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即使在文革，沒有人把這古老的傳統當“四舊”“破”掉。一時間，我發現，很多人都在談情說愛。
我們那些在北京上大學的親戚們，魔術般地“一變倆”。他們在大學是“逍遙派”，自然有時間找對象，便帶著對象來看我們。“人來瘋”的我無比興奮，熱情地招待新親戚。我最喜歡夾在情人中間聽他們說話，還時不時地插嘴。外婆笑著說“小妹不要當燈泡啊！”沒人給我解釋什麽叫“燈泡”，我以為是好事，過足了當“燈泡”的癮。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些親戚的對象也沒有光彩照人的出身，在運動中也是逍遙分子，隻有一位表舅的女朋友出身工人家庭。這位美麗的南方姑娘，是表舅的大學同學，對表舅一往情深，對我們象親人一樣。每次來我家，她總是要先自我批判，說自己出身好有“自來紅”的思想。麵臨研究生畢業分配的表舅，前景很不樂觀，可這位後來成為表舅媽的姑娘，表現出一幅要和愛人一起下地獄的樣子。
表舅媽履行了愛情的諾言，無論表舅的境遇如何，她不離不棄，精心地照顧了表舅和孩子，承擔了所有家務。那個年月，艱辛的生活消磨了她。表舅媽每次出差來京，總要來看望我們，對我們更是親如一家。而我們看見的她，卻是日漸憔悴，象朵枯萎的花。正值英年的表舅媽終於病倒，帶著對家人的惦念和不舍，離開人世，將無限的遺憾，留給我們活著的人！
這些親戚正是談婚論嫁的年齡，總算沒有虛度時光，找到了他們的伴侶，共同度過那一段艱難的歲月。
胡同裏有些初、高中年齡的紅衛兵們，也開始出雙入對。吳二姐稱他們是流氓、紅衛兵的敗類。劉二哥領來幾個朋友中有女生，不知吳二姐說了什麽，他倆鬧翻了，劉二哥再也不理睬院子裏的孩子。
有一天，吳二姐自己帶來一位男青年。吳二姐向院子裏好奇的人們說，這是她們的輔導員。就象我們小學，有初中生當輔導員。中學有高中生任輔導員，哥哥他們很崇拜輔導員，還多次把他帶到我們家。所以我想，吳二姐也是崇拜輔導員，在和他談革命工作。
可是，吳二姐變了。每當男輔導員來，吳二姐便沒有了往日的咄咄逼人，恢複了少女的靦腆和溫柔。有一天，送走她的輔導員後，吳二姐看到站在院子裏的我，似乎有很多話要說，她問我：“他像不像洪常青（演《紅色娘子軍》黨代表的芭蕾舞演員，是當時的“美男子”）？”“很象！就是個矮了點兒。” 我老老實實地答。從此，身材高挑的吳二姐駝背了。後來，吳二姐到陝北插隊，她的“洪常青”一直等著她，很多年後，終於成了吳家的女婿。
運動要每個小老百姓“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如果年輕的紅衛兵將原始衝動當成“私字一閃念”，就不會有以下的故事了。不久，胡同裏出了一件轟動的大新聞：另一個四合院、一位年齡大約十六歲的女孩兒大肚子了。事情是“電話老頭”無意“泄露”的。
那時，幾個胡同共用一個電話，一對老夫婦的生計，全倚仗看守電話和送“傳呼”。“電話老頭”很敬業，貌似對人家的私事不感興趣，一有傳呼，即使在吃飯，撂下碗筷，蹬上自行車就走。若“電話老頭”不在，小腳的“電話老太”也會龍飛鳳舞般地走去送傳呼。“電話老頭”總是來去匆匆，剛進四合院的大門，就開始大喊：誰誰誰的電話！然後一邊往事主家走，一邊“廣播”傳呼內容。等當事人聽到傳呼，所有的鄰居也知道了。那時根本沒有隱私可言。
在孩子們中，“大肚子”是“懷孕”的代名詞。其實，事前沒人能看出那女孩兒大肚子。女孩兒去醫院作手術，她那位“革命戰友”的男紅衛兵從醫院打電話回來報平安。“電話老頭”在四合院中大聲地喊：“金柱來的電話 ……”。
這事傳出來，胡同裏無所事事的孩子們，頓時象打了興奮劑一樣，奔走相告，把“電話老頭”的傳呼添油加醋地傳到每一個角落，這個女孩兒頓時名聲掃地。不更人事的我，感到不寒而栗：如果自己攤上這種事，真是沒臉活了！我見孩子就打聽，到底是怎麽回事。所有被問到的孩子，都繪聲繪色地把“電話老頭”的傳呼重複一遍，但這並不解決我的疑問，我想知道的是，怎樣才不會落到這個地步。
我想起小毛姐的二姐。搞不清李二姐是哪一屆的，隻知道她大我很多。大概是因為腳有殘疾，李二姐不愛說話，也不與院子裏的孩子們參和，在人麵前總是低著頭。小毛姐因為排練節目很忙，幾次找她玩不遇，我發現李二姐人很友好，和我一樣寂寞、渴望交流。於是，我們成了好朋友。
李二姐年齡大，一定什麽都知道。我問李二姐那個女的為什麽會大肚子，李二姐沉吟片刻說“她和男的睡覺了”。雖然沒有更多的細節，我認定：要想不大肚子，就要和男的保持距離，床的尺寸就是測量安全距離的標準。在後來的幾年裏，每當我從安徽返回北京，從蚌埠蹬上擁擠不堪的滬京直快，或站、或坐在行李上，和其他乘客象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如果身邊是男乘客，我總是忐忑不安，心裏默默地、祈禱般似地念叨“千萬別大肚子”。我發現，“祈禱”總是管用的。
我們那些在北京上大學的親戚們，魔術般地“一變倆”。他們在大學是“逍遙派”，自然有時間找對象，便帶著對象來看我們。“人來瘋”的我無比興奮，熱情地招待新親戚。我最喜歡夾在情人中間聽他們說話，還時不時地插嘴。外婆笑著說“小妹不要當燈泡啊！”沒人給我解釋什麽叫“燈泡”，我以為是好事，過足了當“燈泡”的癮。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些親戚的對象也沒有光彩照人的出身，在運動中也是逍遙分子，隻有一位表舅的女朋友出身工人家庭。這位美麗的南方姑娘，是表舅的大學同學，對表舅一往情深，對我們象親人一樣。每次來我家，她總是要先自我批判，說自己出身好有“自來紅”的思想。麵臨研究生畢業分配的表舅，前景很不樂觀，可這位後來成為表舅媽的姑娘，表現出一幅要和愛人一起下地獄的樣子。
表舅媽履行了愛情的諾言，無論表舅的境遇如何，她不離不棄，精心地照顧了表舅和孩子，承擔了所有家務。那個年月，艱辛的生活消磨了她。表舅媽每次出差來京，總要來看望我們，對我們更是親如一家。而我們看見的她，卻是日漸憔悴，象朵枯萎的花。正值英年的表舅媽終於病倒，帶著對家人的惦念和不舍，離開人世，將無限的遺憾，留給我們活著的人！
這些親戚正是談婚論嫁的年齡，總算沒有虛度時光，找到了他們的伴侶，共同度過那一段艱難的歲月。
胡同裏有些初、高中年齡的紅衛兵們，也開始出雙入對。吳二姐稱他們是流氓、紅衛兵的敗類。劉二哥領來幾個朋友中有女生，不知吳二姐說了什麽，他倆鬧翻了，劉二哥再也不理睬院子裏的孩子。
有一天，吳二姐自己帶來一位男青年。吳二姐向院子裏好奇的人們說，這是她們的輔導員。就象我們小學，有初中生當輔導員。中學有高中生任輔導員，哥哥他們很崇拜輔導員，還多次把他帶到我們家。所以我想，吳二姐也是崇拜輔導員，在和他談革命工作。
可是，吳二姐變了。每當男輔導員來，吳二姐便沒有了往日的咄咄逼人，恢複了少女的靦腆和溫柔。有一天，送走她的輔導員後，吳二姐看到站在院子裏的我，似乎有很多話要說，她問我：“他像不像洪常青（演《紅色娘子軍》黨代表的芭蕾舞演員，是當時的“美男子”）？”“很象！就是個矮了點兒。” 我老老實實地答。從此，身材高挑的吳二姐駝背了。後來，吳二姐到陝北插隊，她的“洪常青”一直等著她，很多年後，終於成了吳家的女婿。
運動要每個小老百姓“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如果年輕的紅衛兵將原始衝動當成“私字一閃念”，就不會有以下的故事了。不久，胡同裏出了一件轟動的大新聞：另一個四合院、一位年齡大約十六歲的女孩兒大肚子了。事情是“電話老頭”無意“泄露”的。
那時，幾個胡同共用一個電話，一對老夫婦的生計，全倚仗看守電話和送“傳呼”。“電話老頭”很敬業，貌似對人家的私事不感興趣，一有傳呼，即使在吃飯，撂下碗筷，蹬上自行車就走。若“電話老頭”不在，小腳的“電話老太”也會龍飛鳳舞般地走去送傳呼。“電話老頭”總是來去匆匆，剛進四合院的大門，就開始大喊：誰誰誰的電話！然後一邊往事主家走，一邊“廣播”傳呼內容。等當事人聽到傳呼，所有的鄰居也知道了。那時根本沒有隱私可言。
在孩子們中，“大肚子”是“懷孕”的代名詞。其實，事前沒人能看出那女孩兒大肚子。女孩兒去醫院作手術，她那位“革命戰友”的男紅衛兵從醫院打電話回來報平安。“電話老頭”在四合院中大聲地喊：“金柱來的電話 ……”。
這事傳出來，胡同裏無所事事的孩子們，頓時象打了興奮劑一樣，奔走相告，把“電話老頭”的傳呼添油加醋地傳到每一個角落，這個女孩兒頓時名聲掃地。不更人事的我，感到不寒而栗：如果自己攤上這種事，真是沒臉活了！我見孩子就打聽，到底是怎麽回事。所有被問到的孩子，都繪聲繪色地把“電話老頭”的傳呼重複一遍，但這並不解決我的疑問，我想知道的是，怎樣才不會落到這個地步。
我想起小毛姐的二姐。搞不清李二姐是哪一屆的，隻知道她大我很多。大概是因為腳有殘疾，李二姐不愛說話，也不與院子裏的孩子們參和，在人麵前總是低著頭。小毛姐因為排練節目很忙，幾次找她玩不遇，我發現李二姐人很友好，和我一樣寂寞、渴望交流。於是，我們成了好朋友。
李二姐年齡大，一定什麽都知道。我問李二姐那個女的為什麽會大肚子，李二姐沉吟片刻說“她和男的睡覺了”。雖然沒有更多的細節，我認定：要想不大肚子，就要和男的保持距離，床的尺寸就是測量安全距離的標準。在後來的幾年裏，每當我從安徽返回北京，從蚌埠蹬上擁擠不堪的滬京直快，或站、或坐在行李上，和其他乘客象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如果身邊是男乘客，我總是忐忑不安，心裏默默地、祈禱般似地念叨“千萬別大肚子”。我發現，“祈禱”總是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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