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命運要從1949年11月重慶“天翻地覆”開始說起。在這以前，外公擔任中國銀行重慶分行的襄理。銀行被接管後，來了一位知識分子出身、通情達理的“軍代表”。外公向他交代了自己的“曆史問題”：即抗戰期間，被派到國民黨的“中央訓練團”受訓，這是當時所有國家機關中層幹部都要接受的。“中訓團”結業時，集體加入國民黨。後來回到銀行後，沒有再去參加活動，就此脫離了關係。“軍代表”說，抗戰國共合作期間加入國民黨隻算“曆史問題”，不是“曆史反革命”。
外公作為重慶分行的高級管理人員被留用，但卻降職降薪，可是外公並沒有怨言。由於他有豐富的金融經驗，又有著作，在重慶銀行界很有名氣，有好幾家私人銀行以高薪高位延聘外公。他卻因為愛國，寧願留在中國銀行“為國家服務”，不為名利所動。然而，他在中行工作20年，自以為都是在為國效勞，對被說成是“官僚資產階級的禦用工具”感到困惑，但是這並不防礙他真心實意地擁抱新社會。後來中行總行調他去北京的國外局工作，外公因為英語好很快成為那裏的業務骨幹，尤其熱心地培訓年輕的員工。
但是外公“曆史問題”的陰影，在“三反”中又使他蒙冤，為此總行不許他參加工會。1955年“五反”結束時，外公被告知，他的曆史問題已查清楚，因為他早就作了交代，不是“曆史反革命”。總行還給他作了“曆史清楚”的結論，準許參加工會，外公這才放下思想包袱。
可是好景不長，在1957年反右前的“大鳴大放”時期，由於外公的書法好，單位的年輕人給領導提意見時，常請以助人為樂的外公幫著抄寫大字報。除此之外，外公也隻是對於“三反”蒙冤略有微詞，提到了在“三反”冤案中自殺的妹夫。“反右”開始後，外公並沒有受到批判，隻是被指為“思想走火”。在1958年反右“補課”（反右擴大化）時，外公被劃為右派。因為他年紀大，沒有被送去勞改，給他的處分是“開除公職，自謀出路”。他給母親的信中說：“在中國銀行服務28年，如今被一腳踢出，心中無限酸楚”。母親回信表示，他隻需在家休息，做點自己喜歡的事，經濟上我父母完全可以支持他。外公國學根底深厚，除了對昆曲感興趣之外，還愛好文史，文采極佳，一直打算在退休後研究文史。但外公堅持要到街道勞動，接受群眾的監督，以求摘掉“右派”的帽子。
外公就這樣在街道幹起了廢品回收的工作。然而，外公政治思想單純，真認為自己有罪，在人麵前抬不起頭，終日悶悶不樂，寡言少語。母親說外公原本是很風趣幽默的，但我見到他時他已劃右，看不到他風趣的一麵了[1]。外公日思月想的就是“摘帽”。為了“贖罪”，在小區停止廢品收購、隻安排他掃街後，他竟然覺得對自己的“懲罰”不夠，每天義務地提著水桶，給小區每個單元擦大門。後來居委會和民警看他自己擦單元大門，意識到他“摘帽”心切，主動做了給他“摘帽”的決定，但報到區委卻如石沉大海；居委會催問了三次都沒有得到答複。外婆到區委上訪，得到的回答是，中央沒有對街道“右派”的政策，沒法處理。
1965年有傳言，“四清”運動後會對“五類分子”進行甄別，表現好的給予“摘帽”。外公聽到後稍展愁容，滿懷希望地等待著，想不到等來的卻是“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文革開始了，紅衛兵“橫掃一切”的風暴來勢凶猛，令已經背著沉重思想負擔的外公驚恐萬狀。紅衛兵規定“黑五類”必須在衣服上縫個布條標明身份（與納粹時期讓猶太人衣服上縫上“大衛之星”的黃布條，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是，縫上布條隨時都會挨打，而不縫布條，被查出來則會被整得更厲害。外公每天都要出去掃街倒垃圾，如何是好？後來還是外婆想出一個主意，即把布條縫在外衣上，外公不穿外衣，而是把外衣搭在手推車上，遮住布條，這樣可免於挨打；萬一被查出來，又沒有違反規定。
後來局勢的發展，更讓人膽戰心驚。如洪水猛獸的紅衛兵天天對“黑五類”發“最後通牒”，要“‘黑五類’全家滾出北京，回原籍勞動”。風聲越來越緊，讓外公驚懼不已，特別是擔心連累外婆。外公問母親，這樣下去前途如何？母親當時也心慌了，拿不出辦法，隻說再看看吧。外婆悄悄地去問民警：“老家已沒人了怎麽辦？”民警又去問了附近中學的紅衛兵，紅衛兵說“那就要驅逐到北京郊區勞動改造”。外婆和母親十分擔憂，外公已經64歲了，還有腦血管硬化病，如何承受得了？
終於有一天，永安西裏小區有個人被揪鬥，還有一婦女自殺，外公感到大火已燒到家門口了！他整天眉頭緊鎖，神情淒惶，沉默不語，開始檢查自己寫的詩文，挑出一些撕碎燒毀，還說老看到他妹夫（在“三反” 冤案中自殺）的影子。也許他悄悄地給自己找到了“出路”，一條不歸之路！
1966年8月25日下午，母親單位領導對她說：“你家出事了，你父親自殺，快回家吧！”母親急忙趕到永安裏外公外婆的家，隻見外公已僵臥在床上，外婆披頭散發，反複地說：“他死了！他死了！”民警、居委會幹部和鄰居都在，還有很多看熱鬧的人。民警說“時間不早了，明天再與火葬場聯係，今晚你們就守著他吧”。母親先趕回西城的家裏安頓好我和哥哥的晚飯，又吩咐我們自己睡覺，然後趕回永安裏。
待外人散盡，外婆告訴母親，當天下午兩點多，居委會召集居民開會，外公說他不敢去，讓外婆一人去，就趁家中無人時自縊身亡！晚上母親和外婆一邊流著眼淚，一邊給外公擦洗換衣。之後外婆給外公磕了三個頭，母親三鞠躬，算是送別了外公。
次日一早，民警找來了火葬場的人。他們拿來一副擔架，態度如狼似虎，絲毫不尊重死者，更不顧及家屬的感情，粗暴地將外公往擔架上扔。這時外婆突然大喊：“鞋子，鞋子！”原來她們昨夜找出了一雙新鞋，還未來得及給外公換上。火葬場的人卻說：“這種人，還換什麽鞋？”還說外公是“畏罪自殺”。母親忍受著屈辱和悲痛，問怎樣領取骨灰，他們說：
“這種人，還取什麽骨灰！知道嗎，也不許悼念。”
外婆和母親跟著他們到了樓外，看著他們粗魯地將外公裝進火葬場的卡車。這時卡車四周已經圍滿了小區居民，大家默默地看著卡車絕塵而去。
外婆不能再住在永安裏了，感情上受不了，最害怕的還是紅衛兵來衝擊，母親讓外婆搬到我們在西城區的家。外婆隻整理出一些簡單的物品，裝在一個皮包裏，走時外婆請民警檢查皮包，民警揮揮手表示不必了，又說他會把外公外婆的家封上。因為害怕連累我們，外婆有意沒有留下我們在西城的地址。母女倆就這樣帶著滿腔的悲憤，離開了永安裏。走進我們四合院的大門時，還要強裝著笑臉[1]。最沒想到的是，外公外婆的家也從此消失。
大約一個多月後，外婆悄悄地回到舊居去查看，並堅持不讓母親陪同。她回來時隻拿著一個報紙包，裏麵是一雙外公的舊棉鞋。原來，在母親和外婆離開後，還沒等民警報告，紅衛兵已聞訊趕來，把家裏查抄一空，連鍋碗瓢盆都沒剩下，隻丟下這雙舊棉鞋。外婆外公曆經戰亂、搬遷苦心地保存下來的家書、照片、文物、字畫、和昆曲折子，都沒有了蹤影。
長期以來，外公之死是我們心中的難以愈合的傷，一碰就疼，就流血。文革期間，雖然大人不說，我還是從各方麵得知了一些細節。每當想起，就禁不住流淚，“外公老實忠厚，沒招誰也沒惹誰，怎麽會落得隻有死路一條？”童年時，我不想讓人看到自己的眼淚，就抱著個鏡子研究眼睛，想弄明白眼淚是從哪裏流出來的、怎樣阻止流淚。我發現每隻眼睛的下眼臉靠近鼻子處都有個小孔。我天真地以為，把小孔堵住，眼淚就沒有了。這當然是徒勞的，因為淚是從心裏流出來的！
見過外公的親友們，也說這是他們心中難以愈合的傷。一位親戚是這樣寫的：“五姨公（即我外公）是在8月25日絕命的，那正是紅色恐怖肆虐的高峰時期。像五姨公那樣純美的心靈，如何能經得起這般淩辱？為了尊嚴他選擇了棄命。記得我媽媽告訴我這一消息時的驚恐，也記得她告訴我紅衛兵旋即抄光了他們的家。我無法想也不敢想這慘劇，隻不斷地憶起吹長簫的他，和坐在小凳上麵前放著廢品的他。”
1979年，母親和外婆給外公寫了申訴材料，中國銀行總行派一位幹部來到家裏，為外公改正。當他得知外公辭世時的情形和其後舅舅的遭遇時，這位年輕人為我們這素不相識的一家流下了同情的眼淚。這時，我們才得知，為了湊5%的右派“指標”，外公是按“曆史反革命”被劃右的，就是早已作了結論的“曆史問題”。幾年後，外婆到永安裏辦事，遇到老鄰居，得知街道上已為外公召開了平反大會，因為沒有地址，沒能找到親屬。後來北京文物局通知取抄家的文物，外婆前去找回了幸存的一小部分文物，包括《琅玕題名圖》碎片[2]。在改正的同時，總行發給外公“安葬費”、“撫恤金”共 500多元；街道則陪償了“抄家費”250元，算是對一條人命和一個受迫害家庭的經濟補償。
所有這些對於已逝的外公來說，已經沒有了意義。正如外婆所寫：“可傷的是，人已物化，骨拋荒野，一切‘仁政’，斯人已不獲身受矣！”
[1]：《混沌的童年》之2。
[2]：見《曲人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