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課鬧革命”大約是1967年“國慶”過後不久開始的。二年級一天沒上，我升入三年級。哥哥上了中學。上學隻需要一本《毛主席語錄》，我們便背著空蕩蕩的書包返校了。
學校已今非昔比。沒有了琅琅讀書聲，沒有了身穿連衣裙、和藹可親的班主任，沒有了課間操和眼睛保健操，也不清楚誰在管事。有些老師被審查，原因一般是曆史問題，如年輕時參加過“三青團”；大部分是出身不好。有一段時間，學生被分成組，參加看管這些有問題的老師。記得我們這一組看管一個中年女老師，我們跟著她，看她掃院子、作“早請示”、“晚匯報”。我打聽出這老師的問題：她因為出身不好遭到抄家，但她的“罪行”是從家裏抄出很多漂亮的旗袍和高跟鞋。附近一所中學也“揪出來”這麽一位女教師，紅衛兵用她的旗袍、首飾和高跟鞋辦了個“文革成果展覽會”。
後來，不知為什麽來了一群中學的紅衛兵當輔導員。我們班分來兩個女輔導員：一個活潑漂亮的，一個性格文靜的。每天 “早請示”後，活潑漂亮的輔導員開始講故事。她的聲音如同銀鈴般好聽，講得也很生動。第一天的故事， 是講一個非洲黑人如何熱愛毛主席。當講到為了保護毛主席像章，這位非洲黑人把像章別在身體上時，我們頓時汗毛起立。這個輔導員講完故事就沒影兒了，把一班孩子扔給那個文靜的輔導員。
第一天，文靜的輔導員有些歉意地說：“我不會講故事。她是‘宣傳隊’的，她講的故事都是她們編的節目。”我們馬上問“他們把像章別在肉上很疼嗎？” 輔導員答“誰也沒有這樣作。演員穿黑色的衣服，就象黑人的皮膚，把像章別在衣服上就行了。”
文靜的輔導員帶我們讀《語錄》。讀了一陣，淘氣的男生開始坐不住了，輔導員自己也讀得哈欠連天。於是她說“我教你們算術吧。”輔導員寫了滿滿一黑板的題，找來紙讓我們做。有不會做的，她就教；都會做了，她給更多、更難的題。教算術，她得心應手，孩子們也有事幹。就這樣我們不僅補上了二年級的算術，還學了三年級、甚至更多的算術，這對我後來轉學幫助很大。
雖然輔導員不是老師，我們很她的聽話，人家來當輔導員的都是最好的紅衛兵嘛。我向來是聽老師話的，對輔導員，除了聽話，還很崇拜她。後來，輔導員們把班叫成“排”、班幹部叫成“排文革成員”時，我因為聽話，就混進了“排文革”。
學校組織我們參加“憶苦思甜”會、吃“憶苦飯”。“憶苦飯”是麥麩子作的，很難咽，這激起了孩子們對“萬惡的舊社會”的憎恨。唱“憶苦歌”時，至少開始時是真心的：
“天上布滿星，月牙亮晶晶。
生產隊裏開大會，訴苦把冤申。
萬惡的舊社會，窮人血淚仇，
千頭萬絮湧上我心頭。... ”
第一次聽“憶苦”，我們還真哭。後來聽煩了，孩子們開始互相打趣，看誰在假哭。“憶苦”還沒開始，就把擦眼淚的手帕拿出來、抖給別人看的，一般是假哭。
學校還組織我們看各種“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表演。記得有一次看中學紅衛兵宣傳隊演出毛主席語錄歌：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演出的學生站成兩行，後麵那行站在一排長板凳上。他們反複地唱，唱到“擁護”時雙臂向上；唱到“反對”時雙臂向下，同時還要跺一隻腳。唱著、唱著，節奏亂了，每個時刻既有雙臂向上也有向下的。可是他們情緒高昂，沒有結束的意思。直到後麵那排長板凳倒了、站在上麵的紅衛兵摔下來，他們才依依不舍地下了台。
同時，對毛的崇拜達到了高潮。在全民跳“忠字舞”的浪潮中，我們的鄰居劉阿姨成了機關裏的“明星”。她跳得很起勁兒，但大家就是覺得別扭。原來她跳“一順兒”了，即一邊胳膊揮舞時，同一邊的腿也在跳。
小毛姐後來上的中學，最擅長搞文藝活動。那個學校編排了一組《全世界少年兒童熱愛毛主席》的歌舞。她回家後教我唱這些頌歌，我覺得這些歌真好聽，十分羨慕小毛姐的機會。還能記住一些歌詞：
“天上的白雲啊你停一下，
請給毛主席捎句知心話。
隔千山，隔萬水，
日本孩子想念他。… … ”
“小夥伴快敲響手鼓，
快敲響戰鬥的手鼓。
非洲有了指路明燈，
我們有了《毛主席語錄》。…… ”
“門前盛開火紅的山茶花，
小麗沙畫了一幅莊嚴的圖畫：
她畫上偉大領袖毛澤東，
畫上敬愛的恩維爾-霍查。…… ”
恩維爾-霍查是當時阿爾巴尼亞的最高領導。宣傳說，黑暗籠罩著整個歐洲，隻有中國人民的朋友，阿爾巴尼亞，是一盞不滅的社會主義明燈。
毫無疑問，這些歌曲有巨大的煽情作用：我們真心地相信，舉世皆暗，唯我獨明。我本來以為“大救星”就是“救世主”，一直不明白為什麽《東方紅》裏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國際歌》卻裏唱“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每天在優美的旋律轟擊下，心中的疑問被淹沒，更使我們對歌與現實嚴重不符習以為常。
現在，頌歌甚至“忠字舞”又出現了。無論是失憶、無知，還是搞笑，請記住伏契克的忠告：“善良的人們，我愛你們，你們可要警惕啊！”
學校已今非昔比。沒有了琅琅讀書聲，沒有了身穿連衣裙、和藹可親的班主任，沒有了課間操和眼睛保健操，也不清楚誰在管事。有些老師被審查，原因一般是曆史問題，如年輕時參加過“三青團”；大部分是出身不好。有一段時間，學生被分成組，參加看管這些有問題的老師。記得我們這一組看管一個中年女老師，我們跟著她，看她掃院子、作“早請示”、“晚匯報”。我打聽出這老師的問題：她因為出身不好遭到抄家，但她的“罪行”是從家裏抄出很多漂亮的旗袍和高跟鞋。附近一所中學也“揪出來”這麽一位女教師，紅衛兵用她的旗袍、首飾和高跟鞋辦了個“文革成果展覽會”。
後來，不知為什麽來了一群中學的紅衛兵當輔導員。我們班分來兩個女輔導員：一個活潑漂亮的，一個性格文靜的。每天 “早請示”後，活潑漂亮的輔導員開始講故事。她的聲音如同銀鈴般好聽，講得也很生動。第一天的故事， 是講一個非洲黑人如何熱愛毛主席。當講到為了保護毛主席像章，這位非洲黑人把像章別在身體上時，我們頓時汗毛起立。這個輔導員講完故事就沒影兒了，把一班孩子扔給那個文靜的輔導員。
第一天，文靜的輔導員有些歉意地說：“我不會講故事。她是‘宣傳隊’的，她講的故事都是她們編的節目。”我們馬上問“他們把像章別在肉上很疼嗎？” 輔導員答“誰也沒有這樣作。演員穿黑色的衣服，就象黑人的皮膚，把像章別在衣服上就行了。”
文靜的輔導員帶我們讀《語錄》。讀了一陣，淘氣的男生開始坐不住了，輔導員自己也讀得哈欠連天。於是她說“我教你們算術吧。”輔導員寫了滿滿一黑板的題，找來紙讓我們做。有不會做的，她就教；都會做了，她給更多、更難的題。教算術，她得心應手，孩子們也有事幹。就這樣我們不僅補上了二年級的算術，還學了三年級、甚至更多的算術，這對我後來轉學幫助很大。
雖然輔導員不是老師，我們很她的聽話，人家來當輔導員的都是最好的紅衛兵嘛。我向來是聽老師話的，對輔導員，除了聽話，還很崇拜她。後來，輔導員們把班叫成“排”、班幹部叫成“排文革成員”時，我因為聽話，就混進了“排文革”。
學校組織我們參加“憶苦思甜”會、吃“憶苦飯”。“憶苦飯”是麥麩子作的，很難咽，這激起了孩子們對“萬惡的舊社會”的憎恨。唱“憶苦歌”時，至少開始時是真心的：
“天上布滿星，月牙亮晶晶。
生產隊裏開大會，訴苦把冤申。
萬惡的舊社會，窮人血淚仇，
千頭萬絮湧上我心頭。... ”
第一次聽“憶苦”，我們還真哭。後來聽煩了，孩子們開始互相打趣，看誰在假哭。“憶苦”還沒開始，就把擦眼淚的手帕拿出來、抖給別人看的，一般是假哭。
學校還組織我們看各種“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表演。記得有一次看中學紅衛兵宣傳隊演出毛主席語錄歌：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演出的學生站成兩行，後麵那行站在一排長板凳上。他們反複地唱，唱到“擁護”時雙臂向上；唱到“反對”時雙臂向下，同時還要跺一隻腳。唱著、唱著，節奏亂了，每個時刻既有雙臂向上也有向下的。可是他們情緒高昂，沒有結束的意思。直到後麵那排長板凳倒了、站在上麵的紅衛兵摔下來，他們才依依不舍地下了台。
同時，對毛的崇拜達到了高潮。在全民跳“忠字舞”的浪潮中，我們的鄰居劉阿姨成了機關裏的“明星”。她跳得很起勁兒，但大家就是覺得別扭。原來她跳“一順兒”了，即一邊胳膊揮舞時，同一邊的腿也在跳。
小毛姐後來上的中學，最擅長搞文藝活動。那個學校編排了一組《全世界少年兒童熱愛毛主席》的歌舞。她回家後教我唱這些頌歌，我覺得這些歌真好聽，十分羨慕小毛姐的機會。還能記住一些歌詞：
“天上的白雲啊你停一下，
請給毛主席捎句知心話。
隔千山，隔萬水，
日本孩子想念他。… … ”
“小夥伴快敲響手鼓，
快敲響戰鬥的手鼓。
非洲有了指路明燈，
我們有了《毛主席語錄》。…… ”
“門前盛開火紅的山茶花，
小麗沙畫了一幅莊嚴的圖畫：
她畫上偉大領袖毛澤東，
畫上敬愛的恩維爾-霍查。…… ”
恩維爾-霍查是當時阿爾巴尼亞的最高領導。宣傳說，黑暗籠罩著整個歐洲，隻有中國人民的朋友，阿爾巴尼亞，是一盞不滅的社會主義明燈。
毫無疑問，這些歌曲有巨大的煽情作用：我們真心地相信，舉世皆暗，唯我獨明。我本來以為“大救星”就是“救世主”，一直不明白為什麽《東方紅》裏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國際歌》卻裏唱“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每天在優美的旋律轟擊下，心中的疑問被淹沒，更使我們對歌與現實嚴重不符習以為常。
現在，頌歌甚至“忠字舞”又出現了。無論是失憶、無知，還是搞笑，請記住伏契克的忠告：“善良的人們，我愛你們，你們可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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