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6年8 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一些學生打死，北京許多中學都發生了老師被學生打死的慘劇。在男六中，一校工因出身問題被幾個造反派學生用一壺壺開水活活燙死。原女附中的一位老師後來回憶文革時說：“打人的很多都是原來的好學生。”
“好學生”瞬間變成暴虐、殘忍的“魔鬼”令人費解。的確，聰明、愛思考的學生容易被極端的論點吸引，要強的學生更是事事不甘落後，但是，打人、殺人就越過了人性的底線。當然，越過底線的遠遠不止中學生，大部分文革“戰果”更 應該歸咎於成年的“魔鬼”(例如[1]，[2])。一聲“造反有理”，頓時“魔鬼”遍地，對自己的同胞大打出手。先打“地富反壞右”、“階級敵人”，再打 “走資派”，然後互相打。“武鬥”的雙方都是革命群眾，誰怕誰呀？於是真槍真炮齊上陣。好像隻有人頭落地，才算是“革”了文化的“命”。
文革前，“魔鬼”們就是常人，每日上班上學，買菜做飯洗衣服，關心的是養家糊口、考試升學。文革過後，“魔鬼”們就像從一場邪惡的“夢遊”中醒來一樣，恢複理智，又變回常人，似乎忘記“夜裏”都幹了些什麽“好事”。問題是：
究竟是什麽原因使有些正常人、甚至好人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變成“魔鬼”了呢？
這種現象也不是中國特有的：想想“二戰”時期“德國鬼子”和“日本鬼子”的暴行，再看看身邊一起工作的德國和日本科學家，很難將他們與“二戰”時期的“魔鬼”長輩聯係在一起。
幾個月前讀了“斯坦福監獄實驗”[3]。這是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Zimbardo 博士設計並實施的真人實驗，其目的在於通過研究囚犯和獄吏的心理，為改善監獄管理提供心理學依據。結果實驗變成了對人性的探討：
“好人在邪惡的位置上會如何表現？
人性是否能戰勝邪惡？”
這個實驗也許能夠回答上述問題。
1971年夏天， Zimbardo博士通過一則廣告征求參加監獄實驗的誌願者，共有70多人響應。經過個性和心理調查， 24名身心健康的男性大學生入選，參加每天掙15刀、為期兩周的實驗。這24個年青人被隨機地分成兩組：一組為囚犯，另一組為獄吏。應該強調的是，入選的誌願者都是正常的年輕人；被分配當“獄吏”的誌願者並不是體型高大、性情暴虐的人。
然而，實驗的實施卻逐漸演變成“獄吏”對“囚犯”的虐待。到第6天，“囚犯”們的處境已明顯地屬於人身和心理侵害。在一位心理學家的幹預下，實驗提前結束了。這些作為“囚犯”的誌願者們在幾十年以後的回憶中還說，至今難以忘懷當時所受到的身心折磨。
我們可以從Zimbardo博士對實驗的兩點分析，找出與文革有類比意義的地方。
第一：人的“魔鬼”性。通過觀察“獄吏”們在實驗中的表現， Zimbardo博士發現有1／3的“獄吏”變成對“囚犯”充滿敵意，隨意侵害、羞辱“囚犯”的虐待狂。他們對手中的權力感覺超好，因而對實驗提前結束感到失望。令Zimbardo博士驚訝的是，這類“獄吏”的表現不是實驗前的個性和心理調查所能夠預測得到的。
人具有“天使”和“魔鬼”的兩麵性。在正常的社會秩序和理性的條件下，大多數正常人的“魔鬼”性被抑製或掩蓋，人們甚至沒有“魔鬼”性的自我意 識。在某些條件下，當人們因為軍事、政治、經濟、或社會地位的變化發生而變化時，特別當相對強弱變得懸殊時，有些“強”人的“魔鬼”性便會膨脹起來。這種 膨脹並非一定要受到人的主觀意誌左右。正如一個“獄吏”後來所說的，實驗以前從來不知道自己也有陰暗的一麵；在實驗過程中，他也從來沒有對自己的行為感到 任何不妥，而隻是在努力地扮演著“獄吏”的角色。
第二：體製的重要性。即使有正常的社會秩序，也不一定能夠保證正常人不變成“魔鬼”。Zimbardo博士的實驗設計即沒有違法、也沒有違背學校有關用真人實驗的規章製度，而侵權行為卻在正常的體製下、打著學術研究的招牌發生了！不僅是“獄吏”們，就連研究人員和大多數觀察者們都沒有察覺到侵權現象。
首先是實驗設計本身有缺陷：（1）為了讓“囚犯”產生心理震撼而設計的一係列情景，給“獄吏”造成“囚犯”低人一等的印象，導致 “獄吏”認為可以隨意踐踏“囚犯”的權利。（2）“獄吏”們沒有任何訓練、也無成文的具體規則可循，實驗者讓他們自己建立“監獄”製度。“獄吏”們僅僅被 告知“隻要能確保‘監獄’的秩序，就可以有限度地做任何事”。這使得一些想象力豐富的“獄吏”們極其靈活地運用手中的權力。
其次是製度本身有缺陷：整個體製，包括學校的規章製度、實驗設計者（即Zimbardo博士本人）、研究人員，都忽略了“絕對道德 標準”或者“普世價值”觀：對於生命的尊重和人權的保障應該超越國家、種族、性別、宗教、經濟、學術、以及政黨。從這個意義上講， Zimbardo博士承認，他的“斯坦福監獄實驗”是不道德的，盡管他的初衷並不是要侵害“囚犯”誌願者。作為“始作俑者”，Zimbardo博士認為自 己應該受到責備、並為侵權行為負責。他在書中對所有的誌願者表示了道歉，包括作為“獄吏”的誌願者，他們在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後也留下了心理創傷。（當時美 國的民事訴訟不像現在這樣普遍，因此Zimbardo博士沒有被起訴。）
既然正常的社會都不能保證人們一定從善如流，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非正常社會會給人類造成如此巨大的災難。當一個社會強調階級之間的關係必定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又給一部分人以專政的特權，就是將人分割成政治上的“囚犯”和“獄吏”， 就是鼓勵剝奪“囚犯”的權利。即使沒有文革這一類非正常事件的發生，也會發生對生命的摧殘和對人權的踐踏。文革進一步宣稱“囚犯”罪大惡極，又將更多的人 劃為如此定義的“囚犯”，再把沒經過訓練的群眾發動成“獄吏”，給他們以“橫掃一切”的權力，“公檢法”又被砸爛，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混亂的大監獄！
人性能夠戰勝邪惡嗎？2010年的電影《The Experiment》，是一部極度誇張了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其中有位“囚犯”誌願者甚至被折磨至死。有意思的是：在電影的結尾，實驗的設計者，因為製造侵害的環境，又沒有及時阻止侵害的發生被送上法庭，從而麵臨“過失殺人罪”的起訴。
也許隻有這樣，人類才能減少邪惡。
[2] 陳寶德，李學超：“陽江‘亂打亂殺事件’始末”《炎黃春秋》2014年第11期pp56-57,2014.
[3] Zimbardo, P.， “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Random House, New York,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