁邊人叢裏就有不睬禍事的人細聲細氣地學他道：“我——嗲——嗲——是老紅軍，走過二萬五。”人叢裏立刻暴發出一陣哄笑。笑聲鼓勵了那學舌的人，學舌的人更得意了，躲在人群裏說道，“走過二萬五又怎麽樣？大大小小的運動這麽多，說不定早就犯錯誤被拉下來了咧！”
大個子一聽這話，氣焰頓時有些收斂，神色也一暗。說話的人更得意了，一個單單薄薄、臉色白中透青卻精精神神很成熟的小個子大男生，立即從人群中好不容易拱出半個身子來，理直氣壯地背道：“任何人，不管他職位有多高、資格有多老、聲望有多大，隻要他不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就要罷他的官。這是最近一期《紅旗》雜誌上提出來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標準。”
小個子立刻成了人群的中心，大家都向他投去佩服的眼光。小個子卻沒有得理不讓人，他見大個子的手完全軟了下來，便提議到了鄭州車站，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先跟各人學校聯係，查了成份再決定可不可以進北京城，也包括他們在內。
眼看這邊人多嘴利，辯論起來一套一套的，說是絕對說不過的，打，人手又不夠，也占不了便宜。大個子他們便接受了這個折中的方法。
九.
鄭州車站，夕陽輝映的鄭州車站終於到了。火車卡嚓一聲，微微向後退了一下便停了。我們這節車廂恰好停在過鐵軌的天橋旁。我麻木的、熟視無睹的望著窗外，靜等著什麽。車廂裏隻有上、下旅客的喧嘩聲，一直沒有人再宣起查成份的波瀾。
我的心開始鬆了下來，我輕輕的、緩緩的舒了一口氣，視力也開始恢複過來。突然，我的心又緊縮成了一團！我看見了什麽？！我趕緊用手捂住已經張開的口，把湧到喉頭的叫喊硬咽了回去。
一個三十開外的女人跪在天橋下！臘黃色的尖臉很瘦，眼簾底垂，塵灰滿麵。頭發被剪得很斷，參差不齊，頭發中還剃了個大十字。脖子上掛了幾串長長的破鞋，直垂到地。身上穿著撕破了的花衣服，滿身滿臉的被塗上了墨汁。倆手向上舉起作投降的姿勢，又似乎在向路人祈求什麽。
這時又有人在拉我的衣袖，這次是鵑。
鵑驚慌地盯著我，仿佛在說；我不會提你的事情！不會的，絕對不會。因為我在學校裏挨個大字報，說我是白專典型。
十.
鵑的家庭成份很好，他父親是產業工人，屬紅五類。產業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軍人革民幹部，這就是紅五類。
鵑的出生雖好，在班上卻很是被同學們瞧不起。論成績，她經常是幾科不及格。論相貌，她說不上漂亮，一張瘦長得過度了點兒的黃瓜臉，隻有二指寬，把個五官擠得來又小又扁。不過跟已經在發育長胖的大多數女同學比，她卻有一付幹瘦的排骨身材，可以讓她隨心所欲地打扮，穿一些花裏胡哨左凹右拐的衣服，這又讓同學們尤其是發育了的女生們，覺得她簡直是在醜人多作怪。論要求進步，她從不做任何靠近組織、寫入團申請書、積極表現之類的事。最讓全班同學們看不慣的是，小小年紀，還是個中學生，居然在外麵社會上交得有工作了的男朋友，思想太複雜！
鵑的父親在她剛記事時就去世了，母親沒有工作，獨自帶著她無以為生，便改了嫁。
繼父嫌鵑是個拖油瓶，待她並不好。她從小讀書的學費和夥食費都是靠學校的助學金，卻經常穿得來光鮮亮麗，具說是在外麵交的男朋友給買的。這男朋友交了還不止一個，竟有掙風吃醋打到學校裏來告狀的。於是人們投給她的眼光，看她的眼神，除了輕蔑，就是鄙視。有的同學甚至在過道上碰到她，就當沒看見，頭一扭過去了，連句招呼話都沒有。她唯一可以炫耀的就隻有她的成份，工人階級，而且是三代血統工人。
鵑能考上學校，也是她班主任，找到招生辦和招生的學校說，這女孩兒成份這麽好，可家裏沒人管，不能讓她這樣早流入社會，否則有可能毀了她。不過她的那些太前衛的行徑還是惹惱了許多工人家庭出生的同學，他們不肖於與她為伍，甚至還有騷言雜語的話傳出來：工人階級的子女也有敗類。
在學校裏，在班上，鵑是孤獨的。我因為被班上同學寫大字報的事，把自己封閉了起來，也是孤獨的。兩個孤獨的人生活在同一層樓兩間相鄰的宿舍裏，隻是隔著一堵牆，鵑的寢室就在我的隔壁。
一天，我走過隔壁寢室，無意識地側頭一望，寢室的門是開著的，正好鵑也在往外望，兩人的眼對在了一起，不管理由是啥子，孤獨寂寥的眼神都是暗淡無光的。就在兩人對望的一霎那，就如同一見鍾情的情人一樣，一種同病相憐的感覺使倆人互相覺得親近了許多，這感覺將兩人拉到了一起。於是，我和鵑交往頻繁起來，但也不是形影不離的那種，因為倆人的性格愛好實在是相差太遠。
再說呐，我也不喜歡和任何人形影不離，我還沒有遇到那種讓我可以和她形影不離的朋友，我總愛留下一些完全屬於自己的時間去作我喜歡做的事，看我喜歡看的小說。這樣一來，我和鵑也就隻是有時一起去食堂買飯、洗衣服、散散步或者聊聊天。
十一.
我的家庭成份是職員，凡是不屬紅黑兩類，如職員小業主之類的，都屬麻五類。不過在運動深入中，把民族資產階級也劃入了黑類，再加上被稱為黑幫份子的走資派，於是黑五類就變成了黑七類：地富反壞右資黑。革命的敵人在壯大。
如果我本人沒有啥，如被人寫大字報之類，我就不是革命的敵人，我就可以站到革命隊伍一邊，所以鵑對我說出那樣的話。
我仍舊把頭轉向窗外。
讓人壓抑地沉默了一陣，我覺得鵑又在拉我的衣袖，我想不理她，卻又明顯地感到靠在我身上的鵑在瑟瑟發抖，我隻好轉過頭去，看到的是鵑十分慌亂的眼神。我搞不懂了：她又怕啥子嘛！隻見她驚慌地盯著自己，語無論次地喃喃道：“我們互相都不說啥，就當不認識，不認識！別人問起，就說是在火車站拿票時碰上的。”
我愣了一下，馬上明白過來：她是害怕了！害怕把她也當作破鞋整！
再說，如果留下她一個人，她不但膽小，遇上事還沒主見，又從沒一個人出過這麽遠的門，畢竟隻有十七、八歲，又是在這樣動亂的環境裏，她需要我這個伴。再說，我的成份雖不紅，卻也不黑，屬於麻五類。當時那些人也沒有提到不讓麻五類進京呀，隻要不提我挨批的事，進京該是莫得問題吧。
我不置可否地又轉向了窗外，任她還在不停地碎碎叨叨。我隻是微微地點了點頭，算是回答了她，便用眼光在月台上搜索起來，仔細地查看著每一個下車的旅客，可是我始終沒有看到坐在我們對麵的那個男生和蓉。後來，我串聯回來，才聽蓉說，她沒到鄭州就在一個臨時停車的小站上下了車，和那位男生一道回了成都。
十二.
火車終於離開了鄭州車站，緩緩地向北京駛去。
車廂裏很靜，連日來的歌聲笑語全沒了，隻有列車員例行公事的報站聲。
到北京站時已經很晚了，學生們聚集在候車大廳裏等著過查成份這一關，卻不知道是誰在黑暗中大叫了一聲：“同誌們，衝啊！”呼拉一下，排成長方隊的同學全都朝四麵八方跑去。
鵑和我稍稍遲疑了一下，趕緊也跟著亂跑。我們剛跑出候車大廳，就看見車上那個清水臉的小個子，和其他幾個在車上不睬禍事的同學，被一個迎麵跑來接他們的人攔住了。那攔住他們的人還大聲武氣地說：“你們回來晚了！毛主席昨天才接見過！”
很顯然，那人還沉浸在被接見的興奮中，話匣子一開，就滔滔不絕起來：“還有主席的夫人也出來了的，長得又高又瘦，很有風度呃！由總理陪同著下了天安門，來到我們學生中間。以前不要說見，連聽都沒聽說過是什麽樣，這一回都看到了。還有好多好多新的中央領導人咯。……”
“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小個子打斷了來人的話，很機警地說道，“回校再說。”說完就拉著那人快速地往黑暗中走去。
我這才知道，他們就是北京的大學生，便與鵑商量，去找他們問問到了北京咋個辦。等我們商量好，再回頭看他們時，他們早就在黑暗裏消失得無影無蹤。於是我和鵑沒有走：深更半夜，人生地不熟的，往哪兒走哇？我們又回到了候車室，在長椅上找了個位子卷了一夜。
第二天淩晨，我們剛走出北京火車站，就看到同車來的人，還有一些也象我們一樣，在候車室裏過的夜。其中還有人告訴我們說：去找紅衛兵接待站，可以在那裏憑學生證安排食宿。
這天才剛亮，時間還早得很，還是先逛逛吧，畢竟是第一次來首都嘛。我們商議道：要是再被那群要查這查那的學生發現，弄不好連北京城都沒逛到，就被送回去了呢，那就太劃不來了。至於接待站，晚點去也可以。
十三.
我們漫步在北京街頭，好奇地東張西望。突然我看見了紅牆，天安門的紅牆！
“阿，天安門！”我驚喜地叫了起來，指給鵑看。
鵑也跟我一樣的興奮，也按捺不住地高聲笑了起來：“天安門到了！我們到了天安門了！”
就在這時，一個穿蘭布衣褲的瘦長小姑娘，臂上也有一個紅袖套，上麵寫著打回老家去戰鬥隊，馬上走過來，一人給了我們一張傳單。
我起初以為又是啥子小道消息或大批判之類的文章，還傻乎乎地望著那小姑娘一笑，誰知人家板著個臉，理也不理我。我被搞得莫名其妙，心下忐忑地趕緊打開傳單一看，原來上麵寫的是要我們趕快離開北京，回本省本城本校去鬧革命！
傳單上還說北京已經受不了全國的學生都往這裏跑，人滿為患，不堪重負，交通住宿食物供應都成了大問題。嚇得我們再也不敢說話，因為一開腔，那純正的外地口音就暴露了我們的身份，外地進京的學生。在京的外地學生不一樣，總會點兒京味普通話。
我們使勁閉緊嘴，還是忍俊不禁地要笑，來到天安門城牆根前了阿。她們看見許多人拿出學生證，然後翻開來，用雪白的扉頁去擦紅色的牆土，把扉頁也擦得通紅，才心滿意足地離開。她們也學著別人，掏出學生證，使勁的去擦那一塊已經顯得發白的紅城牆，好不容易才把扉頁擦紅，也心滿意足地走了開去。
在天安門前的大街上，我們也鬧不清是啥子街名，邊看邊繼續往前走。突然，我看到一群和我們年齡相訪的女孩子圍在路邊上，個個穿著黃軍服，戴著紅衛兵袖套，也聽不到什麽嘰喳聲。一大清早，她們悄沒聲息地圍在那裏幹啥子唉？我好奇起來，想看個究竟，便走了過去。
突然，眼前的景象把我驚得目瞪口呆，我猛地刹住腳，用手按住胸口，想止住劇烈的心跳。她看見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垂著手、順著眼站在女孩子們中間，麻木、謙卑而又恭順。她的臉上身上掛滿了鼻涕和口水，但是她的兩手依舊垂著，連眼皮也不抬一抬，毫無去揩的意思。革命的紅小將們仍舊還在不停地向她滿頭滿身的吐口水，不停的擤鼻子，把鼻涕摔到她的臉上身上，象打靶的人在練準頭。
……
我不敢再看，低著頭，拉起鵑一邊走了開去一邊說：“我們還是去找紅衛兵接待站吧。”
十四.
來到紅衛兵接待站才知道，那等著接待的紅衛兵象螞蟻一樣，一圈又一圈地繞著那房間走道院子排，密密麻麻排得個昏天黑地。我和鵑，在那接待室的走廊上過道邊院子裏，進進出出來來去去，一個接一個地追著問。被問到的人都無精打采地回一兩個字，或者幹脆抬手輕輕一指，便埋下頭去。足足追了小半天才好不容易找到了隊列的最後邊排上。
我們排在那裏，跟其他人一樣，困了就坐在地下把頭埋在膝蓋上打瞌睡。還好我們是倆個人，可以輪流上廁所，僅著兜裏的一點兒錢，餓了去買點兒饅頭——隻能買饅頭，看著油條吞口水，兜裏無錢。就這樣排了一天一夜，有人問及，我們也隻有要死不活地回答一兩個字的精氣神了，這才被安排到了北京市第八十九中。
來到那所中學，住的就是教室裏幾張課桌靠牆拚起來的一個大通鋪，上麵放了幾張草席，反正學校也停課了。然後每天可以三餐免費去學校食堂裏拿窩窩頭或饅頭吃，有時中午是麵條。如果要出去，早飯可以向食堂多要兩個饅頭或窩窩頭當幹糧。我以前沒吃過窩窩頭，不過覺得那饅頭顏色發灰，味道有點兒酸，窩窩頭雖說糙點兒，味卻有些回甜，我反而愛吃。
九月的北京，天氣已經開始涼了起來，街上還乎乎地刮起了風。我們連換洗的衣服都沒帶，更沒有天涼時該加的衣服了。一出門去倆人都冷得清鼻涕吊吊，又打噴嚏又咳嗽，於是我們隻好窩在教室裏了。再說，火車上的查成份，還讓我心有餘悸，剛一到就在北京街頭看見的吐口水擤鼻涕那一幕，更使我噤若寒蟬。現在，北京城裏到處都是紅衛兵，紅海洋，一種莫名的恐懼籠罩著我。我要是去那些大學看大字報，去接觸紅衛兵，人家要是問起成份問起在學校的表現咋個回答？一旦被人發現真實情況的後果讓我恐懼莫名，於是我完全無心再在北京城呆下去了，更無意留在北京等待不知道還有沒有的毛主席接見。
主意一定，我便跟鵑說：“不知道毛主席還接不接見，問誰誰都說不知道，這樣呆下去咋辦？又不能出去。這身衣服從出來時就穿起，都穿了一個多星期了，滿身咬得喲，還是回去吧。”
本來就沒啥大主意的鵑覺得北京一點兒不好玩，一出門一開腔就被人散傳單，要求你離開，再加上身子瘦弱，頭痛得要暴了似的，早就想回去了，隻是不好先開口。現在聽我這樣說，馬上就笑逐顏開地同意了。就這樣，我們兩人就在毛主席第三次接見的前一天搭上了回川的火車。
（十一）
離進京也就十多天的時間，在回來的火車上，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我們回來坐的火車不再是普客，而是紅衛兵專列，其實就意味著不定時，不定車次，什麽時候鐵路有空可乘才能走一站兩站，塞滿一車廂學生才發車的特慢車。車上沒有暖氣，沒有茶水飯菜供應，更沒有任何服務，連報站都沒有。車廂裏的坐位下，行李架上，都塞滿了人。如果你兩隻腳都放在地上，就千萬不要提起一隻來，否則你就再也放不回去。在三個人的長椅上，足足坐了六七個人。
其實起初也隻坐了三四個，我就坐在位置的最邊上。不過站著的人實在是太多，不知道時間，不曉得開了多遠，一路上不停地有實在站不住了的人，上前來說，擠一擠。都是出來串聯的，誰也不好說不。我又不願意象夾心餅幹樣被男女混雜著夾在中間，便始終坐在最邊上。到完全擠不進來時，我坐的最末端，已經是第七個了！實際上我隻是臀部的後邊靠在位子上，完全沒有地方坐了。
在我的麵前，一個高個子男生一隻腳站在地下，背靠在行李架邊上，一隻腳懸空的吊著，就這樣看著窗外日起日落了兩次。最後，他終於支持不住，一屁股坐在我的懷裏。
我把椅子上的那一丁點讓給了他，自己站了起來，還好兩隻腳是落到地上的。當我站得精疲力盡，連看窗外日出日落的心都沒了，覺得再也支撐不住時，火車哐啷一聲停下來。又過了一會兒，車廂裏開始湧動起來，往車門外擠。
有人在問到哪了？居然還有人有氣無力地對著無精打采的車內人說：“成都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