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惡運源於單位搞外調的人，在外地聽說許世友那一句“南京地下黨沒一個好人”，如獲至寶。這人回到單位後，上午還是“晴空萬裏”，下午就變成“急風驟雨”，父親馬上被管製，挨打，“坐飛機”（挨鬥），根本沒有機會通知家裏。
父親被實行專政，編入勞改隊，整天掃廁所、運輸、或拔草。整人的人給父親“量身製作”扣上四 頂帽子：“假黨員”、“狗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階級異己分子”。
“假黨員”指的是父親在地下鬥爭時期，先被委派支部書記的工作，後來才被發展入黨。 “狗特務”就是因為父親曾經留學蘇聯，罪行莫須有。“反動黨團骨幹”是指父親在中學時，參加過“三青團”組織的集會，大學時參加過英語社團的活動，都是老實巴交的父親自己交代的。至於“階級異己分子”，則要歸功於抄家的人，翻看並拿走了人家寄放在我們家的物品。
被審查期間，父親越是老實，“問題”就越多；整人的人越審，想像力也越豐富，以至智力衰退到違反常理，或者人格低下到違背良心。他們操縱父親的記憶，逼父親承認參加過的英語社團是個間諜組織，還進行了間諜活動。為了找出父親搞間諜的證據，他們想起父親交代的小錄音機。於是，他們來到市裏找母親。
這時的母親，已經積累了一些“鬥爭”經驗。在母親機關裏，軍、工宣隊進入後，一度視所有參加過地下黨的人為敵。在一次學習班上，軍代表神情嚴肅地宣讀毛選中的《南京政府向何處去？》，這是毛澤東就1949年發生於南京的“四.一”慘案而寫的。接著，工宣隊員叫在坐的交代問題。參加過“四.一” 大遊行的母親突然明白，這是把當年的地下黨當作南京政府了，不禁好笑。大家要麽沉默不語，要麽起哄，無論原來是哪一派的，這會兒都配合默契，真正實行了“大聯合”。結果學習班亂作一團，不了了之，什麽人也沒有被“揪”出來。
對於父親單位的來訪，母親知道來者不善，就請來一位同事幫忙。這位同事心領神會，端著架子自稱是機關“大聯合委員會”的，稱母親是革命群眾，找她幹什麽？來人隻好客氣些，稱是來找母親“串聯”的，然後問母親：
“你家有收音機嗎？有半導體收音機嗎？”
母親哪裏肯老老實實地就範，她幹脆地答：“我家有六隻‘雞’”。
我當時養了四隻雞和兩隻鴨子，誰也搞不清母親所指的“雞”是什麽，所有人都笑了起來。尷尬了一陣，他們終於亮了底牌：
“有錄音機嗎？”
母親認為那隻是一個玩具，不介意地說“有啊！”來人大喜過望，讓母親將錄音機交出來。
那時，他們經常不讓父親回家，我們家幾乎每個星期六晚上9點，都是在聽鍾聲、等腳步聲中度過的。他們拿走錄音機之後的周六晚上9點，鍾聲剛響過，父親回來了！原來，母親故意沒把電源線交出來，他們隻好讓父親回家取電源線。
那是最開心的一次團聚，想像他們開了錄音機，會有何等的“收獲”：錄音機錄的是我唱的革命歌曲，還有父親給我們的留言：要我們幫著做家務，要哥哥聽話，別欺負妹妹等等。哥哥對拿走錄音機耿耿於懷，說早知如此，應該錄上一段：
“某某某（拿走錄音機的人）的屁，驚天動地！
經過屁得堡，來到意大利。
意大利的皇帝愛吃屁…”
父親在家時，母親常常向他分析整人的人的心態，他們所掌握的“證據”，好讓父親放寬心。不要一時想不開，一定要堅持下來。我們也堅信，父親是個好人。父親告訴我們，有些看管他的，是他原本要培養的技術骨幹。文革前，父親重視培養人才，雖然是工程技術研究所，那些難分配的數學、物理專業畢業的理科大學生，被父親象寶貝一樣地要來。他們很同情父親的遭遇，經常照顧父親。
小四合院沒有隱私，抄家的事很快被鄰居們發現，吳二姐的父親馬上覺得高了我們一等，在院中興風作浪起來，想來個牆倒眾人推。可是居然沒有人附和他，連劉家都沒有附和他。那時哥哥已和賈家兄弟和好，鄰居們還經常關心我們，真是患難見真情！
人性的光輝給了父親勇氣，照耀著他渡過那最黑暗的日子。父親說，他幹活時，看到整他的人，就高唱大型歌舞劇《東方紅》裏的烈士們即將奔赴刑場時唱的歌：
“帶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
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
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
因為是革命歌曲，整人的人隻好聽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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