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對“富強粉”的記憶
“富強”是當代中國政治生活和民族主義話語中出現頻率很高的詞匯，也可以說是很多人最高的政治理想，如果他們不再信仰共產主義，又認為自由主義太沒有力量的話。
人民日報的“強國論壇”，或者簡稱“強壇”，近年來影響的不斷擴展或許算得上一個旁證。但當我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腦海裏下意識地浮現出來的，常常不是什麽國家民族的富裕和經濟軍事的強盛，而是植根於早年生活回憶中的一種麵粉的名稱。這種麵粉就叫富強粉。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江南被稱為魚米之鄉的一個城市渡過的，那是60年代中後期和70年代的上半期。我的父母都是政府幹部，父親還算是縣團級，母親則是科級，工資收入應該算在中上水平。但是由於家中有四個子女，父親又是先在“五七乾校”勞動，後來長期在外地煤礦工作，一家的收入分成兩半用，因此日子過得還是很緊。在我的記憶中，家中餐桌上的紅燒肉雖然不能說非常少見，但更多的時候還是青菜和蘿卜乾。不過，就算是同住在一個大院裏經濟收入更高的幹部家庭，餐桌上的花色也好不到哪兒去，因為憑票供應的東西就是那麽一點點。
我們雖然說是生活在太湖之濱的米糧倉裏，但我記得在那個時候，大米不但是憑票按人頭供應的，而且從糧店裏買來的多半是倉庫裏的陳米，在做飯前常常要很仔細地淘洗和挑揀：先是用清水將糠皮漂出，然後再把米裏麵攙雜的沙石、泥塊和老鼠屎挑出來。直到現在，當我聽到“淘米”這兩個字的時候，總還是能回想起當年我們大院中各家的主婦和女兒們圍在井台邊，蹲在地上，一麵聊天一麵把濕漉漉的生米一把把地抓在手上翻來複去地篩選的情景。那時候也不是完全吃不到新米，但那隻有在每年夏秋很短的一段時間裏。新米和陳米完全不同。陳米中不但有各種雜物，而且外觀發黃，沒有光澤，浸在水中水是渾的，看不見米。而新米則很潔淨，不需要挑揀，浸在水中一粒粒都顯得那麽晶瑩透亮。用陳米做的飯，揭開鍋的時候有一種說不出的怪味，而用新米做的飯，鍋蓋一掀香味就撲鼻而來。我當時常常想為什麽不能常吃新米呢？大人說新米都放進倉庫了，因為要備戰備荒。
除了陳米，憑票供應的還有麵粉和麵條。就像陳米和新米一樣，麵粉和麵條也有普通和上白兩種。普通麵粉和麵條都是陳年的，顏色灰暗，而上白麵粉和麵條則要光鮮得多。記得每到毛澤東的生日，一個在無神論的中國比聖誕節在西方還要神聖的日子，每戶都要排隊到糧店裏去憑票購買由上白麵粉做的長壽麵。
當時也有不憑票供應的糧食，我們那裏叫做“敞開供應”，例如紅薯乾和紅薯粉。很多人家，尤其是多子女的，不但從糧店買紅薯乾和紅薯粉，而且自己買了紅薯以後切成片，放在太陽下曬乾。自製紅薯乾雖然麻煩一點，但比在糧店買的總要便宜一些。
現在已經很難回想起來究竟是什麽時候第一次聽說“富強粉”這個詞了，大概是在1973或者1974年的某個時候吧。當時我父親有一些老同誌在上海工作，他們那裏開始供應這種“富強粉”。有時候他們會托人帶一些來讓外地的老朋友嚐嚐。我從來沒有想像過世界上會有這麽誘人的麵粉，它看上去並不是純白，而是奶白，一打開口袋就能聞到新鮮糧食天然健康的氣息，而不是那種陳年的黴味。盡管後來我們知道這種麵粉也不見得就是當年的產品，但無論看上去還是聞起來都和糧店供應的哪怕是叫做上白的麵粉有天壤之別。用這種麵粉做饅頭和攤餅都是美食，更不用說包餃子了。最簡單的就是倒一點在水裏煮拌後放一點糖，也都成了放學後充饑的點心。即使現在的奶油蛋糕，也比不上記憶中的這種甜蜜的麵糊漿。
不記得究竟是什麽時候，這種“富強粉”在上海竟然敞開供應了，於是每逢有“便車”或“便人”去上海，父母親總要托他們帶上十斤二十斤，盡管它的價錢要貴一些。漸漸地，我們家和很多人家一樣，去糧店購買普通和上白麵的次數越來越少了。即使是毛澤東的生日，我們也不必再去排那個長隊了。現在回想起來，我們是托了“四人幫”的福。上海是“四人幫”的老家和大本營，為了鞏固這個權力基地，在國家對大城市本來就保障供應的政策之外，上海更是得天獨厚。“四人幫”批判物質刺激，壓製人性，限製消費，把國民經濟弄得一團糟，但“富強粉”的曆史卻告訴我們，他們也是非常精明非常現實的。他們知道要讓人死心塌地地追隨自己，老是隻給他們定量的陳米和有黴味的麵粉並不是長久之計，何況這還是一個中國近代曆史上最文明最現代化的都市。張春橋有一次就說過：物質刺激是臭豆腐，聞著雖然臭，吃起來還是香的。
在一個普遍匱乏的年代，把一種麵粉起名為“富強”難免讓人感到有點滑稽。我記得當時問過很多人這個名稱的來曆，他們都是老幹部，但多半含糊其辭。有人說那是因為這種麵粉的產地在東北一個叫做“富強”的縣，但一個縣能有這麽大的產量嗎？再後來，才終於有人低聲告訴我：那是從加拿大進口的麵粉。
以上是轉貼，不一定完全正確。其實上海周邊很早就有富強粉供應，而且很早我就聽說這個麵粉是用加拿大進口的小麥加工的。憑糧票供應，隻是價格較貴，要一毛九分二一斤，而當時的粳米一毛五分八一斤。
“富強”是當代中國政治生活和民族主義話語中出現頻率很高的詞匯，也可以說是很多人最高的政治理想，如果他們不再信仰共產主義，又認為自由主義太沒有力量的話。
人民日報的“強國論壇”，或者簡稱“強壇”，近年來影響的不斷擴展或許算得上一個旁證。但當我聽到這兩個字的時候，腦海裏下意識地浮現出來的，常常不是什麽國家民族的富裕和經濟軍事的強盛，而是植根於早年生活回憶中的一種麵粉的名稱。這種麵粉就叫富強粉。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江南被稱為魚米之鄉的一個城市渡過的，那是60年代中後期和70年代的上半期。我的父母都是政府幹部，父親還算是縣團級，母親則是科級，工資收入應該算在中上水平。但是由於家中有四個子女，父親又是先在“五七乾校”勞動，後來長期在外地煤礦工作，一家的收入分成兩半用，因此日子過得還是很緊。在我的記憶中，家中餐桌上的紅燒肉雖然不能說非常少見，但更多的時候還是青菜和蘿卜乾。不過，就算是同住在一個大院裏經濟收入更高的幹部家庭，餐桌上的花色也好不到哪兒去，因為憑票供應的東西就是那麽一點點。
我們雖然說是生活在太湖之濱的米糧倉裏，但我記得在那個時候，大米不但是憑票按人頭供應的，而且從糧店裏買來的多半是倉庫裏的陳米，在做飯前常常要很仔細地淘洗和挑揀：先是用清水將糠皮漂出，然後再把米裏麵攙雜的沙石、泥塊和老鼠屎挑出來。直到現在，當我聽到“淘米”這兩個字的時候，總還是能回想起當年我們大院中各家的主婦和女兒們圍在井台邊，蹲在地上，一麵聊天一麵把濕漉漉的生米一把把地抓在手上翻來複去地篩選的情景。那時候也不是完全吃不到新米，但那隻有在每年夏秋很短的一段時間裏。新米和陳米完全不同。陳米中不但有各種雜物，而且外觀發黃，沒有光澤，浸在水中水是渾的，看不見米。而新米則很潔淨，不需要挑揀，浸在水中一粒粒都顯得那麽晶瑩透亮。用陳米做的飯，揭開鍋的時候有一種說不出的怪味，而用新米做的飯，鍋蓋一掀香味就撲鼻而來。我當時常常想為什麽不能常吃新米呢？大人說新米都放進倉庫了，因為要備戰備荒。
除了陳米，憑票供應的還有麵粉和麵條。就像陳米和新米一樣，麵粉和麵條也有普通和上白兩種。普通麵粉和麵條都是陳年的，顏色灰暗，而上白麵粉和麵條則要光鮮得多。記得每到毛澤東的生日，一個在無神論的中國比聖誕節在西方還要神聖的日子，每戶都要排隊到糧店裏去憑票購買由上白麵粉做的長壽麵。
當時也有不憑票供應的糧食，我們那裏叫做“敞開供應”，例如紅薯乾和紅薯粉。很多人家，尤其是多子女的，不但從糧店買紅薯乾和紅薯粉，而且自己買了紅薯以後切成片，放在太陽下曬乾。自製紅薯乾雖然麻煩一點，但比在糧店買的總要便宜一些。
現在已經很難回想起來究竟是什麽時候第一次聽說“富強粉”這個詞了，大概是在1973或者1974年的某個時候吧。當時我父親有一些老同誌在上海工作，他們那裏開始供應這種“富強粉”。有時候他們會托人帶一些來讓外地的老朋友嚐嚐。我從來沒有想像過世界上會有這麽誘人的麵粉，它看上去並不是純白，而是奶白，一打開口袋就能聞到新鮮糧食天然健康的氣息，而不是那種陳年的黴味。盡管後來我們知道這種麵粉也不見得就是當年的產品，但無論看上去還是聞起來都和糧店供應的哪怕是叫做上白的麵粉有天壤之別。用這種麵粉做饅頭和攤餅都是美食，更不用說包餃子了。最簡單的就是倒一點在水裏煮拌後放一點糖，也都成了放學後充饑的點心。即使現在的奶油蛋糕，也比不上記憶中的這種甜蜜的麵糊漿。
不記得究竟是什麽時候，這種“富強粉”在上海竟然敞開供應了，於是每逢有“便車”或“便人”去上海，父母親總要托他們帶上十斤二十斤，盡管它的價錢要貴一些。漸漸地，我們家和很多人家一樣，去糧店購買普通和上白麵的次數越來越少了。即使是毛澤東的生日，我們也不必再去排那個長隊了。現在回想起來，我們是托了“四人幫”的福。上海是“四人幫”的老家和大本營，為了鞏固這個權力基地，在國家對大城市本來就保障供應的政策之外，上海更是得天獨厚。“四人幫”批判物質刺激，壓製人性，限製消費，把國民經濟弄得一團糟，但“富強粉”的曆史卻告訴我們，他們也是非常精明非常現實的。他們知道要讓人死心塌地地追隨自己，老是隻給他們定量的陳米和有黴味的麵粉並不是長久之計，何況這還是一個中國近代曆史上最文明最現代化的都市。張春橋有一次就說過：物質刺激是臭豆腐，聞著雖然臭，吃起來還是香的。
在一個普遍匱乏的年代，把一種麵粉起名為“富強”難免讓人感到有點滑稽。我記得當時問過很多人這個名稱的來曆，他們都是老幹部，但多半含糊其辭。有人說那是因為這種麵粉的產地在東北一個叫做“富強”的縣，但一個縣能有這麽大的產量嗎？再後來，才終於有人低聲告訴我：那是從加拿大進口的麵粉。
以上是轉貼，不一定完全正確。其實上海周邊很早就有富強粉供應，而且很早我就聽說這個麵粉是用加拿大進口的小麥加工的。憑糧票供應，隻是價格較貴，要一毛九分二一斤，而當時的粳米一毛五分八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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