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的童年（7）:暗夜鍾聲

父親工作的研究所在北京遠郊，每兩個星期回家一次。那時的火車和汽車都很準時，每當父親回家的那個星期六，六部口電報大樓晚上9點的“東方紅”鍾聲剛過，我們就能聽到四合院大門“吱呀”一聲，接著就是父親那熟悉的腳步聲由遠而近，然後是我們家的歡聲笑語。在我單純的世界裏，生活就是如此周而複始地循環。

 

這個循環，在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被打亂。4月的一個星期六，父親該回家了，9點的鍾聲響過了，父親卻沒出現。第二個星期六，鍾聲響過了，父親又沒回來，而且杳無音訊。到了第N個星期六，家裏人似乎全得了焦慮症。晚上9點快到了，母親靠在被子上，用閉目養神遮掩自己內心極度的不安；我和外婆把焦慮全寫在臉上，守著母親。哥哥則獨自在另一個房間狹小的空間裏， 象個上了弦的大玩具，不停地轉圈。

 

我們就這樣象等待判刑一樣，等待著9點的鍾聲。鍾聲象“命運的敲門磚”，準時而無情地響了，父親還是無影無蹤！沉不住氣的我哭了，哥哥則蒙頭睡覺，外婆愁眉苦臉地看著母親，母親說，她希望獨自靜一會兒。我害怕父親象外公那樣莫名其妙地消失，可這是不能說的。其他人也有各自難言的擔憂，但表麵上都若無其事，我們就這樣在同一個屋簷下各自孤獨地掙紮，等待下一個周六。

 

終於有一天，父親和兩個陌生人，突然出現在我們麵前。父親還活著！我們高興極了。但是，快樂是那樣地短暫 ：兩個陌生人是父親單位來抄家的。母親急中生智，說這裏是她機關的宿舍，機關已實行軍管，抄家要得到批準。二人有所收斂，說隻要收走一切與父親有關的東西，包括照片、信件、證件等。

 

家裏巴掌大的地方，東西擺得一目了然。他們沒費多大力氣，就抄完了。母親請求二人準許父親在家多留幾天。母親的機智起了作用，二人因為有所“收獲”，決定先回去，告訴父親“隻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

 

來人交給我們一疊傳單，上麵有侮辱父親的漫畫，還有記述父親如何被“揪出來”、被實行專政的文章。正當我們難過地讀著傳單，父親笑著問：“（漫畫）畫得象爸爸吧？”

 

父親的笑，是那樣的輕鬆，母親也說，“會搞清楚的！”我頓時感到如釋重負。父親從小是孤兒，寄人籬下，曾經餓得偷生豬油吃。15歲當學徒工，後來靠自學和獎學金高中畢業，被保送到大學。又靠勤工儉學和獎學金讀大學。解放後，成了他領域裏最年輕的專家，還是“先進工作者”。我如論如何也想不出，父親能有什麽問題。

 

文革開始時，父親正跟隨一個貿易代表團在西歐和日本考察西方的機械工業技術，1966年11月才回國。看到人家的技術突飛猛進，父親他們準備回國後大幹一場，迎頭趕上。沒想到，剛踏上祖國的土地，就被文革的滾滾洪流衝得暈頭轉向。單位原來的領導被打倒，一個實驗工廠的工人當了頭。

 

父親不再像以前那樣躊躇滿誌，而是把頭埋在報紙裏，長時間地學習那永遠也弄不懂的社論和文章；偶爾抬起頭來，仍是一臉迷茫。隻有放下報紙，他才感到又回到理性的世界。

 

我愛不釋手地翻看父親帶回來的技術資料，那堅實的質地、光潔的紙麵、清晰的圖像，令我驚歎不己。最讓我們新奇的是一台小錄音機，磁帶在兩個圓盤中間來回轉，我第一次聽到自己的聲音。但是，這一切與我們這個整天搞革命的國度似乎毫無關係。唯一的關係，就是父親被叫成“洋奴”，他那雄心勃勃的計劃隻好擱淺。

 

如果隻是當個“洋奴”或“反動學術權威”，或許還應該感謝命運的“眷顧”。父親被“揪出來”的原因，是他在南京“地下黨”的經曆。父親母親在解放前分別是南京中央大學工、理學院的高才生，人緣好又勇敢，使他們成為共產黨爭取的對象。母親常給我們講地下鬥爭的故事。母親最津津樂道的是父親的故事。南京解放前夕，正當人們擔心潰敗的國民黨官兵來搶劫時，父親率領工學院的小夥子們出現在校園裏。他們成立了護校隊，手持不知哪弄來的槍，在各個入口站崗，在校園裏巡邏。他們英姿威武，朝氣蓬勃，不僅給師生們帶來安全感，南京大、小財主也把裝滿財寶的箱子，紛紛送到學校，請護校隊代為看管。

 

不知道當時南京軍區的負責人是否想過，他的一句話“南京地下黨沒一個好人”，對當年冒死為黨工作的熱血青年所給予的打擊，恐怕是多少叛徒和國民黨特務都沒法做到的。母親在國務院下屬的大機關工作，有類似經曆的人多如牛毛，沒有為此挨整，逃過一劫。而那些在基層工作的人，運氣就沒這麽好了，全部命運都掌握在單位的當權者手中。（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