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打三反”的風雨中
——一個文革中的大學生“思想犯”的自述（三）
·忻鼎亮·
（上接 zk１５０３a 四，“另冊”陰影下生活）
２，蘭考和蘭考的知青們
我正式踏上了工作崗位，處境比在農場是又好了許多，“緊箍咒”似的檔案在縣組織部，本單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的過去。我表麵上是和大家一樣開始過正常人的生活，但我還需倍加小心：不能得罪領導，不能參與任何政治運動，否則後果會比以前更慘，因為我已經沒有學生身份了。那時蘭考很窮，窮得難以想象，但那裏的人們還是比較老實、膽小、善良，（不似現在河南專門造假的印象）處事比較實際，對政治理論淡漠。那時的大形勢是文革中的一個低穀區，政治環境也稍有寬鬆。我被分在蘭考縣科委，屬政府機關，沒有什麽太具體的業務工作，除了經常去工廠和農村蹲點外，我有了大量的空閑時間。也許是本性難移，積習難改，我沉積了兩年的思想又被激活了。在河南的那幾年，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結交了一批新朋友，二是讀了許多書，清理了思想，寫出了政論、文藝等方麵的一批處女作。
我來蘭考前，上海有一批知青在蘭考插隊，分別集中在韓村、唐寨、大付堂三個知青點。我到蘭考後，不久就與他們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觸。韓村的知青最多，以五十一中（位育中學）中四和中一的學生為主體，另外還有頗有名氣的上海中串會的核心人物，市東中學的侯美度（紅鷗）、複旦附中的張水榮等。我較為相知接觸最多的是我的校友，比我低兩屆育才中學的陳韶麟。這些插隊學生多數是真心誠意到農村鍛煉自己的，他們平時本分地參加勞動，空餘時還能認真讀書，有一定的獨立思考問題的習慣。大付堂的知青基本上都是中學造反派，持中串會觀點，如管宇春、邱月芳（海鷹）等在文革中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他們對接受再教育一類的口號內心並不認同。接受再教育態度最好的應是唐寨的知青點，他們積極參加勞動，認真地學習農活，與另外兩個知青點少有來往。因此。他們很快就得到縣裏的表彰和嘉獎。隊長複旦附中的樊頌賢被評為毛著學習標兵，不久就上調參了軍。客觀地說，這三個知青點的知青大多數都是下鄉青年中的好學生，但他們選擇到蘭考插隊都不是正常途徑的統一分配，而是自己和蘭考知青辦聯係的。個人當初的內在動機至今無法考證，但三十幾個來自重點中學（大多數）的學生集中在蘭考插隊，已成為很有特色的事件留在了知青下鄉史上。我和他們相識在貧窮落後的蘭考，那時，文化沙漠似的環境和強烈的精神生活需求使我們很快有了頻繁的交往。我和他們中近三分之一的人有過一定程度的深談，和其中的一些人成了好朋友，交情一直保持到如今，我的老伴也是當年蘭考唐寨的知青。
我在劫後餘生的日子裏，居然很快地結交了一些思想上的新朋友，這是得益於蘭考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蘭考人很窮，最關心的就是怎樣能不挨餓、不受凍，對生活上能給與他們一些幫助的人都有感恩之情。比如，每次從上海回來，能給周圍同事、鄰居分送糖果、牙膏、肥皂等小禮品，他們就會記住這些情誼。研究社會製度、政治理論離實際生活很遠，絕大多數人對此毫無興趣，他們不關注這類人，也不會認為這類人是壞人。所以，我在蘭考和一些朋友們談論政治問題，也沒有受到任何注意，我與那批知青的清談沙龍一直持續著。即使他們盡數上調到工廠，我們之間無窮的話題始終沒有中斷。
與我思想上交往最多的是韓村的陳韶麟和唐寨的朱學勤。陳韶麟是上海育才中學高三學生，和我不但是校友，在文革中還有一段彼此不知的緣分。文革初期，我們中國科大幾個原育才中學的校友寫大字報到母校，認為育才中學的教改是修正主義的教改，校黨總支和段力佩校長應對此負責，接受群眾批判。此舉馬上受到強烈的反擊，在育才中學校領導的組織下，鋪天蓋地的大字報給我們扣上放反革命邪火的帽子，指責我們是小右派分子。在近乎一邊倒的輿論下，陳韶麟等二十三個同學寫出了《誰敢滅火？！》的大字報，指出我們點的是革命之火，對我們表示了罕有的支持。我們在蘭考邂逅相遇，談起這段往事，彼此的親近感驟增，不久就成了思想上交往頻繁的好朋友。他在７７年文革後首屆高考考入開封師範學院（現河南大學）中文係，７９年考入本校現代文學研究生，師承任訪秋先生，專事周作人作品研究。畢業後就職於中國科大，在科大少年班教中文，後調至上海華東師大中文係工作至今。陳君為人坦誠，忠於友情。早在插隊期間，就對魯迅有深入仔細的研究，在經濟很困難的情況下買齊了魯迅全集，並認真通讀。隻要談到魯迅及其著作有關之事，他都能詳細地談出出處和原委。在攻讀研究生期間，又研讀周作人的作品，對周氏兄弟的文學成就有獨到的認識和見解。可惜的是由於各種原因，他不願筆耕，述而不作，以至於他的精到見解不能問世。我們之間的交情已有四十餘年，在政論、文學、社會現象等方麵，我們一直延續著沒有談完的話題。
朱學勤也是當年與我接觸頻繁的年輕人，他現在已是赫赫有名的獨立知識分子，其業績不用我贅述了。他當年在蘭考唐寨插隊，和我老伴同一個集體戶。他是６９屆的學生，文革開始時還在讀小學，當時因仰慕這批蘭考知青，單身一人來蘭考，是這批知青中年齡最小的一個。他誌向高遠，對政治有濃厚的興趣，讀書極其勤奮，也有相當的領悟能力。開始時，他不斷向學兄、學姐們學習，像海綿似地吸取知識營養，不久在見識上就有了逾越。那時我們相識了，經過多次交談，我驚訝不已，如此年輕的上海知青居然對政治理論極感興趣。後來，應他的要求，我和他在開封陋室裏談了三夜，詳述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我從自身經曆談起，按我獨特的理解分析整理文革的脈絡的各類典型事件。朱君聽得十分投入，並不時發問，許多內容他都記得很牢，多年後都能具體談及。據說他回鞏縣後，曾把我的談話內容作了認真的回憶並作了書麵記錄，從此開始了正式的對文革資料搜集和研究。我們之間另一重要話題是談《南共綱領》，學勤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在舊書店購得該書，讀後十分興奮，與我談及此事。該書是我在６８年精讀並作了詳細讀書筆記的，我雖然當時身邊已無書，僅憑回憶，我把整體框架和主要內容對他係統地講述了下來。後來在通信中他竟戲稱“忻君吾師”。現在，青藍易位，他業績卓著，在曆史學、社會學、哲學等領域的高論，我大概連聽也聽不懂了。除了這二位，蘭考的知青們在文史或理工等方麵做出成就的不乏其人，但他們對蘭考的這段生活都覺得對自己一生有一定的價值，並沒有對當時非常艱苦的生活作不堪回首狀的控訴。我也同樣，認為在蘭考時期精神生活還是比較值得回味的，除了一批知青朋友外，我還交了一些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大學生朋友，交往一直保持到現在。
３，浩劫年代讀書和寫作
文革後期對失落感很強的大學生來說，也許是個學習知識和提高承受力的合適空間。那時，我們正處於精力旺盛求知欲很強的時期，在一片大批判的階級鬥爭浪潮中，我們沒什麽正經事可做，卻又有大量的時間和充沛的精力，正是認真讀書的好時光。我在蘭考呆了一年多，被抽調到開封地區推廣優選法小分隊，不久就留在了開封地區科委。在那裏，我和本單位的圖書館管理員保持了相當好的關係，我教她數學、中文和外語，（她正準備以工農兵學員身份被推薦上大學）她給了我翻閱封存禁書的自由。我如魚得水，不但補看了幾乎所有的中外名著，還接觸了薩特、弗洛伊德、悉尼·胡克、德熱拉斯等政論和哲學著作，頓時感到眼界大開，自覺思想境界又深入了一步。這又得益於河南這樣的環境，人們對我這樣異於常人的舉動缺少“政治敏感性”，隻認為我是個愛學習的青年。經過大量的閱讀和思考，我對許多社會問題又有了新的認識，鑒於大學時期的教訓，我又不敢與人交流，和好朋友的談論也盡量限製在安全的範圍內。這樣，我的思想成了一個隻有輸入而沒有輸出的係統，我感到不爽，於是決定寫些東西，留些作品，相信將來會有用，即便是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也好。那時，我雖然還是單身，但已有一個九平米的獨立宿舍，安全尚可保證。於是，從７４年開始，我筆耕不止，寫出了一批僅有手稿而不能公開的作品。現在偶爾翻閱，雖然覺得當時見解上不夠成熟，語言還帶有一定的時代色彩，但其中的激情和敏銳仍為可貴，至少我現在是不複再有了。
第一個作品是一篇小說，題名為《經驗》，寫一個縣級機關科研弄虛作假的事，是在我相當熟悉的領域內虛構的故事。之所以初選這一題材，是為了先練練筆頭，也讓我這愛好文學的理工科學生過一把文藝寫作癮。此後，我便一發不可收，先後寫了《論自由》、《李白與杜甫》、《誰之罪》等一批政論、雜文和小說。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那時寫了兩篇批評《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文章，這是我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後，並將其和毛澤東哲學思想比較後的學習體會。我認為，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將人的意識和事件過程都簡單化了。意識應該包括感覺和思考，而思考則是決定人們行為主導因素。而《實踐論》恰恰淡化了思考的功能，過多強調感覺。另外《實踐論》描述實踐過程過多強調了經驗感知，忽略了思維和間接知識的作用，特別在知識共有的現代化社會，人們獲得正確認識多數來源於學習知識，而不是親身體驗。毛的這些哲學思想正是他曆來罔顧科學規律輕視知識，輕視知識分子的緣由。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過分突出對立統一規律，而將量質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視作其附屬，這就將社會發展過程簡單化，把製度的變更看作兩個階級的位置互換，這就造成他把階級鬥爭看作曆史發展的全部。它片麵地強調解決矛盾的方法就是鬥爭，無視矛盾雙方存在的同一性，這就使我國長期處於鬥爭的氣氛中，嚴重阻礙了社會進步。他的內因決定論更是顯得缺乏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常識，也是全國人民一直陷於無休止的內鬥中的理論根基。那時，我對毛澤東的認識比７０年前又進了一步，當然從現在的眼光看，這些想法不足為奇，更何況也未必都正確，我僅想說明當時自己的思想變化和對社會問題的思考。
另一篇值得一提的是題名為《血雨催春》的小說，它以７６年四五事件為背景，主要描寫一些當年經曆文革的大學畢業生在這次政治事件中反抗暴政的表現。四五事件引起我強烈的憤慨，覺得不寫不足以平息內心怒火，於是我在沒有具體材料的情況下，憑想象虛構了這樣一篇小說。這是用血寫的文章，充滿了激憤，現在翻看還竟不住動情。為了安全，我的這批文字手稿在當時基本不示於人，極好的朋友也僅能看一些小說類的，如批評毛澤東的文章在“四人幫”未被打倒前無一人看過。經過一次劫難，我仍然敢於如此“不安分”，是因為隨著閱讀量增加，我越來越感到這樣的專製製度肯定長不了。一旦龍歸大海萬壽有疆之時，應該能看到社會的變革和進步。從現在的目光看，這些文章無論是思想或表達方式都有一定的欠缺，但它畢竟是我思想變化的曆史紀錄。在上世紀末和前幾年，有些朋友都借閱了我的這批作品，特別是一些文革研究者認為其有相當的價值。而我僅把此看作自己人生旅程的一個環節，也是我這樣一個具有異端思想的人批評主流社會而發出的不同聲音。
４，人生的轉彎
此後，隨著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打倒，文革結束，我的人生軌跡出現了急轉彎。接下去的生活就是重新拾起數理化，苦讀外語，考回科大回爐班，交大研究生，生活節奏頓時緊張起來，精力和興奮點又回到了我原來的專業領域。畢業工作後，因業務上逞強的欲望使我陷入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必經的常規程序，集中精力不停地搞課題、寫論文，為了使自己的職稱盡快從中級、副高到正高一步一步地升上去，因此能獲得一個受人尊重的社會地位和比較舒適的生活條件。對知識份子應有的推動社會變革的社會責任心卻在一定程度上罔顧了，也許是心有餘悸，也許是興趣的轉移，總之，我在相當的一段時期內基本中斷了對社會問題的思考。
可能我有些機會可以進入體製內，這便於名正言順為社會變革發聲。八十年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春天，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擲地有聲口號的感召下，社會上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的氛圍很濃。在胡耀邦總書記的倡導下，許多平民出身的年青知識分子被選入了“第三梯隊”，作為新一代各級接班人培養，像我這樣當過“反動學生”居然也在此列。那時，我的檔案已經過兩次清理（林彪事件後和文革結束後），已經沒有一打三反運動留下的痕跡了。單位領導啟動組織培養程序，派人到中國科大外調，了解我在文革中的表現。那時科大力學係當政的是我同年級同學，他為了成全我的好事，重點強調了我因反對林彪、四人幫而受到迫害，對我運動初期造反派的身份淡然置之，至於“反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估計一字未提，就這樣我順利進入後備幹部名單。那時，正值控訴文革當熱時期，不少人將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痛苦濃墨重彩地上升為“受迫害”在各種公開場合反複講述，以便積累政治資本。一位與我頗為相知的領導見我從不談文革，曾直言相詢，問我怎樣受林彪、四人幫的迫害。我實言相告：“我文革中被整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批評毛主席。”他聽後頻頻搖頭，而後又反複提醒：不要把這話再對別人講。說實在話，我當時對自己專業上發展甚為看好，對是否當官看得很淡，始終也不要求加入共產黨。到了八九民運以後，我徹底失望，中斷了這方麵的任何念想。這樣，由於我的不配合，仕途無望也是情理中的事，在體製內發聲也就成了幻想。我退休後，逐漸淡出了專業，也有了大量的空閑時間，“舊病複發”理所當然。但是非常可惜，在與朋友們接觸中，我很快發現：由於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思考、研究的中斷，現在的認識離社會科學前沿問題的討論已很有差距了。所以，我隻能將自己在文革中思想變化的經曆實錄下來，希望能對文革研究和政體改革作極微薄的貢獻，也了卻我一生中最後的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