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清楚這個真實的故事，必須先從我奶奶的身世說起。
我奶奶1901年出生在山東的一個地主家庭。20出頭嫁給了當時在讀書的我爺爺。我奶奶柳眉，大眼，小腳，按當時的審美，算得上美貌。我奶奶結婚前沒有自己的名字，娘家姓劉，結婚後就成了孔劉氏。我奶奶一個字不識，講一口我們聽不大懂的山東地方話。
我爺爺畢業後在國民黨政府中就職，走上了仕途。隨著他官位的上升，我奶奶的地位不斷下降。國民黨時期納妾合法，我奶奶很快就成了留守老家的“原配”，我爺爺帶著他年輕，洋氣，有文化的姨太太任職大城市，直至最後定居當時的首都北平。
1949年，北平解放了，由於是起義人員，我爺爺成了共產黨的政協委員。始終駐守老家的我奶奶徹底與我爺爺橋歸橋，路歸路。五零年老家搞土改，奶奶家被化為地主，但不帶帽子。在分土地時，奶奶家也分到了6畝地以為生計。
奶奶有兩兒一女。女兒已嫁人。我爸爸是長子，在外讀書，次子年幼。一個三寸金蓮的婦人無力操持農田，便委托村裏人代種，收獲五五開。村裏的貧農六爺爺種了兩畝奶奶的地，他想把這地買下來，就請村長來找奶奶談。奶奶問村長這可以嗎？村長說這地是分給你家的，符合政策, 可以。於是由村長操持，2畝地按小麥作價，折合人民幣130元。在辦理賣契時奶奶遇到了障礙：她是婦女，契約必須由男人辦才行。奶奶找到當時21歲，在省城讀大二的我爸爸，希望他回村辦理這事。爸爸非常不願意---一個剛劃成地主的家庭去賣地，還要影響學習，他拒絕了奶奶。但奶奶一再勸說。爸爸查閱了當時的政策規定，了解到土地是可以買賣的， 於是爸爸帶著簽署賣地契約的使命上路了。他沒有直接回村，而是到了離村半裏地遠的鄰村朋友宋家，請宋把村長和買主請了過來。經再次反複核對賣地是符合政策的後，爸爸在賣契上簽了字，2畝地賣了130元。
1954年，京城的爺爺發生了變故—因為國民黨時期的某段曆史，他進了監獄。雖然奶奶早已被她的丈夫遺棄，雖然爸爸早已被他的父親冷落，雖然爸爸的檔案中從未記錄過他父親曾是政協委員的真實曆程，但爺爺的被捕可及時的被寫入了爸爸的檔案，成為了奶奶，爸爸和我（這是後話）三代人一生都揮之不去的惡夢。
時光到了1956年，農村合作化運動，土地全部合作化。已經畢業工作的爸爸很害怕：六爺爺買的兩畝地才擁有了6年，這不是白買了嗎？爸爸決定主動把錢退回去。仍然到了朋友宋家，仍然請來了村長和六爺爺。 說明來意後，經六爺爺的親自計算，爸爸需要還170元。將隨身帶去的60元交給六爺爺後，爸爸承諾，他返回工作單位後馬上將其餘的110元湊齊寄還。這是57年春節。爸爸剛剛返回工作單位，一封來自山東，由六爺爺兒子憲明寫來的信著實讓爸爸坐立不安：“你這個地主分子，欠我們的錢必須近日內還清，否則我將對你不客氣”。家裏有50元，又和同事借了60元，就這樣，爸爸在賣地6年後，用170元又主動“回購”了那已經姓“公”的2畝土地。但隨後，憲明給爸爸單位的黨委寫信，舉告爸爸“反把倒算”。單位黨委非常重視，連派兩個調查組去當地調查並召開了專門的組織部結案會議，結論為“這不是反把倒算”。所有的調查事實和結論都在檔案中存留。
十一年後的1968年，文革進入狂熱。爸爸工作的研究院徹底解散，所有人員都去了五七幹校集中勞動。因為爺爺的關係，爸爸理所當然的成為了潛在靶標。爸爸的檔案被在放大鏡下審視。當年對賣地的記錄讓造反派們欣喜若狂：爸爸在1950年賣過土地給貧下中農！他們去找我奶奶搞外調。兩個大學文化的造反派和大字不識的我奶奶單獨談了許久。談了些什麽，怎麽談的已無從知曉，隻是知道談的是關於我爸爸賣地的事情，我奶奶最後在他們寫的一頁紙上按了手印。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便讓所有了解情況的人目瞪口呆。以奶奶揭發了爸爸為由，東北春節前一個滴水成冰的日子，爸爸在一個幾千人參加的大會上被揪了出來，做了從嚴典型。爸爸在他晚年的自述中詳細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五七幹校前的空地上搭起了大平台。平台兩側掛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打倒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標語。各大隊都打著牌子寫著同樣內容，口號聲此起彼伏。會議開始，主席宣布會議的目的是落實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給有問題的人一次機會。誰有問題趕快到台上坦白可以得到寬大處理。幾千人的會場鴉雀無聲，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沒有人上台。這時主席高聲宣布：xxx被從嚴處理，帶反革命帽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立刻兩個人把早就準備好的大牌子掛在了他的脖子上，把他從人群中中揪出來帶到了台上。接著主席又說；現在還有人上台坦白嗎？如果坦白仍然可以得到寬大處理。又是幾分鍾的沉默，主席宣布：第二個從嚴處理典型是我。戴反把倒算地主分子帽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停發工資。一個寫著“反把倒算地主份子”的大牌子掛在了我脖子上，一左一右兩個壯漢按著我的頭把我從人群中扭到了台上“。
此後的批鬥一個接著一個，爸爸的腰椎被打骨折。媽媽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為什麽一個母親要去無端的檢舉，陷害她的兒子！
在漫長的煎熬和等待中，爸爸終於活著看到了文革結束。爸爸，媽媽和奶奶又見麵了。媽媽問奶奶當年的一切為什麽？我奶奶，我那永遠穿著藍色大襟衣，操著一口我們聽不懂的山東土話，三寸金蓮，大字不識的奶奶一臉盲然。她能記起的唯一內容就是單位的人去找她問賣地的事，還讓她按過手印。她按他們說的做了—上麵寫的什麽她當然不認得！她能告訴媽媽的隻是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一句話：他沒有說過爸爸的壞話，按手印的紙上也沒有—他們一再告訴她的。得知爸爸後來的遭遇後，她越加迷茫。以她的能力，她實在無法明白那些難懂的事情--文革，革命. 手印 , 批鬥。 可是，她就是這樣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參與了文革，被文化的革了命。
文革是一個舞台，它以無比的激情慫恿人們盡情地發揮和展示人性中最醜陋的一麵。在這樣的背景下，奶奶被成就了她悲劇人生的重大樂章。我奶奶在1982年平靜的走完了她的一生。隨著她的背影漸行漸遠，她文革的故事卻每每讓我有把她的故事寫出來的衝動。她是一個跨越曆史的悲劇人物。劇已落幕。願這一切永不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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