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02炎黃春秋天問
1966年9月5日，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期“簡報”，標題是“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簡報說，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從簡報的標題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當做紅衛兵的“戰果”受到讚揚。
本文將報告1966年8月的暴力迫害，並做簡略分析。文中事實來自筆者的調查采訪。
一、從打老師開始
1966年6月1日晚，電台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從第二日起，北京的大學和中學停止了日常課程，用全部時間來“揭發”和“鬥爭”學校的領導幹部及教師。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幫分子”“三反分子”等對他們作“口誅筆伐”，緊接著開始使用髒話咒罵。到6月中下旬，很多學校裏出現了毆打校長和教員的情況。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數十名教員和幹部遭到遊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臉上抹黑墨、罰跪和扭打等等。兩天後，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做出批示要求製止這種“亂鬥”（不是說“不鬥”）。後來他被指責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學的萬人集會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自此，暴力毆打“階級敵人”（當時稱此為“武鬥”）立即開始流行。
北京大學附中成為北京市最早對學校的領導幹部和老師進行野蠻毆打的地方。副校長、化學老師劉美德（女）被剃了“陰陽頭”（剪去半邊頭發），被強迫在操場上爬行。還有紅衛兵把髒東西塞進她的嘴裏。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張方桌跪下，一個紅衛兵站在她身後，把一隻腳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記者照相以後，那個紅衛兵把她從桌子上踢了下來。當時劉美德懷孕已經很明顯。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紅衛兵還用塑料包裹的鐵條打她和其他老師。她說，那種鐵條打在身上，傷痕不明顯，但是“疼得鑽心”。
“武鬥”普遍化的同時，“紅衛兵”組織在全國興起。8月1日，毛澤東寫信向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表示“熱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現的學生小組，都積極“批鬥”原學校幹部、教員，並集中攻擊文革前的教育體製，大力鼓吹血統論。1966年8月是紅衛兵運動的高潮之月，在全國各學校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他們被稱為“革命小將”，在文革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主要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長——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今實驗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時間是1966年8月5日午後。同時被毒打的還有該校副校長胡誌濤，劉致平，教導主任梅樹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級領導人中，隻有一名農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學隻管總務的副校長沒有被打。在長達三、四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帶釘子的木棒打和用開水燙等殘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還有幾十處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傷。
在北京第二個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學的美術教員陳葆昆。時間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還有該校十多名教員及領導幹部。他們被強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用四肢爬行，雙手和膝蓋鮮血淋漓。一名目擊者說，爬行過程中，有一紅衛兵用穿著軍用皮鞋的腳踩碾一名女教師的手指。陳葆昆被迫害致死。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發出的中央［66］395號文件，撤銷了劉少奇關於製止“亂鬥”的310文件。這個文件隻有一句話：“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文件。”這等於是給紅衛兵頒發了暴力許可證。
三、8月18日集會和暴力升級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紅衛兵的盛大集會。普通紅衛兵在廣場上揮動小紅書高呼萬歲走過天安門下。紅衛兵領導人則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從照片上看，這些紅衛兵領導人幾乎全是高級幹部子弟。大會向全國實況轉播。在城樓上，北京大學附中紅衛兵彭小蒙（毛澤東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紅衛兵講話。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了她的名字後，發表評論說“要武嘛”。會後，《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發表了《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經改名為“宋要武”。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把學校的名字改成了“紅色要武中學”。
北京大學附中是北京最早開始大規模暴力行為的學校之一，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是北京第一個打死人的學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8月18日大會上的矚目位置，其中包含的旨意十分清楚。8月18日大會前，在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會後，被打死的人的數字急劇增長，紅衛兵暴力在規模上和程度上全麵升級，以致到了8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紅衛兵打死了。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鬥爭”北京教育局和這三所中學的領導幹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學的副校長溫寒江，脖子上套著一根繩子，從兩公裏外的學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繩子的另一端牽在一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裏。他被打得渾身是血，昏厥過去。教育局長孫國梁被打斷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頭大如鬥，麵目全非。從那時候起，劇場和體育館這些文化場所變成了召開暴力“鬥爭會”的野蠻血腥之地。
8月19日晚，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在和平門）紅衛兵打死了教員張輔仁和張福臻。為了試驗他們是否已經死亡，紅衛兵先用冷水澆，又用開水燙，看到屍體全無反應才罷手。該校當時有二百名教職員。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在大會上聲稱這是“殺二儆二百”。
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後改名為159中學）的紅衛兵從8月19日開始連續毆打和折磨校長沙坪。在學校西小院裏，紅衛兵用皮鞭和捆著帶釘子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學校中院，在有全校師生參加的“鬥爭會”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麵前，被毆打至死。“勞改隊”中的十多名教師和幹部也跪在沙坪旁邊一起被“鬥爭”。紅衛兵不斷揪沙坪的頭發令她抬起頭來，她的頭發被薅下來。散會後，中院地上有一堆頭發；旁邊還有一攤血跡，是校長熊易華的。她跪在沙坪旁邊，頭上壓了三或四塊磚頭，額頭被打破。數學教師張梅岩（女）被抄家後服毒身亡。體育教員何世瑾（女）自殺。一位目擊者說，她後來還看到打死沙坪的紅衛兵（女生）在西城區委大院裏揮舞銅頭軍用皮帶打人。
北京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王慶萍，在8月19日遭到“鬥爭”和毒打後被關在學校。她在20日早晨墜樓身亡。她被宣布是“自殺”，雖然沒有遺書。她有三個孩子，當時8歲9歲11歲。她的大兒子說：媽媽一定是被推下樓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殺，她至少會給我們孩子寫信留話。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學，學校負責人華錦（女）被打死。副校長化學老師韓九芳（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引起敗血症。她的家人設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嚴重後遺症，終身致殘。曆史老師申先哲被打後自殺。初一的班主任趙尊榮是22歲的姑娘，也被剃了“陰陽頭”。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學的紅衛兵到該校化學教師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紅衛兵先把一批老教師剪了“陰陽頭”，接著在操場上架起火來焚燒學校圖書館的大堆藏書。他們強迫一批教職員圍繞火堆跪下，舉起胳膊伸向火堆，廣播喇叭裏大叫“不許後退”，以致他們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長林瑾被紅衛兵推到火堆上，整個手臂被燒傷，40年後傷痕猶在。該校圖書館員沈世敏（女）被剪了頭發並在火堆邊被燒傷，到醫院被拒絕治療，當晚在家中上吊自殺。數學教師杜兆南被指為“逃亡地主”遣返回鄉，臥軌自殺。語文老師王景清跳樓。數學老師李泮請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醫霍岐服安眠藥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陳玉和服毒。這個學校有八人被害。
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紅衛兵在校中打死了三個人：靳正宇，語文教員；薑培良，黨支部書記；樊希曼（女），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校長高雲被命令站在毒日頭下，額頭上被紮了一排圖釘，還被用沸水澆。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陳沅芷（女）在關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紅衛兵還把她推到架起來的兩張桌子上麵“鬥爭”，然後把疊起來的桌子推翻，讓陳沅芷摔下來。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打死了一名校工。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女）被關押在學校，飽受毆打和各種折磨。她死於1966年9月8日，時年36歲。
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師，在教師辦公室裏被擊倒在地並被毒打。接著，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兩腿拖出樓門，她的頭在水泥台階上磕擊碰撞。一桶沸水澆在她的身上。在樓門口的空地上她繼續遭到毆打和折磨。兩個小時後她死去了。打人者還不滿足。他們強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圍繞喻瑞芬的屍體站成一圈，輪流打她的屍體。
在北京景山學校，傳達室的工友李錦坡被打死。
位於北京宣武區的白紙坊中學（文革中改名為138中學）負責人張冰潔（女）被打死。她懇求紅衛兵學生：“我有錯誤，請你們批判。請不要打我。”但是紅衛兵繼續用沾了水的麻繩和銅頭皮帶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國語學校，工友劉桂蘭（女）在學校禮堂被紅衛兵學生打死。教導主任姚淑嬉（女）被剃了頭發，被“鬥爭”和毆打。紅衛兵把她和別的老師的頭塞進翻轉過來的小方凳的四條腿之間，毆打他們。她住在校內，一天晚上來了五撥學生打她。劉桂蘭被打死後，紅衛兵強迫姚淑嬉和學校“勞改隊”中的其他幹部及老師抬她的屍體。一位老師說，她和姚淑嬉被強迫各抬劉桂蘭的一隻腳，當時她真覺得怕極了。姚淑嬉在學校辦公樓三樓廁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繩子上吊自殺。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員楊俊被打死，教員鄭之萬（女）跳樓自殺。
在北京朝陽區的第四女子中學（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齊惠芹（女）被毒打致死。這個中學的校長潘基（女），被打得幾乎死去。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文革中改名為157中學），教員孫迪在校中被打死。校長陶浩（女），手被打骨折，成殘疾。
北京第四十九中學語文老師鄭育秋（女），由於“家庭出身不好”被紅衛兵打傷，全身腫爛，抬到第四醫院（現恢複舊名叫普仁醫院）。醫院拒診。她死在走廊石板地上。
馬耀琮，北京南苑紅星中學地理教師，8月間被紅衛兵打死在校園中。
北京還有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高萬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1966年8月25日，該校紅衛兵在校中“鬥爭”了46名教師。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鬥爭”之後“自殺”，時年42歲。這個學校同時期還有一名老教師跳樓，幸而未死，摔斷了腿。1966年6月7日執掌該校的“工作組”組長李淑錚（女）在“工作組”被下令撤出後也遭到殘酷“鬥爭”，她喝劇毒殺蟲劑自殺，幸而及時被送進醫院沒有死。李培英（女），北京社會路中學副校長，被打並被關在學校中。她渾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月27日在關押她的房間的暖氣管子上吊死。彭鴻宣，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校長，被打被關，自殺。蕭靜（女），北京月壇中學校長，她在被毒打後跳煙囪自殺。北京第二女子中學的體育教員曹天翔和語文教員董堯成（女），被毆打侮辱後，跳樓自殺。北京第65中學的化學教員靳桓跳樓自殺。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學的地理教師，被剃了“陰陽頭”，她的丈夫蘇庭伍是數學教員，當時借調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在被“鬥爭”、抄家和“遣返”即驅逐出家後，他們夫婦一起在北京的香山服殺蟲劑“敵敵畏”身亡。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校工馬鐵山上吊身亡，英語老師傅敏投水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學美術老師，在該校“勞改隊”中遭到毒打後，投河身亡。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教師石之琮（女）在龍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礦業學院附屬中學語文教員朱鴻誌遭到毒打後被關在學校教學樓裏，夜裏在樓外小樹林中上吊身亡。房山縣房山中學的校長王哲在飽受折磨後“自殺”。王哲死後，紅衛兵強迫該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屍體前麵，一起被“鬥爭”。北京通縣第一中學負責人程瑉遭到殘酷“鬥爭”後被逼“自殺”。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一位生物老師割破動脈自殺，姓高，名不詳。北京第二中學一級數學教師路彥被驅逐到農村後死亡，地理教師袁之俊和電工師傅許殿舉自殺身亡。當年的學生記得許師傅從學校教室樓上頭朝地紮下後屍體橫陳在水泥地上的景象，記得他穿的是藍色的衣服。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學（文革中改名為165中學），體育教員哈慶慈（女）遭到紅衛兵“鬥爭”和毒打後，在該校後排樓的四樓跳樓身亡。和她一起遭到殘酷折磨的有女校長張燕籌和女教師鄧婉瑚等人。該校還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時期遭到折磨後跳樓。清華園中學的校長項凱被關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來。該校教軍體知識的老師李凱從學校的教學樓上跳下來身亡。
在北京第十九中學，高中語文老師宋繼瑞（女），看到別的老師被剃陰陽頭，她在宿舍裏用繩子把自己勒死，死時三十多歲。初中化學老師閻鳳卿（女），父輩幾代開照相館（頤和園照相館），有很多老照片，被認為是“封資修”的東西，被抄家，她被關在學校教學樓一樓樓梯下的小間裏，那裏黑不見光，頂是斜的直不起腰，原來用來放掃帚簸箕之類。她在那裏把自己勒死。死時隻有二十多歲。
退休教師也被打。賀定華（女），66歲，退休小學教員，住在北京安定門外六鋪炕地興居40號中國農業機械化研究院宿舍北樓二樓。1966年8月27日被外館中學的紅衛兵打死。她頭發被剪掉，渾身青紫，頭頸上有一道很長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劍鳴同時被毒打未死，被驅逐到安徽宿鬆縣梅墩鄉，1968年7月上吊身亡。
北京第三十中學校長王生琯，被紅衛兵學生毆打以後，又被從樓梯上推下來導致死亡。這個學校的中共支部書記孫樹榮的眼睛被打瞎一隻。北京翠微路中學校長黃國英，被打瞎一隻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黨支部書記宋克被毒打和關押後在8月30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學校長李玲善被長期殘酷“批鬥”後精神失常，卻被說成是“裝瘋賣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處。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校長安豐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斷了三根肋骨。
在北京的大學和小學，也發生了大量暴力行動，總的來說不如中學殘酷，但也極其嚴重。
1966年8月24日下午，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派卡車從12所中學運送紅衛兵到清華大學（據一名附中紅衛兵領導人說是清華大學紅衛兵要他們做的），在那裏他們毆打了清華大學的學校領導人和教授們，還抄了一些人的家。清華大學紅衛兵也動手一起打人。在無線電係的幾個教師幹部被打後，血流在地上。有學生圍繞地上的血跡畫了一個圓圈並在旁邊寫了“狗血”兩個大字。那一天傍晚，紅衛兵拉倒了校園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華園”牌坊（現在的牌坊是文革後照原樣重建的）。他們揮舞棍棒皮帶，命令“勞改隊”中的教授和幹部搬走沉重的石塊。水利係教授黃萬裏那天被剪了“陰陽頭”，還跪在地上被打，又被抓到牌坊那裏搬石塊。那天夜裏，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的校級幹部全部被關在“科學館”中，被一個一個地拉進一個小房間拷打。
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何萬福被“鬥爭”後，8月13日身帶遺書在龍潭湖投湖身亡。8月28日，中文係老教授劉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婦女）在市區西單附近自己家中被紅衛兵打死。中文係教授葉蒼岑和妻子在該校位於市中心西單的教工宿舍內遭到紅衛兵毒打，他的妻子被打死。
北京鐵道學院（現北方交通大學）俄語教授張劍飛，家住鐵道學院教師宿舍54區二樓，8月27日晚7點鍾被鐵道學院紅衛兵從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裏12點，然後被送去海澱公安局關押。他肋骨折斷，大量尿血，呼吸困難，在9月5日死亡。在這種恐怖中，該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孫啟坤（退休會計）逃出學校。8月27日孫啟坤逃到城中人民大會堂西側南文昌胡同六號弟弟孫菊生家中時，在那裏被中學紅衛兵打死。
北京戲劇學校校長江楓（女）在學校遭到“鬥爭”，被毆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歲的養女毆打後“自殺”身亡。戲劇學校教員、京劇演員葉盛章遭紅衛兵毒打，8月30日在北京東便門護城河投河，9月3日發現了他的屍體。
小學教員也遭到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北京崇文區西花市大街小學教員鄂少琪（女）被“揭發”有“對黨和社會主義不滿言論”後跳河身亡；永定門小學教員馮傑民被紅衛兵“批鬥”後用剪刀自殺。北京中古友誼小學的教導主任趙謙光，在被侮辱毆打後從煙囪上跳下身亡。該校校長白智（女），被學生按了一腦袋的圖釘。趙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學校長，遭到“鬥爭”毆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樓身亡。北京芳草地小學校長石子勤，遭到毆打侮辱後，用剪刀戳自己的腦子自戕，幸而沒死。在北京第一實驗小學，王啟賢老師被強迫跪在地上，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學，有四名女教師被學生紅衛兵剃了“陰陽頭”。
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女）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女）在同一天內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兩天後死亡。邱慶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校園暴力發生在全國各地。在多年的調查中，迄今還沒有發現有一所學校沒有發生暴力迫害。
四、“黑五類”學生也被打
在學校裏，除了校長和教員，家庭出身是“黑五類”的學生也遭到他們的紅衛兵同學的侮辱甚至毒打。紅衛兵狂熱奉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1966年8月這一“對聯”貼遍各處：學校大門、教室門、黑板、板報欄兩側，無處不在。這副對聯最早出現於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後來流布全國。8月26日晚，清華附中紅衛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還命令他們各寫100副“對聯”，貼到各處。這一“對聯”還做成了“歌”。和另一首強迫所謂“牛鬼蛇神”唱的“嚎歌”一樣，這兩個恐怖“歌曲”都是北京第四中學的一名紅衛兵作的。同時，這副對聯也是紅衛兵組織成員的資格評定標準。在北京這樣的城市，作為城市人口主體的腦力勞動者和商業工作者都不被視為“紅五類”，隻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學生被準許參加紅衛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學的特權。
1966年8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召開“鬥爭會”鬥爭同班同學。在這個班的45名同學中，十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麵被“鬥爭”，一根長繩子繞過這十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一串。十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紅五類”也不能算“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則在“鬥爭會”期間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牆上。他們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為球隊得過全國冠軍後受過校長接見以及她父親是所謂“托洛茨基分子”，遭到“鬥爭”和侮辱。她服安眠藥自殺，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在北京一零一中學，紅衛兵把校門分成一大一小兩個，命令“黑五類子弟”出入隻許走小門，並稱小門為“狗洞”。初三女學生吳芳芳，父親是北京航空學院教授吳禮義，當時被當做“家庭出身不好”。紅衛兵指控她撕了一張毛澤東紙像。（實際情況是一張毛澤東紙像被風吹落，她正好路過揀了起來。）吳芳芳遭到“鬥爭”和毒打，紅衛兵還把她和上文寫到的被打死的美術教員陳葆坤關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獨立生活，始終由她的母親照料。
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很多所謂“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學生萬紅，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與她同班的男生紅衛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廁所，紅衛兵從廁所拉出來。他們強迫她站在教室裏的一把椅子上，用銅頭皮帶打她。打的過程中還有紅衛兵把椅子從她腳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準她回宿舍睡覺，把她關在露天陽台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學生，他的父親是“右派分子”，父母已經離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親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當做“狗崽子”折磨。他被關在地上積水的小樓梯間內像動物一樣被全校學生“觀賞”。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學校，爬著回到家中，因為他被嚴重打傷已經不能走路。
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有相當數量的“家庭出身壞”的學生被打被欺負，他們的私人物件被搗毀。多名女學生被剃了“陰陽頭”。楊愛倫，高一學生，文革前功課和文藝活動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裏遭到“鬥爭”，站在教室前麵被推來攘去，被強迫寫“交代”，還被關押在學校中不準自由行動。一星期後，8月8日，她逃出學校到附近臥軌自殺，被火車撞成重傷，幸而未死。高二學生郭蘭蕙，父親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紅衛兵宣布下個星期一要“開會幫助”實際上是要“鬥爭”她後，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區太平橋中學，紅衛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屬“紅五類出身”的女學生。這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僅僅因為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毆打。從下午打到傍晚，紅衛兵回家吃晚飯了。她掙紮著爬到一個水龍頭邊喝了很多水後死亡。她的母親被通知來校中領死屍，未敢表現出一點怨恨和抵觸。
在離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遠的第27中學，一名初中學生被指控把那時必須隨身攜帶的紅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語錄》本坐在身子底下。紅衛兵在初二教室裏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說她“裝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裏揉。她蘇醒過來，繼續被打。傍晚時分她被打死。她的屍體被用草席子卷起來運走燒掉了。問到當時的目擊者，他們都記得當時的情景，卻沒有人記得這個女學生的姓名。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學生寧誌平被說成“反動學生”。他被關押在學校裏，他的一隻耳朵被紅衛兵割掉。他到醫院把耳朵縫了上去。但是幾天以後再次遭到紅衛兵毒打，剛縫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遠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年8月25日，曹濱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高三的學生，和前來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紅衛兵發生爭執。據說他拿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同學。結果，曹濱海被公安局關起來，曹的母親樊希曼在那天被紅衛兵抓到學校中活活打死。曹濱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後從未恢複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歡書法，在舊的《紅旗》雜誌上練習毛筆字，被該校紅衛兵學生發現在毛澤東的名字上寫了“墓”字。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條鐵鏈拴在他的脖子上，強迫他從家裏像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中。他被關押在那裏並且被多次毒打。那個“紅色刑訊室”中關押著該校的校長和一批教員，還有一個所謂“黑五類子弟”、初中三年級學生武素鵬。紅衛兵把武素鵬捆在一條麻袋裏，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學，高三學生王光華出生於“小業主”家庭，他未得到紅衛兵的準許就去外地“革命串聯”。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進學校的監獄之中。他在那兒被十多個紅衛兵幾次毒打。王光華死於第二天，9月28日，時年19歲。紅衛兵命令幾個在這個監獄中被關了一個多月的老師把他的屍體抬出了監獄，放進火葬場的運屍車。
由於“紅衛兵”組織擁有如此地位，“冒充紅衛兵”當時成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當做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該校數學教師田欽的弟弟田悅，123中學的學生，他被指控為“冒充紅衛兵”。
五、一批房產主被打死
8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紅衛兵的“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特別介紹了北京第二中學紅衛兵廣為張貼的“宣戰書”。紅衛兵開始到處燒書，燒畫，破壞文物，以及開始大規模的抄家行動。紅衛兵強迫市民交出他們存有的所有黃金和白銀，還在抄家過程中打死了很多所謂“階級敵人”。北京早已不準“地富反壞”居住，被紅衛兵打死的“階級敵人”中，很多隻是房產主。他們擁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紅衛兵的命令發出後，人們到房管處排隊上繳房產證，但是還是被抄家甚至被打死。在這種恐怖中，北京的50萬間私人房子全部被沒收。
8月24號，紅衛兵到北京東廠胡同6號居民左慶明家抄家。他從前開過劈柴鋪子，1966年時已經沒有鋪子，但還有幾間自己的房子。租住他們房子的馬大娘是個家庭服務鍾點工。當時左慶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紅衛兵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馬大娘到胡同口給左慶明報信叫他不要回家。紅衛兵發現後把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綁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紅衛兵還用開水澆燙她們。四周鄰居聽到他們在慘叫著被折磨死，然後屍體被丟進火葬場的卡車。那天晚上東廠胡同至少有六個居民被打死。死者中還有一人是技術精良的眼鏡師孫琢良。他曾經開過一個眼鏡店，並有自己的住房。
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紅衛兵查抄崇文區廣渠門內大街121號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經在前一天上交了房產證，也就是說放棄所有權。紅衛兵說，在抄家過程中李文波打了她們（文革後她們中有人私下承認並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但當時成為紅衛兵加強暴力程度的借口）。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劉文秀被判處死刑，在9月13日被處決。文革後他們得到“平反”。
8月28日，紅衛兵查抄西城區大紅羅廠南巷20號。三小時中紅衛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設計院技術員黃瑞五，他的姐姐黃瑞班，他們的母親陳玉潤，外婆李秀蓉，還有一個年老傭人。除了一歲的小孩子被機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他們沒有別的所謂“問題”，主要的“問題”就是他們住的小院是他們自己的房產。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一起被運往火葬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校長高雲和北京第31中的書記杜光，都是在被紅衛兵打昏過去以後就送去了火葬場。火葬場的老工人發現他們還沒有死，沒有燒他們。他們又回了家。當時大量屍體積壓，火葬場來不及焚燒，隻好在屍體堆上放了冰塊，血水橫流。一名軍人目擊者說，那裏的氣味和情景恐怖至極。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場的女教師說，那時候那裏還是滿目屍體，草地上擺得橫七豎八，排隊火葬。
李文波被打死後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人數從兩位數跳到了三位數，從不到一百人變為超過一百人。從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從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數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數達到了最高峰，一天內有228人被打死。在此之前的8月31日被打死人數出現了一個小低穀，是因為那一天在天安門廣場有紅衛兵的第二次盛大集會，紅衛兵停下抄家打人集會去了。
9月1日以後數字驟降，因為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說服和堅決製止一切打死人的現象”。一個口氣並不嚴厲的書麵指示，就立即發生了效果。
當時“內部”的統計是，在北京，紅衛兵打死了1,772人。文革後，《北京日報》也發表過這個數字。
在這樣的暴力迫害高潮中，8月29日，“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發布了“第四號通令”，其中第7條說：“確實查明，並鬥爭過的黑六類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置外，其餘一律給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這個出路就是限期（於九月十日前）離開北京（如有特殊情況，經本人所在單位及查抄單位批準，可酌情延長），回原籍勞動，由革命群眾監督改造，給他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這個“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國張貼公布。直接後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萬人口被掃地出門驅逐出北京，占當時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點六。一名受訪者說，她家住在東單，夫婦都是工人，因為曾經在一個出租小人書的店裏有400塊錢資本，這時候被指控為“資本家”，全家被驅逐到山東農村，一個人隻準帶一個鍋一個碗，直到1978年底才獲準回到北京。這些被驅逐的人有的在火車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農村沒有食物沒有住房而死亡。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曆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由青少年打殺教師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時代，死刑要經過審理，可以上訴，由專業劊子手執行。文革後有人把文革籠統解釋為“封建主義傳統”造成的。這種說法不能解釋1966年8月發生的紅衛兵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