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是位藝術家，退休前是“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她愛好昆曲，寫詩、作詞、書法、繪畫，樣樣出色，舉手投足充滿了藝術家的氣質。文革伊始，外公含冤離去（將在《混沌的童年》結束時記載）。因為不能公開表示悲傷、哀悼親人，外婆將哀思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後來我們才得知，外婆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作詩紀念外公，如此13年！形容當年不允許家人領取骨灰，外婆在心裏默默寫下如此的詩句：
“人天路渺恨茫茫，知君埋骨在何方？
郊原應有疑塚在，祗今極目草荒荒。”
當時外婆沉浸在悲痛的心境裏[1]，正如她後來付諸於紙上的詩裏所描寫的那樣：
“冬吼風聲秋雨溜，空寒四壁淚如泉。”
就在這時，傳來了自己唯一的兒子被迫害至精神病的消息[2]。外婆這時64歲了，強忍著自己的悲哀，擦幹了臉上的淚痕，來到合肥照顧兒子。
外婆到達時，舅舅已經精神恍惚，不能辨認自己的母親，隻有聽那個朱姓鄰居一個人的話。而正是這個鄰居，以照顧舅舅為名，將他的財物洗劫一空。若不是外婆的來到，舅舅定會流落街頭，成為被人恥笑甚至追打的瘋子。我和母親到達合肥的當晚，那個朱姓鄰居來“拜訪”，滿嘴酒氣、一派胡言，還把母親這個“五七幹部”嘲笑了一通。就是這樣一個“地頭蛇”，外婆還要對他表示感謝,小心翼翼，就怕得罪不起。
外婆來到時，舅舅已經當了兩年多的“現行反革命”，隻是工廠正在打派仗，沒有人再對整他感興趣。可是外婆還要與舅舅工廠的領導打交道，請領導出麵送不承認有病的舅舅去治病。工廠領導為了推托舅舅生病的責任，甩手不管。外婆隻好再三懇求領導，他們才前去勸說舅舅去醫院。最艱難的是，外婆每天都要分擔舅舅對工廠領導的恐懼心理[2]。
外婆一邊照顧舅舅，一邊重建舅舅的家。舅舅住在合肥市郊，鄰居都是城市貧民。用水必須一桶桶地擔來[3]，廁所是公共的、也很遠，很少的一點碎煤要憑票供應。合肥雖然在南方，可是冬天屋裏沒有取暖，冷得能讓人的心髒都收縮起來。我在北京從來沒有長過凍瘡，可是在合肥的冬天，我的雙手長滿凍瘡。外婆不讓我碰冷水，她老人家自己在冷水中洗菜、洗衣服。
盡管身著有補丁、簡樸的衣裳，頭上留著那個時代能夠接受的短發，外婆仍然是氣質超群。雖然外婆不說身世，她的表情卻寫滿了滄桑，鄰居的張奶奶、還有我的朋友金二姐對外婆充滿了同情。張奶奶常來找外婆聊天，當講到她年輕時因為生不出兒子，備受婆家和丈夫虐待時，外婆和她一起流淚。到了安徽，我才感受到“重男輕女”在中國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我一直不明白，革了那麽多命，“婦女能頂半邊天”也說了十幾年，為什麽對加在社會底層婦女身上的封建枷鎖絲毫沒有觸動？
金二姐也是個苦命的女孩。身為女孩，加上貧窮，和我的很多女同學一樣，生來的命運就是自生自滅。外婆對她很同情、關心，總是念叨金二姐找工作和對象的事。當金二姐找到售貨員的工作、又嫁了個複員軍人後，外婆由衷地為她高興。這三個婦女雖然文化程度、人生經曆各不相同，年齡也有很大的差距，卻有同病相憐之情，她們都是受害者，分別承受著封建傳統、貧窮落後和政治迫害的壓力。
一有空閑，外婆會翻看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詞。她們相近的地方在於兩人都因時亂而失去親人、漂泊異鄉。可是外婆對我說，她喜歡李清照的詞，是因為喜歡詞人“婉約派”的風格。外婆抄錄了李清照《永遇樂 落日鎔金》的前三句，掛在床頭：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
我懂得，這是外婆紀念外公的方式，可是我們都不能說出來。
然而，沉重的政治壓力，艱難的市井生活，並沒有扼殺外婆作為藝術家對美的追求。她在前院種花種菜；經過荷葉塘時，也會駐足賞看。大自然的美麗和靜謐，勾起外婆對故人的回憶和對遠方親人們的掛念，也給了外婆詩的靈感。以下便是其中一首：
“肥郊四時雜詠（其二）
夏過荷塘，花光一片，驚心動魄，恍如昔在大覺寺乍見玉蘭盛開時情景。惟當年遊侶，同輩幾人，今已存亡參半。蓋繼三姊之逝，四姊丈亦於70年春在滬寓病故。夏秋以來，複聞二弟癌症轉劇，臥床難起，且時以餘為念，而我因家累，竟未能北上一晤！今錄此稿時，則老弟已與世長辭矣。
侵曉提籃出，采擷欲佐餐。行進大塘邊，蓮葉何田田！
迎曦朝花發，千朵盡白蓮。花光動心魄，駐足不能前。
我非行吟者，何因心沸煎？憶惜清遊日，風華正茂年。
策蹇入翠微，名刹共流連。紅杏漫山野，折枝揚花鞭。
側帽驅馳處，飛花舞回旋。玉蘭盛開放，滿庭花遮簷。
晶瑩一片雪，人與花皎然！流光逐逝水，屈指卅五年。
同遊諸親友，星散隔雲天。音書時斷續，良晤更無緣！
目接滿塘花，能不情黯然！良久攜藍去，徘徊渾忘餐。
惟祝健者二三人，長樂永康壽綿綿！”
詩序中提到的“四姊丈”，是著名的戲劇教育家和理論家餘上沅先生。四姨公解放後受“潘楊”案中楊帆的牽連而賦閑。在文革中又受到衝擊，終因癌症得不到治療，體力枯竭而去。詩序中提到的外婆的弟弟，也遭遇了類似的命運。
在“風刀霜劍嚴相逼”的環境下，外婆就象一朵傲雪的梅花，不僅生存下來，還為我這個未成年的孩子和生病的舅舅提供了一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家，精心地照顧我們。後來，下放在江西並在那裏受審查的舅媽被準許來合肥探親。九個月後，舅媽生下一女嬰。產假一過，舅媽就被迫回到江西，外婆則又承擔起養育嬰兒的重任。
盡管活得是那樣的艱難，外婆還是有幽默的時候。記得一次我們去“五裏墩”買菜，我來到一個包子攤前就不走了，外婆隻好給我買一個解饞。可是包子吃完了也沒有看到餡兒。不知是因為餡兒太少了，一口吃掉了沒注意，還是根本就沒有餡兒！總之，我很失望。外婆說：“這叫‘五裏包’：吃了很久，才吃到一個裏程碑，上麵寫著：‘離餡兒還有五裏’”。我笑了起來，問外婆：“過了五裏就是餡兒了嗎？”外婆說，“是一個一模一樣的裏程碑”。
多年後，我感到這“五裏包”就象是 “共產主義”。當年受的教育是，我們的奮鬥和犧牲是為了最終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而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隻是它的初級階段。我們吃苦受難，放棄了一切，死了那麽多老百姓和社會精英，似乎隻是為了證明，這個理想社會壓根不存在！
[1]：混沌的童年之2
[2]：混沌的童年之9
[3]：混沌的童年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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