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 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
我在“一打三反”的風雨中
——一個文革中的大學生“思想犯”的自述（一）
忻鼎亮·
前言
年近古稀，本應已入“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但總覺得有心結未了。為了使坎坷跌宕的人生畫圓句號，不留遺憾，隻得重新啟動即將老化的思維，做人生最後一次筆耕。
回憶文革是我一生最大的心結，我真正的了解社會、了解中國、了解自己的思維脈絡是從文革開始的。單從表麵上看，文革幾乎毀了我一生，不但耗費了我精力和體力最佳時期的大好年華，而且使我這樣一個名校的好學生，險些淪落為永難翻身的反革命分子。但它使我學會了在逆境中堅持伶俜苦旅，深度地理解了人生的真正價值。現在，文革的時尚代名詞就是“十年浩劫”，它成了大眾賭咒的惡魔，也是探討研究的禁區，這樣的一筆抹殺是對曆史不負責任的態度。我們這樣的親曆者有責任、也有義務恢複文革的真實麵目，這段曆史不澄清對國家的未來將留下無窮的遺禍。近十餘年來，許多朋友在不同的場合均勸我盡快寫些自己文革的經曆，以免留下人生遺憾。但“寫什麽？”和“怎樣寫？”這兩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我，以致遲遲未能動筆。非常感謝《記憶》和《昨天》等文革研究的網刊、網站，為我們這些文革親曆者提供了一個溝通交流和說真話的平台，也為還原真實文革曆史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還為我解決兩個困擾的問題給出了一定的啟示。
連續五年，堅持不懈地讀完了每一期《記憶》和《昨天》等網刊，在同好們的許多有價值文章的啟發下，我基本確定了寫回憶的主要內容。在文革中，我並非名人，也沒有能力深層次地闡述和研究各階段發生的重大事件。但對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自己挨整的經曆則是刻骨銘心終生難忘的，作為一個“犯思想罪”的大學生受到整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當然，這類內容以前也有許多文章涉及，但我個人認為，似乎存在一種偏向。受害者往往受個人情感控製，對刑訊逼供這類殘酷場麵描述得過於濃墨重彩，把整人者一定程度上作了妖魔化處理。而對因製度性而產生的精神恐怖和純熟的威逼整人技巧揭露不夠，缺乏對禍害巨大的政治整人運動的機製作深入挖掘和思考。大家不妨回憶一下，自建國以來經曆的大大小小的多次政治整人運動，哪一次不是以整人者大獲全勝而告終的？當然，本質的原因是他們掌握了權力，但運動的發起者和倡導者必須就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對全國人民做出合理的解釋。在具體運動實施中，也必定有強有力的手段迫使挨整者內心屈服，單靠暴力是達不到有效的震懾效果的。曆經一次又一次成功的政治運動，整人的機製逐漸完善，整人的手段也日趨成熟，整人的經驗得到不斷總結提高形成係統化格局。我認為，我國能稱雄於世界的最強項就是對政治異己分子的整肅，這經過了反複成功實踐一直沿用至今。當然，這類運動最後終將被曆史徹底拋棄，但這需要經過受害的人們共同努力，深入地從體製上揭露其非人道的罪惡。
寫回憶的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要真實，幾乎每一個作者都這樣說，但給讀者們的感受則並非完全如此。關鍵首先在於對真實二字內涵的理解，我認為回憶的真實性有三個方麵的含義：第一是事件本身真實，就是要實事求是地把當時的場景做盡量客觀的描述，這一點，我相信大多數作者都在努力這樣做，但人的記憶有一定的選擇性，與事實有偏離的回憶和利於己方的回憶時常有之，在所難免。真實的第二層含義是事件的描述應該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因為每一事件都是由各個小片段組成，單選了A片段，刪去了B片段，就會對事件的真實性產生重大影響，另外，視角的不同也會對事件的描述形成差異很大的結果。這一點要做到有相當的難度，也是一些口述史不能得到認同的重要原因，但回憶者則應盡可能這樣去做。第三點應強調的是思想真實，就是說作者應當如實地回憶自己當時的思想脈絡，不應以現在的思想去解釋當年事件發生時的行為。這點更難做到，因為思想的真實性是無法客觀檢驗的，而且，作者遺忘的可能性更大，隻能根據其當時的言行作邏輯性判斷了。另外，影響真實度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取決於作者是否有功利性目的。有些老幹部的回憶之所以不能得到讀者的采信，原因就是他們極力想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失當行為洗白，把自己裝扮成文革的一貫反對者。其實在文革初期他們大都是擁護這場運動的，在整肅、打倒與自己有利益衝突的同僚們時的積極性遠比平民造反派更發自內心，隻是沒有想到火會燒到自己身上。現在為了顯示自己是浩劫中的受害者，就將文革中某一小段的痛苦經曆集中描寫，而對自己的劣跡隻字不提，以 “為尊者諱”的形式，達到描紅自己的目的。這種回憶掩蓋曆史真實，對後人嚴重誤導，危害很大，關鍵是其功利目的十分明顯。我輩一介平民，回憶文革一是出於恢複曆史真實的社會責任心，另外也是為了解除自己的心結，毫無功利目的可言。但人總有好麵子的痼習，特別當回憶自己挨整的經曆時，受害人往往會側重寫自己與整人方不屈的抗辯，或是虛與委蛇地巧妙周旋，而整人方常常被寫得詞窮理屈、暴跳如雷，以至武力相向。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挨整者在多數情況下是屈服、檢討、認罪，以致揭發同夥以求立功。上至劉少奇、彭德懷、章伯鈞、羅隆基，下至普通老百姓，大多如此，連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作過“永不翻案”的屈辱承諾。所以，在寫這類回憶中，應當對自己屈從、被降伏的狀態作適當實事求是的描述，雖然這樣展示自己的負麵形象會令人難堪、尷尬，但隻有如此，才能真正認識到政治整人運動的現實危害性和形成的製度性原因，以求最終鏟除這長期害人的毒瘤。
我已是一個暮年老人，長期從事自然科學的研究，一生雖無大為，但自覺坦蕩，無所欲求，將自己這段經曆如實示世，以求還原曆史，揭露整人製度之罪惡，其餘一切均可置之度外了。
一，文革前的我
１，我的家庭
一個人的性格形成原因曆來都是個謎，許多哲學家、心理學家和其他科學家都在對此問題進行研究，至今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我認為不管是誰，塑就其內外在形象的因素不外乎：先天基因、家庭影響和社會影響，而其中家庭影響則是幼年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
我出身於一個知識家庭。祖父是晚清官吏，他在１９０４年光緒恩科中進士，後曆任潛山縣知縣、亳州知州、寧國府知府，晚年在滬授課著書，是忻氏家屬中傑出人物。父親是祖父的獨子，天賦十分聰慧，在古漢語、書法、詩詞等領域均有很深的造詣，國內和台灣所辦的當代文學藝術家傳略中均載有父親的小傳。但父親的一生中，其才智始終未得以充分發揮。行運不佳固屬重要原因，另外也因性格所致。父親心性淡泊，處事懦弱，而且職業遠離了他的專長（父親一生主要在中國水泥公司從事財會工作）。因此他的才具伴隨其平鋪的一生悄然而去，沒有留下應有的傳世之作。不過，父親一生還是相當愉快的，他技藝甚博，琴棋書畫、中醫、篆刻、星象、射謎均有涉足，且具相當水準。他自幼秉承家學，打下了深厚的漢學基礎，後入西洋學校就讀，肄業於上海滬江大學。就職後便有一份較豐厚的收入，三、四十年代時在水泥公司任財會主任，屬高級白領，雖然子女多、家負重，但生活大都維持在上海中上層社會水平。１９５８年後，退休賦閑，經濟收入大幅下降，但子女們大都已參加工作，且能行孝，故生活仍能保持一定水平，平時以讀書、賦詩自娛，“文革”中居然也未受什麽衝擊（在那時也算是奇跡了），平安地度過了晚年。母親是慈溪富商之女，與父親成家後，共生了九男四女（其中五人幼年夭折，現存我兄弟姐妹８人）。母親雖然一生從未就業，文化也隻有小學程度，但她極其聰明，博聞強記，待人接物、處世談吐皆不亞於當時上層社會的太太們。在識人方麵，她有極好的直覺，評價言簡意駭，一語到位，對我們這個大家庭始終有著相當的控製能力。不但父親懼內，我們大多數子女對母親一直敬畏有加。
我出生於１９４５年四月十七（農曆）卯時，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末期，上海經常遭受轟炸，夜間要實行燈火管製。故而父親給我起名叫鼎亮，字可采，乳名惠曾。據說這是父親用了《左傳》中“亮采惠疇”一語，三個字正應了我的三個名字。因為我是父母最小的兒子（按順序應為第１３，按現存男丁，我排行第六），幼年時比較得到父母鍾愛。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大概是父親認為我的八字較好。父親不但自己替我排了八字，而且得到了當時著名星象學家馬萬廉的首肯。我的八字是：乙酉、辛巳、丁酉、癸卯，年支和日支雙見文昌和天乙貴人，日元丁酉稱為日貴格，火命坐財，俗稱朱雀乘風。按紫微鬥數算法，命宮見紫微、天府，稱為“紫府格”。應該說，這一命格是相當好的，但缺陷是四柱不見正官、正財，且行運不佳，多刑衝，這也許是我命不符實的原因吧。總之，我一直覺得自己比較坎坷的一生並不像命格中顯示的那麽好。
我在家中排行最小，隻有哥哥姐姐而無弟妹。平心而論，我的兄姐們均有各自突出的天分，如機遇好，幾乎都有成為名家的可能性，這也許是遺傳的原因，父母的智慧在子女們身上得以閃光。應該說，他（她）們不平常的經曆都可以獨立地寫傳記，但本節的主旨是想談兄姐對我性格形成的影響，特別是在“文革”中，所以就盡量刪繁就簡了。
我們家最有官運的是二哥，他名鼎言，字可坊，生於１９３０年，據說此名出典於《論語》：“言可坊也”。他在學生時代讀書非常用功，是父親最滿意的兒子，並有意培養他上大學（當時培養一個大學生是很不容易的事）。後因在高中期間不幸遇車禍，才被迫綴學而未圓大學夢。其時正值新中國成立，他便參加了工作，成了一名機關幹部。他似乎生就具有當領導的素質，不久便獲培養並多次提拔，三十歲後就提為上海普陀區稅務局副局長（這在未有解放前革命經曆又如此年輕的幹部中頗為罕見），最終他官升至閘北區委書記，至今年逾八十，仍被奉為閘北區“區寶”。在我懂事後，父母就一直叮嚀：二哥就是我們這些弟弟們仿效的楷模。但由於年齡上的差異，且又不住在一處，缺少直接接觸交流，他對我在思想上實際影響甚微。對我年青時代思想性格影響最大的是四哥和五哥。四哥名鼎永，字可久，生於１９３４年，此名出典於《易。係辭上》：“可久則賢人之德”。他才華出眾，風姿倬雅，是我們兄弟中最具男性魅力的、也是有相當叛逆性格的一位（這點對我影響頗大）。他在未修完高中學業時便自願報名參了軍，在西北空軍部隊擔任地勤技師。當時他年青熱情，對新社會充滿信任，是我家中最擁護共產黨的一員。不久，無情的現實便澆滅了他的激情，１９５７年，他與中國數萬右派一樣，因“言論罪”劃為中右分子，被取消了預備黨員資格，複員回上海，在某化工廠任技術員。１９５８年，我隨父親回滬上中學，我們弟兄三人（四哥、五哥、我）都住在康定路老宅中，生活在一起達六年之久。在與他的日常交談中，常能聽到他對時弊的抨擊和對時事的講解，對我影響頗大，也使我隱隱地感到社會的不公正。五哥名鼎亹，字可聞，出典於“亹亹可聞”。他１９４１年生，長我四歲，由於年齡相近，我們相處最久，感情也最好。五哥篤信誠實，克己從人，待人處事極為寬厚，他長於奕算，從小數學非常出色，弈棋也有過人的天賦。我在讀中學時，他是我恒定的數學家庭教師，也是我棋類的導師兼弈友，我的理性思維形成得益於五哥不少。他１９６４年畢業於複旦大學數學係計算數學專業，是我國第一代計算數學專業人才，工作勤懇踏實，業務能力也很強，惜不善處世，以致在專業上未能得到應有的社會地位。好在他生性淡泊，素來不爭，業餘時棋牌消日，自得其樂。非常可惜的是他在２０１０年得了癌症，未到七十歲便謝世了。
我出生在康定路８８弄（涵養邨，一條較好的新式裏弄）１４４號一棟三層的小樓，它位於當年徐家花園的東鄰，弄內居住的大都是中高級職員，生活水平處於社會中上層。我家東方文化氣息甚濃，常以詩禮傳家而自豪，鄰裏們亦公認忻家是擅長讀書的人家。那時，我和五哥及許多子侄們頻頻收到一些名牌中學（育才中學）和名牌大學（複旦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錄取通知書時，鄰裏們除了投以敬羨的眼光，同時也覺得這本是理所當然的事。父親從小就要求我每天背誦一些古文名篇（《刻舟求劍》、《勸弈》等），那時我也不大識字（四歲左右），就像小和尚念經似的死背。這樣的做法從長遠看確實效果奇好，我至今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誦這些文章。而後便是每天練習毛筆字，臨一份高振霄先生手書的魏碑（張猛龍碑）帖。我的兄姐們大都有一手好字，父親也支持我們看一些古典小說，這也是從幼年到老年一直保持的一大愛好，大約在小學三年級時，我已將《三國》、《水滸》、《西遊記》、《封神榜》等名著讀得非常熟了，以致至今尚能將全書的回目、１０８將的姓名、綽號等細節倒背如流。正是因為在這樣的傳統文化影響下，我幼小的心靈中形成比較牢固的意識是：用功讀書——忠心報國，這也是父親所希望的主流導向。但在另一麵，我似乎更喜歡仗義疏財、豪氣縱橫、好廣交朋友的俠士，特別欣賞那些不附權貴具有獨立叛逆性格的英雄。所以，我確實覺得像諸葛亮那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匡扶漢室名臣固然是我仿效的楷模，但像武鬆、吳用那樣的好漢對我也具有同樣的吸引力，而像歐陽春、展昭那樣的俠士則更是令我心醉，這樣的性格伴隨我度過了整整的一生。
２，我的學生時代
我在小學時代是一個合格的好學生，由於家庭的教育和父母的遺傳，我的學習成績在班上一直是數一數二的，各門功課都比較出色。另外舉止也比較文明，言談行為皆有度，顯得有著良好的教養。雖然三年級時曾從上海轉學到南京，但這並不妨礙我在老師和同學們心中好學生的地位。唯一會和老師發生輕微衝突的是：當我的好朋友受到老師不公正批評時，我常常會仗義執言，這種與老師不保持一致的行為常使老師感到不快。１９５８年，我小學畢業，被南京中央路小學選為全校七名保送生之一，可以選擇南京任何中學免考就讀。但因父親退休回滬，我放棄了極好的就學待遇，回滬參加初中考試。雖然當時上海與南京教育質量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仍以相當優異的成績考上了育才。進了中學後似乎境況不怎麽好，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逆境。首先上海人的那種本能的排外情緒使我甚是尷尬，當有些同學知道我來自南京，鄙夷的眼光隨之而來；另外，育才中學畢竟集中了同齡人中智商較高者，我在初一時學習成績並不突出；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我竟在體檢中被查出曾患過肺結核，（當時乃是一種可怕的病）這樣，我一貫良好的人緣、長期拔尖的成績以及老師的嗬護、同學的尊重統統消失了。好在這段時間不長，一年之後，經我自己的努力，境遇大幅度地好轉，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學習成績從中遊迅速躍升為前茅，特別是數學和語文更為突出，另外我豪爽樂於助人的性格很快地擴大了我的朋友群，還有從小好強的性格，使我在乒乓球、象棋、唱戲、看古典小說甚至跳繩、拍毽子、扯鈴等娛樂遊戲都玩得非常好，因此我人緣大增，很快就成了同學中的中心人物。那時，我非常欣賞韓愈在《原毀》中的一段話，“彼人也，餘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說來也慚愧，那時真不知天高地厚，覺得人家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但這句話倒確實使我一生中處事始終保持著很強的自信性。
我對社會、人生有一定的看法始於高中時代，當時我雖然學習、人緣都很好，但我一直不是共青團員，其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我覺得班上的團員相當一部分是因討好班主任而被吸收入團，德才皆無可取之處；其二，我不願意自己提出申請，心想團支部如能像劉備請諸葛亮那樣來請我入團方覺遂願，現在看來當時的想法真是十分幼稚可笑。到了高三，我似乎開始脫離了孩子氣，關心起政治來了。主要是因為當時中蘇論戰給學生們震動很大，“老大哥”忽然變成了敵人，學生們從小形成的理念出現了顛覆性的改變，也使一部分學生開始獨立地對政治對社會進行思考。我就屬於其中的一員，同時也從內心感到毛主席敢於挑戰權威的偉大、了不起，就從那時起開始自覺地學習毛主席著作。那時，我的班主任趙嬰嬰老師對我很是偏愛，當然主要原因還是我的學習成績好，性格直率真誠。另外，我在同學中也有較好的人緣，於是，我入團，當團小組長，下鄉勞動評為標兵，一氣嗬成，一貫有點白專傾向的我，就這樣糊裏糊塗地補上了“紅”的一課。畢業高考後，我如願地考入了中國科技大學近代力學係，人生一路順境，我躊躇滿誌地第一次離家到了北京。
我在大學裏非常要求上進，進校後不久便當上了團幹部，（支部宣傳委員）學習上仍能保持較好的水平，平時自覺學習毛主席著作，刻苦鍛煉自己，還遞交了入黨申請，應該說還是在順境途中正常前進。但我和政治指導員的關係始終處得不太好，原因我至今也不很清楚。我當時雖然積極靠攏組織，但喜歡獨立思考的個性絲毫沒有減弱，對指導員經常要求我們無條件服從頗為反感。例如，在團支委會上，大家經常會因為一些不同意見發生爭論，對方常常會以“這是指導員的意見”話語作為評判對與錯的標準，這使我感到非常不快。有一次，為了一位同學的入團問題，我直接與指導員發生了爭執。我同班且同宿舍的關XX，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入學後不久，哮喘病發作，學校決定讓他休學。這就意味著他從此以後不能再進科大的校門了，而且，這樣的病不能堅持大學學習的結論需大打問號。於是該同學就直接給郭沫若校長寫了封信，力陳自己能夠堅持學習，希望學校能收回成命。後來，在郭校長幹預下，關XX恢複了學籍，事實證明了他完全能夠完成大學學業，學校前麵所作的決定是有一定問題，對學生的前途缺少應有的關心。當時，他還不是團員，我是他的入團聯係人。他各方麵都表現不錯，當即將討論發展他入團時，我的提議突然受阻，我才知道此事指導員有異議，於是，我和指導員之間一場不愉快的談話就發生了。指導員明確地指出：關XX不聽黨組織的話，直接給郭校長寫信行為和內容都有問題。我對此說法非常不解，學校的不當決定不是被郭校長糾正了嗎？怎麽是不聽黨的話呢？難道基層組織的錯誤決定就不能向上申訴嗎？指導員嚴肅地糾正我：我們的黨是偉大、正確的，這也體現在基層組織上，並不是說，組織的每一個決定都保證正確，如果確實是委屈到了自己頭上，正確的態度是先接受，相信黨以後是會糾正彌補的。過分考慮個人得失，憑自己感覺判斷對錯，立即要求上級糾正，以保證個人利益，置組織的威信不顧，這樣的行為能說是一切以黨的利益為重嗎？他還批評我：你是個積極要求入黨的人，這樣的認識距離黨員的標準很有差距，朋友的利益和黨的利益應該怎樣擺難道不懂嗎？這樣還能為黨的利益犧牲一切嗎？我聽了內心非常鬱悶，如果在這基礎上講道理，我確實駁不倒他，但在情感上我也實在接受不了，這使我對指導員隻能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
隨著文革的臨近，階級鬥爭的氣氛逐漸濃重起來。那時，毛主席的一些內部講話也通過各種傳了出來，其中“與毛遠新的談話”、“與王海容的談話”和“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我看了以後覺得心情十分舒暢。當然，其中深刻的含義我根本無從理解，隻覺得毛主席是提倡抵製不正確的領導的，與基層組織對我們的思想要求有所不同。另外，毛主席反複提醒：中國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我們都隱隱覺得中國可能要出大事，隻有緊跟毛主席才能在階級鬥爭風浪中站穩立場。於是，我們幾個誌同道合的同學自發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學習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學習毛主席著作，討論國內外形勢。現在回想起來，有一點認識是共同的，如果中國要出事，肯定發生在上層。
許多朋友對我在文革初期會加入造反派的行列表示不解，像我這樣的名牌大學的好學生，在前途上有很大的上升空間，為什麽要選擇造反？當時的具體想法現在很難回憶，衝動的成份較大，毛主席反複提醒的“要防止出修正主義”是精神支柱。究其內在的思想和性格原因，我的叛逆性格和獨立思考的個性可能是其必然性所在。直接起因可能是指導員強行灌輸“馴服工具論”引起我強烈的思想反彈，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是貼指導員壓製學生的。綜上原因，也許是我選擇造反的原始動因，但一旦進入運動中，許多事情就會身不由己了。
二，我在文革中
１，文革初期
在文革中我的經曆複雜，事情也比較瑣碎，刪繁就簡，我主要根據自己思想演變脈絡，重點突出與“一打三反”有關的事件進行敘述。
在北京大學生的理念中，文革的真正開始時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當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晚上，電台廣播了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猶如一把烈火，把運動的氣氛一下子轟起來了。每個學生都在這樣考慮問題，北大的陸平、市委大學部部長宋碩都是黑幫，我們學校的黨委就沒有問題嗎？當學生們貼出大字報質問校領導時，其實每個學校的領導的反應幾乎都是一樣的。一方麵強調本校與北大的不同，另一方麵以反右鬥爭的經驗威脅、警告所有學生。但這一次，他們得到的結果也是一樣，北京所有高校均無例外，校黨委被宣布有問題，由市委派來的工作組進校領導運動。這是北京高校第一階段的運動概況。
我們學校的黨委在６月９日被群眾轟倒，黨委書記劉達停職反省，我們係６月９日晚開了批判黑幫爪牙大會，會上，兩位與造反學生衝突較為激烈的政治指導員被批鬥（包括我們年級的那位指導員）。我在這一階段站在懷疑校黨委的師生一邊，人生第一次嚐到政治鬥爭勝利的喜悅，甚至誤認為自己毛主席著作學得比較好，政治嗅覺敏銳。其實這一階段時間很短，學生的政治選擇有較大的偶然性，大致上，一些個性較強、易衝動的、平時與領導關係較差的學生比較容易選擇造反。造反的師生們在那一階段雖然受到了一定的壓力，但由於時間短暫，對我們的心理影響並不太大。
我們學校的工作組是中國科學院派來的，科大一直是受科學院和北京市委的雙重領導，科學院的影響更大些。工作組進校後，一方麵對校黨委的問題進行揭發批判，另一方麵組織師生學習社論和文件，讓學生們的思想和行動納入正規渠道。政治衝動是有一定慣性的，學生們對工作組許多限製其行動的條條框框不滿，而且，大家還存在著這樣的懷疑：科大是屬於科學院直接領導的，科大黨委有問題，難道科學院就一定沒有問題？現任黨委書記劉達有問題，難道前任黨委書記、現任工作組長鬱文就沒有問題？於是，和其他學校一樣，懷疑工作組的大字報陸續出籠，到６月下旬達到高潮。這次造反的師生們的境遇就很慘了，工作組毫不留情地發起了“抓遊魚”運動，一些對工作組提意見較激烈的、語言出格的師生們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整肅，受批判、鬥爭的約有近百餘名，多數都是前階段反對過學校黨委的，被重點整肅的有賈誌斌（二係教師）、王國政（四係）、沈連芳（三係）、陳思軒（六係）等人（後來他們大都成為東方紅公社的負責人）。雖然我校整人程度不像清華那樣厲害，但學生們畢竟第一次感受到政治運動的無情和恐怖，好端端的同學一夜間就變成了反革命。雖然現在已對文革進行了全盤否定，但對劉鄧主持的這場五十天的整人運動，別說挨整的同學不能原諒，大多數的當年親身經曆者都不能釋懷。我雖然沒有勇氣公開反對工作組，但對被批鬥的同學們很同情，也寫過為他們鳴不平的大字報，對工作組的做法內心非常不滿，隱隱覺得他們的言行與《人民日報》多數的社論精神不符，雖然自己並未被整，但覺得這五十天的日子真是很難過。
當我們聽到北大傳來陳伯達、江青等批評工作組的講話後，非常興奮，同學們多數都有很大的解放感，覺得自己真的能夠當家作主了。運動又發生了轉折，工作組奉命撤走，但沒有給被批鬥的同學平反，隻是籠統地承認了對運動不夠理解的錯誤。師生們當然不肯罷休，強烈要求工作組深刻檢查，說清自己的問題，為被整的師生們道歉、平反，相同觀點者成立了“紅燈聯絡站”，意為對工作組不放行。也有另一部分師生認為，工作組雖有錯誤，但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校黨委是定性的黑幫，應將運動轉入鬥、批、改的軌道，不應揪住工作組不放。北京各高校情況大致雷同，平心而論，各校黨委領導運動時間極短，劣跡不多，而工作組在五十天內一片恐怖，劣跡斑斑，同學們對其痛恨程度遠勝過對校黨委，揪工作組更發自內心，後來各校的造反派基本上都在那時串聯形成。
我當然是持批判工作組的觀點，與許小昆、焦大化等同學組織了《齊衛東》戰鬥隊，寫了些批判工作組的大字報。在這階段，我覺得最大的收獲是思想上理清了脈絡，特別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和“造反有理”的語錄給我思想上震動很大，結合反修防修的鬥爭，我想了很多。首先，我確信修正主義一定出現在中高層官員中間，他們並不是原先就是壞人，而是在領導的位置上被權力腐蝕的。所以，防修反修的關鍵是要讓人民群眾擁有揭露和監督官員的權力，這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新特點。８月８日《十六條》公布後，我更堅定了自己的想法，並特別注意到文件中多次提到：“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另外，我還注意到《十六條》中的第五條和第九條：第五條講的是黨的階級路線，不但沒有支持那些官宦子弟狂吼的“老子英雄兒好漢”所謂的“階級路線”，也沒有提到“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這樣官方習成的說法，而是強調依靠左派，團結大多數，孤立右派。這樣的提法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這就是新的階級路線？我隱隱覺得，由於所處的時期不同，階級關係發生了變化，把主要矛頭對著已失去權力的地富反壞右，似乎不合適了，應該重新確定階級陣線，以便對最大的敵人“走資派”進行鬥爭。第九條講的是文革中權力機構的組織形式，它沒有強調黨團組織的領導，也沒有提到政府部門的職能，而突出了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這些新的組織形式，還重點強調了巴黎公社的選舉原則。我覺得舊的機構和組織已不適應新形勢的需求，而且新組織形成的原則有利於防止領導脫離群眾而變修，這是從機製上反修的重要措施。
當然，作為一個剛二十歲出頭的大學生不可能作更多深層次的思考，在運動初期，我確認了幾條道理：為了防止中國變修，矛頭應當永遠對準當權派；至於他們是好的領導還是走資派應取決於其對群眾的態度；不斷地從機製上製約領導應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主要內容。我自以為這是對文化革命的正確理解，甚至還誤認為這是毛主席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重要內容，毛主席說的如此決然：“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既沒有前提，又沒有條件限製，他就這樣說了！難道我們還不該義無反顧地造反嗎？
２，上海串連
到了８月下旬，學校裏的兩派依然爭論不休，北京社會上血統論猖獗。我們便萌發了出去串連的念頭，大家一致意見是去上海，這是我的家鄉，我自然很樂意。我們當時同去的六個同學中，隻有許小昆和馮正中是紅五類，那時學校裏已有以高幹子弟為核心的紅衛兵總部，我們既無資格參加，也反感他們的言行，覺得不是紅五類不能參加紅衛兵的原則不合理，寫了一篇《我們就是紅衛兵》，做了幾個無字的紅布袖章就出去串連了。在火車上，我們遇到了北大、北京郵電學院、北大附中、北京七中等學校的同道學生，大家自願結合在一起，起了一個“北京南下造反隊”的隊名，在同車偶遇的上海某中專老師建議下，於８月２４日，我們到了上海文化廣場旁邊的上海機器製造學校。該校是上海一所最好的中專，以前稱為國立高機，學生們大多是學習優秀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的。該校的運動狀況也比較典型，師生們以對黨委的態度分為保守和造反兩派，運動中呈現的模式幾乎和我們在學校裏遇到的一樣，所以我們毫不猶豫地支持造反的一派。由於上海的運動比北京有滯後，加上我們北京紅衛兵的身份，我們的快速表態引起了軒然大波，也驚動了上海市委，此後，我們在上海再也脫不開身了。（這段經曆我在《與顧訓中訪談錄》中已有較詳細的講敘，這裏不再贅述。）
從我們到上海後直至１０月，可稱為在滬的第一階段，在這階段，上海的造反派還處於弱勢，我們的主要活動就是支持各單位和部門的造反派炮打司令部。與我們原先同來的夥伴們由於種種原因多數都離開上海回北京了，所剩的主要成員就是許小昆、我和北大的高冀芬，後來又有北京師大女附中郭寶珠、劉麗芬和北大的胡伯安等加入，我們將隊名改為“首都齊衛東”，這個隊名一直用到我們最後離開上海。我們這段時期聯係的單位和部門除了上海機校外，還有複旦大學、上海海關學校、上海青年話劇團、黃浦京劇團、上海舞蹈學校和上海紅西南紅衛兵指揮部等，我們始終堅持“炮打司令部”的理念，支持各個部門的造反派，並與他們建立了較長時期的聯係和友誼，有些朋友情誼一直保持至今。
我們在上海這樣的言行，必定將觸及上海市委。在８月３１日，北京紅衛兵與上海市委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為了要求上海市委解決各類問題，最後衝進了市委大樓，與保衛市委的人員發生了肢體衝撞。我們雖然沒有直接參加衝市委大樓的行動，但全力支持北京紅衛兵，反對上海市委壓製群眾，壓製造反，也寫了傳單，參加了街頭的辯論，常常被人圍攻。在這段時期，雖然我們的處境不佳，但我的想法很堅定，牢牢掌握矛頭對準走資派的大方向，深信這是符合毛澤東思想並看清了文化革命形勢的。但遇到一些具體問題時，也常有覺得解釋不清的時候，並為這些困擾感到糾結。主張保上海市委一派經常強調：上海是文化革命的發源地，是批判“海瑞罷官”的前哨，柯慶施是官方重點肯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那麽上海市委怎麽可能是黑幫呢？怎麽可以把矛頭集中炮轟上海市委呢？許小昆在對紅西南紅衛兵造反司令部的負責人有這樣一番解釋：上海市委以前是好的，但並不能保證它在條件環境改變後永遠是好的，走資派就是因為脫離群眾地位改變後變壞的，所以上海市必須在群眾運動中接受檢驗，形而上學地認為上海市委能進保險箱是錯誤的。當時還有這樣一種說法：“十六條”明確指出，幹部分為四類，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你們這樣遍地開花地狂轟濫炸，難道就沒有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之嫌？這個問題也提得很棘手，確實，我們是毫無例外地支持了炮打，因為沒有一個領導歡迎群眾給他貼大字報的，也沒有一個領導不為此組織反擊的，難道真的是“洪洞縣內無好人”？開始，我們隻能針對具體領導理論，避免延伸推廣，直到《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提出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概念，我們的疑團釋然而解。好的幹部隻要對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也會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以，隻要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幹部，就應當接受批判、炮轟，目的是通過批判，讓這些幹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當時還有一個讓我們頭疼的問題是：北京來滬的紅衛兵相當一部分主張血統論，宣揚紅色恐怖，有的甚至肆無忌憚地打人、抄家，同時他們中多數又持反上海市委的立場。我們和他們是炮轟市委的同盟軍，但又不願在宣揚血統論和胡作非為等方麵與他們為伍，所以，我們有節製地與他們相處，謹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線。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和許小昆等在整個文革中，沒有抄過一次家，沒有打過任何人，也沒有砸壞過任何公物。
到了當年的十一月以後，上海的造反派逐漸從少數變成了多數，從劣勢化為優勢。我們寫的《九評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小冊子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實際處境大幅度地改善，但自己的思想卻始終未能平靜。我們當時參與文革的理念是反修防修，而且堅定地認為不受群眾監督的領導最容易變成修正主義分子，並誤認為這是理解了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要義。造反派轉弱為強後，雖然還沒有實際掌權，但已能起到左右局勢的作用。此時，再與一些造反頭頭們接觸交往，竟發現他們的霸道程度絲毫不亞於各單位的當權派。再往上看，中央文革中一些成員的作為令人生疑，他們不停地運動群眾，一點也沒有接受群眾監督的樣子。這都是毛主席默許的嗎？難道他們就不會變修嗎？這些萌芽狀態的想法使我們漸漸地與主流造反派隊伍拉開了距離，也為我們以後的挨整生涯埋下了危險的伏筆。如果當時我們僅僅停留在思想上，哪怕隻限於私下談論，可能距離危險處境還遠些，但我們居然還相信：毛主席可能支持我們的想法，這才是致命的錯誤。於是，我們有了一些行動。正當大多數造反派以“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姿態對逐漸倒台的走資派“痛打落水狗”時，我們與複旦大學《殺閻王》戰鬥隊的潘嘯龍、譚啟泰等不合時宜地探討著：造反派今後該怎麽辦？核心的意思是，造反派現在地位改變了，如果不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就可能成為運動的阻力，走向反麵。對自己和本派戰友，不應爭名奪利，而應防止因地位改變而變修；對被打倒和靠邊的幹部，不應罷官了事，而應爭取轉變立場，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對保守派更應熱情歡迎，以示造反不分先後。我們和複旦的幾位朋友在這方麵的觀點很有共鳴，他們不愧是新聞係的高材生，很快就寫出了一論、二論、三論《造反派怎麽辦》，其中許多標題很醒目：“文化革命不是罷官革命”，“要馬列主義不要修正主義”，“我們不保”，“奪權就是奪人”等，很鮮明地闡述了我們的觀點。文章出來後，許多造反派稱其為大毒草，在兩個階級大決鬥的時刻，居然有人津津樂道地自揭短處！（文章我們並未具名，但在其後上海反逆流運動中，《殺閻王》公開檢查中提到，他們這些“反動思想”是受了齊衛東的影響）這時，我們開始了和主流造反派的不同行進方向。對著名造反領袖批判，我們選擇了表現最不像話的聶元梓，公開支持北大的反對派井岡山、紅聯軍。對中央文革，我們沒有膽量像地院的朱成昭那樣公開拋出質疑文革的八大觀點，也不敢像科大《雄師》那樣在西單貼大字報質問“中央文革向何處去”，我們雖然理想主義成分較重，但要“舍身撞雷”還是很害怕的。就我自己而言，當時對中央文革也確實餘情未斷，雖然不喜歡江青、戚本禹的專橫、跋扈，討厭康生、張春橋的奸詐、陰沉，但對陳伯達、王力、關鋒等還是甚有好感。
到了１９６７年，正是造反派們為了建立新的權力機構爭名奪利時，上海以複旦大學為中心出現了許多炮打張春橋的大字報。除了張春橋在曆史上確有疑點外，更令大家反感的是他在處理群眾組織關係上經常采用兩麵派手法，所以，複旦大學原來頗不團結的三派（紅革會、紅三司、炮司）居然在這個問題上一致起來了。那時，我也對張春橋甚為反感，曾數次與複旦《殺閻王》，上海機器製造校《武工隊》的朋友們議論此事。雖然還沒有衝動到公開炮打，但已被有關部門記下了一筆黑賬。再加上我又做了“為陳其五、章博翻案”等一些犯忌的事，我已被即將掌權的新貴們漸漸視為異己，當初“反舊市委的光輝業績”大為減色。一起造反的戰友們的勝利不但沒有給我帶來社會地位的榮耀，也沒有讓我內心感到喜悅，這樣在春節後，我便無趣地離開了上海，返回科大。
３，動蕩歲月
１９６７年是大動蕩的一年，也是我們思想上激烈動蕩的一年。我回到學校以後，正是中央文革和主流造反派清肅十二月黑風完勝之時，不管是代表紅二代的聯動，還是代表造反派的地院朱成昭、北大井岡山、紅聯軍，均受到毫不留情的鎮壓。我們學校的《雄師》、《井岡山》也屬這類思潮，（詳見拙作《科大的雄師和井岡山》）受到了科大主流造反派《東方紅公社》的堅決打擊，《雄師》的五位骨幹遭到牢獄之災，其它成員不同程度受到整肅。我們雖然思想上有類似的傾向，但幸好行動上沒有卷入，《東方紅公社》多數人還是認可我們這幾個老造反派的，但我們的名字已在東方紅鎮反組裏掛了號，罪名是在上海炮打張春橋，勾結北大井岡山、紅聯軍反聶元梓。由於我們在《東方紅》內的人緣和影響力，負責鎮反的６９６戰鬥隊還算客氣，僅作了一次變相審問，再沒有深究。但從此時起，我們已被劃入隨時有被整危險的人群行列，另冊的陰影一直威脅著我直到改革開放時代。６７年初，我們的境遇還算可以，科大東方紅的大多數造反派的朋友們（包括大部分總勤務站的頭頭）對我相當友善，經他們推薦，我在東方紅動態組和《東方紅報》工作，雖然不是主要負責人，但也屬有一定決策權的核心成員，這又為我繼續違背無產階級司令部旨意的行為提供了條件。那年年初，社會上發生的主要事件是反擊二月逆流，在中央表現為老幹部與文革新貴之間的矛盾，在地方上多數表現為支左軍隊與造反派之間的矛盾，稱為二月鎮反，各地的造反派們因為軍隊在權力和理念上的衝突，其領頭者紛紛被打成反革命關進監獄。我在動態組每天都看到外地造反派受害的材料，出於在文革中共同造反的情感和對整群眾行為的痛恨，我開始為受害者討回公道而努力。其中，重要的有如下幾個事例：
A，支持上海舞蹈學校“毒草派”：上海舞蹈學校《白毛女》劇組是江青親自主抓樣板團之一，是一個不便進入的禁區。當時，該校的學員對芭蕾舞劇《白毛女》有香花和毒草兩種觀點，香花派的理由非常直白，此劇是江青同誌肯定的，當然沒有問題。毒草派則運用當年流行的大批判理論，認為喜兒、楊白勞都是中間人物，“逃到荒山”和“喝鹽鹵自殺”都是消極行為，沒有突出與地主階級的正麵鬥爭，所以，突出中間人物的題材就是毒草，至少有嚴重問題。當然，持香花觀點總是安全的，自然也是大多數；但持毒草觀點的基本上都是運動初期的造反派，他們沒有在造反勝利後停步，成立了“衛東到底”戰鬥隊，其中有顧峽美、潘永寧等人，再次充當少數派。為此，他們在反逆流中又一次被整。我與顧、潘等在６６年造反中就認識，對他們的遭遇非常同情，而且，我在當時也讚同毒草觀點，便公開表示對他們的支持。同年四月，《白毛女》劇組赴京演出，顧峽美原是該劇的主角，因持毒草觀點就取消了她在重要場次的演出，演出後，她大膽地攔住了江青，要求向她反映問題。江青破例地單獨接見了顧，並對她表示了寬慰和安撫，要她放下包袱，還表示因觀點問題整她是不合適的，最後叮囑她，這次談話不要外傳。顧峽美鑒於對我的信任，把江青接見的詳細過程告訴了我。我認為這是“毒草派”翻身的很好的契機，於是，我以本報評論員的名義在《東方紅報》上發表一篇文章，把江青私下談話中有利於“毒草派”內容公示在媒體上。當然，這樣做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於是，“造江青同誌的謠”、“攻擊革命樣板戲”等罪名自然就被加上了。
B，支持三軍“衝派”：北京有許多軍事院校，在文革初期，他們雖然不能像普通高校那樣直接參加文化大革命，但他們也受到地方運動的影響，學校的師生們也分為造反派和保守派。軍內造反派可沒有那樣能享受勝利的幸運，他們反對的是駐京三軍的司令們，這些都是林彪要力保的愛將，所以，他們相比其對立派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簡稱“無革派”）顯得弱勢，幸虧有強大的首都三司紅衛兵的支持，在６７年上半年還能得以生存。是年五月，三軍無革派組織了一台文藝演出晚會，以壯大聲勢。三軍造反派抓住了晚會沒有突出文化大革命和路線鬥爭的問題，大做文章阻止演出，以圖挽回被動形勢。直至發展到５月３１日直接衝擊演出會場，驚動了林彪、總理和中央文革，經上層權衡，三軍造反派終於被拋棄，被稱為“衝派”，實際上被打成了反動組織，許多成員慘遭整肅，比地方上的挨整者處境更為不堪。因為上層多次表態，北京及各地的造反派再也不敢公開對其表示支持，其境遇更是雪上加霜。我們原先對三軍衝派也僅是一般的支持，並沒有過多的聯係，在中央表態後，我們去“軍藝星火燎原”看望，見他們被整的慘狀，激起了強烈的同情心，遂給他們捐錢、捐糧票，還在《東方紅報》上發了一篇褒揚三軍衝派的文章。這當然是闖了大禍，被指責為公然對抗林副主席，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C，支持“上柴聯司”，反對上海市革會：上海是我文革期間“創業地”，在京時我一直關心著上海的形勢。那裏的“反逆流”和北京的“反二月逆流”完全是兩回事，上海的“反逆流”著重就是整炮打張春橋的造反派，其中“紅革會”處境最慘，我的不少朋友均因此事挨批遭鬥，引起我對這一新生政權內心不滿。是年夏季，我二次返滬，正值上海兩派激鬥之際。一派以上海市革會、工總司為代表的一些左派組織，人多勢眾，掌握全市政治、經濟資源，又得到中央的支持，當然位於上風；另一派為首的是一個工廠的造反組織，簡稱上柴聯司，僅四千餘人，但得到相當多的平民支持，其中主要的是在“反逆流”中被打下去的一些組織，特別是工人造反派中的非主流組織，他們組成了各區的“支聯站”，經常在人民廣場舉行演講，聽者數萬之眾，居然形成了一定的氣候，能與市革會對抗。我在一月份曾去過上柴廠，當時隻覺得是一個單位的兩派之爭未予重視，而且也並不傾向於聯司。但這次看到後，心境大不相同，一個完全沒有背景的組織，居然能造成如此聲勢，其組織能力和宣傳能力以及對群眾心理掌控能力之強是異乎尋常的。而且，我對那些新貴們本有不滿，再加上我曆來同情弱者的秉性，就義無反顧地投入了“支聯”的行列。我們以《齊衛東》名義，召開了幾次支聯派串連會，還組織了一次市內遊行，雖然當時給了聯司較大的精神支撐，但最終效果卻是事與願違，不僅沒有給聯司群眾任何實際幫助，還把自己和朋友們都牽連了進去。不久，解放日報社革委會負責人之一是我的一位中學交情極好的老同學，他看到一份絕密敵情內參，把我在上海的一些活動都當作階級敵人反對上海市革委會的動態通報了。他冒著“通敵”的危險把這情況告訴了我，並警告我迅速離開上海，否則後果嚴重。這樣，我又頹喪地離滬返京，開始了我的“退出江湖”生涯。
從６６年文革開始到６７年秋，我以十分積極的姿態投入了文革運動。雖然在實際行動中不斷地有磕碰，但我自認為信念很堅定，因為我確信文革是毛主席發動的一次反修防修大演習，隻有發動群眾運用“四大”的武器，才能防止修正主義出現，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同時，在此期間，覺得充分體現了自我價值，誤認為不管什麽政治見解都能公開發表（當然隻是時候未到，以後是要毫不留情地被清算），所以，總覺得有潛在的動力支撐。到了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指示發表後，“現在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的警告猶如當頭棒喝，我開始意識到危險的降臨，趕緊懸崖勒馬，實際上為時已晚，在以後的運動中是難逃厄運了。順便說說，上述文革經曆隻是為了作為一打三反中挨整的鋪墊，刪繁就簡，突出了自己與運動主流的對立性和偏離度，實際上我並不是一個專門喜歡標新立異膽大妄為的人。
４，思想變異
我在文革中之所以自信地投入，源自於這樣的信念：總覺得毛主席會支持我的想法。不管是前期與各級當權派的爭鬥，還是後來一些脫離文革主流的行為，我一直盲目自信，認為自己是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確實有些朋友也曾提醒：我的想法和行為並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對大民主的理解，與毛澤東的想法是完全背離的。記得印象深的有兩次：一次是在６７年一月，我在首都三司駐滬聯絡站住地和地院東方紅的朋友們聊天，一位《高旗無畏》戰鬥隊（朱成昭麾下主力隊伍）的朋友在介紹朱成昭的八大觀點。其中講到朱預計：隨著文革的深入，大民主將越來越少。我當時甚為不解：毛主席不是強調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要號召群眾起來造反嗎？要是沒有大民主，造反何從談起？還有一次是６７年春，我和許小昆與科大井岡山劉祖平、倪詩茂等談論文革形勢，老劉也說起同樣觀點，我忍不住奮起反駁。老劉要我重新仔細閱讀一下運動初期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說我的想法與鄧拓接近。我當時覺得不能接受，他們怎麽會認為毛主席願望是要強化專製？他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的倡導者嗎？直到毛主席６７年秋季後一係列指示發表，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理解的毛澤東思想是錯的，促使自己積極投入文革運動的支柱信念轟然倒塌。
現在要重新回憶當時思想脈絡的具體變化已是很困難，但有幾點還是記得非常清楚。首先是對“走資派”概念的理解，“十六條”中提的是“混入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竟然把很重要的“混入”兩字忽略了。毛澤東及其文革追隨者的意思是：這些“走資派”並不是因為地位改變而變壞的，而是原來就是混入黨內的壞人，所以受到嚴厲懲治的不是建國後劣跡斑斑的貪官汙吏，而是當年國共鬥爭中有過汙點的“叛徒”、“特務”，而隻要忠於毛主席，不管如何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甚至鎮壓群眾，都無關緊要，都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不準炮打！這和我信奉的“炮打司令部”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其次是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解，也就是怎樣防修反修的問題。毛澤東的說法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這樣對文化大革命實質的解釋實在令我無法理解，建國十七年，國共兩黨除了隔岸放些無效炮彈外，並無任何實際的正麵衝突，怎麽能說文革是兩黨鬥爭的繼續呢？莫非劉少奇、彭真等代表了國民黨？或者說是受蔣介石委派的？反修防修又怎麽解釋？蘇聯變修也是受了沙皇勢力的影響嗎？這實在是匪夷所思，與我以前對文革的理解完全大相徑庭，甚至是對立的。“毛主席最終會支持我的”幻想實際上成了泡影，繼續投入文革的願望嘎然而止。另外，隨著那時王力、關鋒、戚本禹等相繼倒台，北京和各地的不少思想略有出格的造反派均慘遭整肅，而且完全是永難翻身的態勢。我感到極其灰心，而且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我最崇拜的領袖居然在使詐，為了打到政敵竟欺騙全體國民發起這樣一場大規模的造神整人運動！我當時的情緒就像祥林嫂用斧頭砍廟門的門檻一樣，對毛澤東從崇拜到失望轉至反感，當然，對以後的現實運動我興致索然，開始了自己的認真讀書生涯。
一個毛澤東思想的信徒開始懷疑毛教的教義，這讓我感到既痛苦而又有超脫感，痛苦的是我必須重新理清自己的思想，擯棄以前遵奉的信念；超脫感是因為我終於又回歸到了自我境界，擺脫了教義的框框，開始理性地獨立思考。於是，我和許小昆、劉祖平、倪詩茂、徐立林、王昌燧等人一起讀書、討論，脫離了實際運動。由於當時的文化禁錮，書源很少，我們如饑似渴，凡是封、資、修，洋、名、古的書隻要能找到，就一本一本地傳閱。中國曆史是我們重點攻讀的內容，在此期間，我讀完了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本和部分《資治通鑒》等重要典籍，劉祖平古文功底深厚，經常給我們講解《通鑒》中的一些片斷，使我得益頗多。我自己覺得長進最大的（用當時的說法也就是中毒最深）是認真閱讀了馬、恩原著和國外的一些政治書籍。在此之前，我雖然篤信毛澤東思想，但對馬、列著作知之甚少，出於對毛澤東思想正確性的質疑，我必然會考慮：毛澤東是繼承、發展了馬列主義了嗎？兩者之間差別何在？我那時像學高等數學那樣去讀馬、恩兩卷集，每篇文章都認真地做了閱讀筆記，力求弄通原著的每一句話的實際含義。在這過程中，許小昆對我幫助很大，他有相當強的理性思考能力和對譯著的閱讀能力，從中不但幫助我順利地精讀完了這兩冊經典，而且還補上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這一課。當我讀過了這些經典及列寧兩卷集、《馬克思傳》等有關書籍後，思想上確實有了質的變化。具體的讀書體會就不詳細展開了，結論性的收獲主要有兩點：
第一，我已確信，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差別甚大，中國目前所宣傳的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的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馬克思的原意，馬克思主義精髓（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演說》中強調的兩大發現：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在毛澤東思想中幾乎沒有什麽體現，實在感到難以將兩者強連在一起。第二，通過對原著的精讀，我的思想信仰從毛澤東思想轉到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覺得馬克思、恩格斯分析問題有超凡的深度，邏輯性和穿透力極強，完全是高質量的理性思維，較之毛澤東武斷、直白的俗話確有天壤之別。（具體內容可能後章節會有一定涉及，這裏就不展開了。）另外還有一類書籍對我影響相當大，在許小昆家（其父是中央外貿部的高幹）我看到了許多“修正主義”國家的政治理論內部參考資料，以及在反右鬥爭中一些著名右派（如林希翎等）的言論集。這些從未見過的對社會觀察的獨特視角和理性思考問題的方法，又如醍醐灌頂，使我眼界大開，深感到自己以前的無知和幼稚。在６７年初，我對文革中出現的新思潮非常感興趣，還搜集了不少這類文章和大字報，對比這時看到的書籍和資料，很快意識到文革中理論的膚淺。
特別是精讀了《南共綱領》，心中既驚訝又敬佩，作者對用暴力取得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弊病的分析，竟是如此透徹深刻，我當時甚至覺得自己在文革初期的思考和分析都是多餘。現在回憶起來，《綱領》內容中兩個主要觀點對我觸動很大：第一，書中強調，無產階級政黨掌握政權後，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因素仍然存在，並以新的形式出現，執政黨應當不斷地鏟除這些因素；而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裏，也有許多社會主義因素，沒有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完全可以通過和平鬥爭的方式，擴大社會主義因素，逐步影響政權的性質。第二，在現代工業不發達的國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資本主義因素表現得最主要新形式就是官僚特權階層的形成，這是這類國家中的最大危害。正是這些觀點，使我思想有了質的變異。我逐漸堅信：我國是個極易產生特權階層的國家，它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危害。在人類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美、英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距離真正人類理想的公平社會未必比我們遠。（當然，在改革開放後，特別是網絡時代，我們能夠看到許多發達國家的政論和時評，《南共綱領》的一些見解也不足為奇了，但在當年文化荒漠思想禁錮時代，喜好用理科思維方法分析問題的我，見到這類文章時的驚愕心情現在人們難以理解的。）盡管這些“修正主義”的觀點和當時國內主流政見何等的格格不入，但他們仍是尊奉馬克思主義的，仍是認為共產主義必將戰勝資本主義的，對十月革命和新中國成立還是肯定的，隻是認為社會主義製度容易產生特權階層，產生壓迫人民的新資產階級，這一點與我的想法很有共鳴。這樣，我就逐漸進入了思想“走火入魔”時期。
說實在的，我當時對自己的思想和情緒的變化也有一定的恐懼感。畢竟那時思想犯比比皆是，更何況我已經對偉大領袖產生了逆反，這比我在運動的一些越軌行動嚴重得多，牢獄之災，甚至性命之憂隨時均可能發生。雖然我的朋友們都非常強調“江湖義氣第一樁”的原則，但有些想法也僅限於我和許小昆之間，特別是對毛澤東的非議。當時我畢竟還年輕氣盛，對政治鬥爭的殘酷性認識不足，僅僅為了解開思想上的糾結，竟將自己的一生置於危險之中。既然是“走火入魔”，當然也無法在異端的思想道路上踩住刹車，於是我還看了許多類似的政治曆史書籍，如《第三帝國的興亡》、《斯大林時代》以及波蘭、匈牙利等國家關於波、匈事件的政論和時評，我的思想初步形成了“反動”的雛形：
第一，我認定毛澤東思想不是馬列主義，而是專製統治的思想武器；第二，我們國家的社會製度存在著產生新的特權階層的弊病，南斯拉夫的政治見解是對的，赫魯曉夫反斯大林是社會主義的進步；第三，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利用群眾對官僚體製的長期不滿而設計的打倒政敵的騙局，我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欺騙，但矛頭對準“走資派”也就是官僚特權階層總是對的，這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症結；第四，那是從閱讀大量“修正主義”書籍和資料中知道了“不同政見者”這一詞的含義，並對索爾仁尼琴這類人非常敬佩，甚至認為值得終生仿效。當然，這些主要都是政治領域的思考，還有一些經濟、科研和其他方麵的觀點，當時也被認為是反動的，後來已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同，並為當政者采用實施，在此就不做“表功式”的贅述了。這些觀點，我和許小昆之間是認真交換過的，也經常一起探討、思考，但和其他朋友並沒有非常明確地點破，僅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但應當實事求是地說，當時我的這些朋友中多數對毛澤東並沒有明確的不滿，對整個國家的體製也沒有係統的思考，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持反感態度。
５，整肅開始
在６８年，工、軍宣隊進駐學校之前，雖然我在運動中多有越軌，出格言論不少，對立派偶有大字報給我冠以“反革命”帽子，甚至本派也有一些人認為我思想反動。但這些都是群眾的詐唬，並沒有製約效應，我也沒感到有多大的壓力，仍是我行我素，想說什麽就說什麽，想幹什麽就幹什麽，還享受著文革前期賦予的自由。工軍宣隊進校後，情況大不相同了，雖然我校沒有像清華、北大那樣曾有過大武鬥以及與工軍宣隊的對立，但按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學生們挨整的時期不可避免地來到了。
我校主要由軍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並掌握控製學校的一切權力。開始時，軍宣隊組織學習，以及搞早請示晚匯報，繡毛主席像，跳忠字舞等令人不勝厭煩的造神活動。其目的一是將脫韁的野馬用強力收回，另外為了讓這些學生們清醒，在集中的權力麵前，你們除了老老實實接受改造服從管理，已經沒有任何別的選擇了。
厄運僅僅剛開始，文革中大規模地對群眾的整肅從６９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拉開了序幕。剛開始遭整肅的對象主要是一些有政治曆史問題的教職工，每次開校級或係級的大會上，總有一些倒黴者被陸續揪出來，關入由軍宣隊設置的專政隊隔離審查。這和文革初期群眾自設的專政隊完全不同了，大亂時的專政機構沒有穩定性，也沒有社會認同性，其恐怖感遠不如眼前的專政隊。一旦不幸進入，就有永無翻身之日的可能，而且，被專政的罪名有很大的隨意性，因此，校內人心惶惶，氣氛極為緊張，繼工作組專政後，災難又一次落到科大師生們的頭上。隨著整人運動的深入，文革中的現行問題也進入了清查的範疇，在６７年公安部六六通令規定的現行反革命條款上，又增加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和組織策劃大型武鬥等內容。這樣，整肅的範圍不僅限於教職工，很快就擴大到了學生，遭此厄運者數量漸漸增多。我的朋友劉祖平因為北大“紅旗飄”組織的牽連被揪進專政隊，另一位關係不錯的王元元也因上海鐵路南站武鬥事件而遭殃，現實的危險在逐漸接近，我們已處於緊張、恐懼之中。
整人者往往有很好的階級鬥爭嗅覺，我們係的軍宣隊進駐後不久就注意到了我們“齊衛東”戰鬥隊，準確地確定了我們是五係學生中清查的重點，並不失時機地成立了調查我們的專案組。我們主要的“罪狀”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其中包括反張春橋、反上海市革委會、反對樣板戲、支持“三軍衝派”對抗林副主席，以及與上海、北京一些已被整肅的“反動”組織關係密切。這些“罪名”要完全抵賴是不可能的，我們做了充分的準備。辯解的基本原則是：坦率承認客觀的事實，強調我們動機是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因為認識錯誤才造成了不良後果，但對我們讀書會中的一些議論及相關的“反動”思想嚴防死守，堅決不能外泄。我們係裏一位軍宣隊負責人找我談過一次話，要我認真交待文革中的問題，爭取主動。我非常爽快地將運動中的錯誤細細講了一遍，並表示自己毛主席著作沒有學好，對錯誤造成的影響感到非常痛心，今後一定在軍宣隊的領導下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他看我態度挺誠懇的，他們掌握的情況我都已交待，說了些要和以前的錯誤決裂一類的話，後來再也沒有找過我。當時，軍宣隊準備怎樣對待處理我們，我心中一點也沒數，僅僅感覺似乎有個專案組在調查我們，但結果會怎樣，內心非常忐忑，這樣的煎熬過了半年多。
記得６９年初夏某個周六的傍晚，我在我三哥家度周末。我們班上一位女同學（因她不願在我的回憶中提到她的名字，故簡稱連X）來找我，她非常坦率地告訴我，她前一段在搞我們的專案。我深知她這樣做是嚴重違反專案紀律的，萬一泄漏她也將受到牽連，很驚訝她的行為。她說：以前也不太清楚我們在運動中幹了點什麽，這次通過專案清查，覺得我們整個運動中的行為都是為了理想，沒有任何私欲，不管是對是錯都是令人欽佩的。我當時聽了真的很感動，這位連X雖說和我關係不錯，運動初期也一起造過反。但她畢竟是學生黨員，除了黨的原則，她竟然還有自己的道德判斷，而且也同樣不計私利。在上海串聯時，解放日報的一位我的中學同學曾給我通報過上海市革會整我的絕密消息，我為此事感動過，因為我看到了情感和道德的力量。這是第二次類似事件，說明了在階級鬥爭硝煙彌漫的社會裏，還有非政治因素存在的場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社會終究不能被殘酷的鬥爭哲學無情地全覆蓋。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暫時告了一個段落，我們僥幸地度過了一次難關。軍宣隊專案組給我們的結論是：革命小將犯錯誤，並當了我們的麵銷毀了專案材料。這其中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首先，這場運動主要對象並非學生，也不是特別強調現行問題，邊緣的位置使我們有了許多逃脫的機會。其次，由於在專案組內有同情我們的朋友極力幫忙，這比我們自己的辯解有力得多。最重要的是我們私下的言論問題並沒有涉及，我們好朋友之間的友誼和攻守同盟經受住了考驗。另外再加上我們平時人緣較好等因素，這場有驚無險的災難就這樣逃過了，但也為我們在“一打三反”運動中的厄運留下了伏筆。短暫的成功大大增加了我們的盲目自信，特別是我自己竟如此昏昏然：認為共產黨的整人運動也不過如此，我們這些名校高智商的大學生怎會鬥不過沒文化的軍人和工人呢？其實，我的這類想法不僅大錯，而且給以後帶來了一定的實際危害。挨整的要素主要是如下三點：社會大形勢、對象的“罪行”和對象周圍的環境，（這問題在以後章節中還將進一步細述）我們的這次幸運與自身的智商相關性是很小的。
此後，科大的師生又麵臨新的災難，在林副主席的軍委一號通令下，中國科技大學將要搬遷出北京。中國科大是建國後新創辦的一流名校，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親任校長，華羅庚、錢學森、錢三強等一流科學家都在校直接為學生們上課，文革前，我校一直被稱為科學家的搖籃。現在要把這樣一所學校搬出北京，絕非一件小事，一些類如高速風洞和實驗室等國內稀有的實驗設備可能毀於一旦，選擇一個合適的新校址來安置萬餘師生也是一件十分費周折的事。但在文革中，科技和教育地位低到令人難以想象的地步，最後決定：科大搬遷到安徽。這一缺德的決策究竟是誰拍的板，至今尚無法查清楚，在科大校史上留下了尷尬的一頁。６９年年底，在強權的壓力下，６９、７０兩屆的學生以及大部分老師被迫就範。雖然大家怨言紛紛，但科大的前途不可能掌握在廣大無權的師生們手裏，隻能落戶安徽。從此，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科技大學的命運一落再落，當年的輝煌隻能成為曆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