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造反有理”的年代，不上學、又無所事事的孩子們，就象種歪的小苗，歪著長。
與機關大院百十來個不上學的孩子相比，我們四合院孩子的折騰隻是“小鬧天宮”而已。文革才開始幾個月，大院的大孩子們已是劣跡斑斑。這裏講講他們編恐怖故事，隻為嚇唬那些去給被關押的親人送物品的小孩子。那時不少高級幹部頭一天還在領導運動，第二天就被“揪出來”關進紅樓進行“隔離審查”，去送物品的常常是家裏小孩子，大概是大人和大孩子要“劃清界限”吧？在大院深處的紅樓是個紅磚蓋成的舊樓，薔薇爬滿牆，使得原本昏黑的樓道更加陰森，機關第一個自殺的人就是從紅樓的五層一躍而下。後來那些大孩子覺得特開心，見到小孩就講恐怖故事，故事也越編越邪呼，有些小孩子們也不甘落後。
那天我去機關看大字報，與一個同齡男孩相遇。開始我們都裝模作樣地看大字報，不一會兒男孩待不住了，我也覺得讀大字報味如嚼蠟，就開始瞎扯。他說“知道嗎？紅樓有鬼！”我不屑一顧，這孩子在幼兒園就愛吹牛。那是一個星期一，孩子們被家長陸續送來。突然有幾個孩子情緒激動地喊“赫魯曉夫下台了!”我問“什麽是赫魯曉夫下台？”沒有人能說出個所以然，但還是在爭先恐後地喊。正在這時這個男孩大聲喊“我看見了” ！頓時，所有的目光都被他吸引，我問“你看見什麽了？”他結結巴巴地說“就是…就是…他從台上走下來。”我們都很羨慕他，但也對此失去了興趣：一個人從台上走下來有什麽好玩的？當然，一個周末這吹起來的“牛”就破了。
我雖然表現得無所謂，心裏卻覺得毛骨悚然。接下來是晚上去學校集合遊行慶祝毛主席又發表最新指示。我和裏院的小毛姐一起去學校的時候，因為心情激動，沒有商量如何結伴回家，因為家在西單北大街東邊的同學很少。我隨學校的隊伍到了中南海大門又回來已經很晚，在亂哄哄的校園裏沒找到高兩個年級的小毛姐，隻好自己回家。過了西單北大街拐進胡同後就傻眼了：黑乎乎的胡同怎麽像個耗子洞？紅樓的恐怖故事仿佛發生在眼前。我拚命地往家跑，好不容易跑到院子大門，又傻眼了：大門是關的。院子的兩扇木門後麵有一個木閂，每天晚上住在前院的賈叔叔睡前會把門栓好，若有人回來晚，就要使勁打門環喚醒賈叔叔起來開門。我想去打門環，可腿僵住了，那門環不是故事裏“白茸茸的大手”嗎？同時我又感到黑暗中有東西圍攏過來，我不顧一切地撞向大門。門沒有上閂，因為賈叔叔還沒回來，而我卻摔在地上。
小毛姐已到家。原來她沒有跟隨學校隊伍回到校園，而是在俯右街西穿越很多胡同回來的。我也很想效法，但苦於對那些胡同不熟悉，小毛姐給我出主意當學校隊伍返程到西單或西四就從西單北大街上回來。後來我幹脆在學校隊伍上了大街與洶湧的人流匯合後就趁亂溜回家，比小毛姐還早！人雖然回來了，心還在大街上：院子裏能聽到街上鑼鼓喧天，口號歌聲此起彼伏。於是我把賈家最小的孩子、還沒上學的小英妹叫到院子裏跟隨我一起喊口號唱歌，在院子裏蹦達。我在那興奮地又喊又唱又跳，卻發現小英妹沒精打采，很勉強地在喊唱。我問“你怎麽一點兒也不激動？” 她說不知道。
夜行的問題解決了，我仍被恐怖的疑雲籠罩。一到夜裏，房子裏各種聲響讓我聯想起恐怖故事。我與外婆睡一張大床，我睡在裏邊靠牆處，聽到牆裏有聲音。我告訴母親牆裏有鬼，她很生氣地說“不許再提鬼”。“她一定見到過鬼”，我想。我又和外婆提到牆裏的聲音，外婆說這是自己嚇唬自己，聲音一定是老鼠。抓耗子是哥哥的事，他稱耗子夾為“紐倫堡的絞刑架”。
哥哥的“戰績”時好時壞，可牆裏的聲音還在，好像裏麵另有一個世界。我決定自己調查一下，發現牆後麵是和另一個胡同的四合院相連。一個大白天，那個院門洞開，我悄悄地溜進去。還沒弄清東西南北就聽到一聲大喊“小孩兒！”順著聲音看去，原來是他！我撒腿便往家跑。
幾個星期前的一天，無聊的我站在院門口向胡同裏張望。那時家裏常有人來，“串聯”的和在北京上大學的親戚們。“串聯”的親戚還帶著朋友一般都要住上幾天，我們三間10平米的房子擠得滿滿的。在京上大學的親戚大都是外婆的侄兒，自知出身不好，都是“逍遙派”，運動中無事可作，便常過來看望外婆，吃頓飯。每次來人我都特別歡實，幫大人張羅吃住，外婆說我是“人來瘋”，更重要的是家裏人多，牆裏的聲音就消失了。所以我盼望來人，站在院門口注意看每一個由遠走近的人。突然我看到一群男孩子手持棍棒叫喊著向這邊跑來，我急忙閃進院子，關院門。我感到門沒有關上，而是碰到一個軟東西。低頭一看，是一隻被打得遍體鱗傷的野貓，連骨頭都露出來了！我的全身頓時癱軟，貓趁機跑進院，留下血跡，我幾乎嘔吐。這時男孩們像旋風一般衝進院裏，為首的就是這家夥。
調查失敗了，我繼續與牆裏的聲音搏鬥，晚上用東西捂住耳朵才能入睡。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有強烈震感，裏院李家一堵牆被震倒。看到那破牆和一地的碎磚，對牆的恐懼方才消失。
與看不見、摸不著的“牆裏聲音”相比，更為恐懼的是 “聯動”的“紅色恐怖”。那時聽說北京紅衛兵組織分成派，大學有“天派”（因為有北航）和“地派”（因為有北京地址學院），中學有“東糾”和“西糾”，後來就有了“聯動”。當時還沒弄清楚“聯動”是怎麽回事，各種言傳和傳單已將“聯動”的所作所為傳遍北京大街小巷，到了提起“聯動”我就心驚肉跳的地步，更有大人用“聯動”嚇唬小孩使他們就範。我向人請教“聯動”是什麽樣子，得到一個大致輪廓： 年齡在高中上下，穿一身藍色製服或軍裝，有戴眼鏡的，腰中有一副寬皮帶，那是他們的武器。關鍵在於他們走路、說話的姿勢很狂，就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老子天下第一”的派頭。走在街上，我總是留意有“聯動”輪廓的青少年，越是害怕越是覺得到處都是“聯動”！
一天傍晚，我在院門口向胡同張望，先向北看了一會兒，我將頭轉向南時，看到一群有“聯動” 派頭的青少年正疾步而來。 我趕忙轉回院裏，來不及關大門便和正在院裏玩的小英妹說“‘聯動’來了！”我們來不及回家，就躲在前院劉家夏天燒飯用的小棚子裏。過了一會，聽見沒動靜，我出來張望。天啊！一個“聯動”在院子裏一聲不響地站著。看到我以後，他嘟囔著離開了。至今我也不知到這人是否是“聯動”。
1968年春一個傍晚，哥哥正站在飯桌上換電燈泡，忽然一聲巨響，他差點沒從桌上摔下來。我們和鄰居全來到院中，這時賈大哥富有詩意地說“今年第一個春雷”，於是眾人便各自散去。過一會兒，院子裏傳來賈三哥驚恐地喊叫“西單商場爆炸了”！接著全院居民又來到院子裏，吳二姐說“一定是階級敵人搞破壞”，劉二哥說“一定是國民黨特務幹的”，而我還沒從震驚中反應過來。我們能聽到胡同裏人聲嘈雜，腳步聲自北向南通向大街，哥哥也想出去看熱鬧，外婆和母親堅決阻止。賈三哥也想出去，賈大哥則關上大門。
不久街道上送來傳單，上麵印有一個血肉模糊的頭，說這具屍體無人認領，讓大家辨認。街道上還傳話，所有外地人都要上“臨時戶口”，還要監視、匯報可疑的人等等，一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那時哥哥已上中學，每天晚上學校的男生被叫去幫著查“臨時戶口”：他們挨家挨戶地去盤查，民兵（大都是北京工廠的工人）進屋詢問，中學生們則手持棍棒和磚頭在外麵以防不測。查“臨時戶口”的風吹進我們的四合院。有人舉報我們家曾有位四川來的親戚住了很長時間，所以我們得到了特殊的“關注”。那是來躲避武鬥的表哥，在西單商場爆炸前幾個月已經離開北京。
首都就這樣變成“階級鬥爭的最前線”，恐怖的陰霾在古城回蕩。
與機關大院百十來個不上學的孩子相比，我們四合院孩子的折騰隻是“小鬧天宮”而已。文革才開始幾個月，大院的大孩子們已是劣跡斑斑。這裏講講他們編恐怖故事，隻為嚇唬那些去給被關押的親人送物品的小孩子。那時不少高級幹部頭一天還在領導運動，第二天就被“揪出來”關進紅樓進行“隔離審查”，去送物品的常常是家裏小孩子，大概是大人和大孩子要“劃清界限”吧？在大院深處的紅樓是個紅磚蓋成的舊樓，薔薇爬滿牆，使得原本昏黑的樓道更加陰森，機關第一個自殺的人就是從紅樓的五層一躍而下。後來那些大孩子覺得特開心，見到小孩就講恐怖故事，故事也越編越邪呼，有些小孩子們也不甘落後。
那天我去機關看大字報，與一個同齡男孩相遇。開始我們都裝模作樣地看大字報，不一會兒男孩待不住了，我也覺得讀大字報味如嚼蠟，就開始瞎扯。他說“知道嗎？紅樓有鬼！”我不屑一顧，這孩子在幼兒園就愛吹牛。那是一個星期一，孩子們被家長陸續送來。突然有幾個孩子情緒激動地喊“赫魯曉夫下台了!”我問“什麽是赫魯曉夫下台？”沒有人能說出個所以然，但還是在爭先恐後地喊。正在這時這個男孩大聲喊“我看見了” ！頓時，所有的目光都被他吸引，我問“你看見什麽了？”他結結巴巴地說“就是…就是…他從台上走下來。”我們都很羨慕他，但也對此失去了興趣：一個人從台上走下來有什麽好玩的？當然，一個周末這吹起來的“牛”就破了。
我雖然表現得無所謂，心裏卻覺得毛骨悚然。接下來是晚上去學校集合遊行慶祝毛主席又發表最新指示。我和裏院的小毛姐一起去學校的時候，因為心情激動，沒有商量如何結伴回家，因為家在西單北大街東邊的同學很少。我隨學校的隊伍到了中南海大門又回來已經很晚，在亂哄哄的校園裏沒找到高兩個年級的小毛姐，隻好自己回家。過了西單北大街拐進胡同後就傻眼了：黑乎乎的胡同怎麽像個耗子洞？紅樓的恐怖故事仿佛發生在眼前。我拚命地往家跑，好不容易跑到院子大門，又傻眼了：大門是關的。院子的兩扇木門後麵有一個木閂，每天晚上住在前院的賈叔叔睡前會把門栓好，若有人回來晚，就要使勁打門環喚醒賈叔叔起來開門。我想去打門環，可腿僵住了，那門環不是故事裏“白茸茸的大手”嗎？同時我又感到黑暗中有東西圍攏過來，我不顧一切地撞向大門。門沒有上閂，因為賈叔叔還沒回來，而我卻摔在地上。
小毛姐已到家。原來她沒有跟隨學校隊伍回到校園，而是在俯右街西穿越很多胡同回來的。我也很想效法，但苦於對那些胡同不熟悉，小毛姐給我出主意當學校隊伍返程到西單或西四就從西單北大街上回來。後來我幹脆在學校隊伍上了大街與洶湧的人流匯合後就趁亂溜回家，比小毛姐還早！人雖然回來了，心還在大街上：院子裏能聽到街上鑼鼓喧天，口號歌聲此起彼伏。於是我把賈家最小的孩子、還沒上學的小英妹叫到院子裏跟隨我一起喊口號唱歌，在院子裏蹦達。我在那興奮地又喊又唱又跳，卻發現小英妹沒精打采，很勉強地在喊唱。我問“你怎麽一點兒也不激動？” 她說不知道。
夜行的問題解決了，我仍被恐怖的疑雲籠罩。一到夜裏，房子裏各種聲響讓我聯想起恐怖故事。我與外婆睡一張大床，我睡在裏邊靠牆處，聽到牆裏有聲音。我告訴母親牆裏有鬼，她很生氣地說“不許再提鬼”。“她一定見到過鬼”，我想。我又和外婆提到牆裏的聲音，外婆說這是自己嚇唬自己，聲音一定是老鼠。抓耗子是哥哥的事，他稱耗子夾為“紐倫堡的絞刑架”。
哥哥的“戰績”時好時壞，可牆裏的聲音還在，好像裏麵另有一個世界。我決定自己調查一下，發現牆後麵是和另一個胡同的四合院相連。一個大白天，那個院門洞開，我悄悄地溜進去。還沒弄清東西南北就聽到一聲大喊“小孩兒！”順著聲音看去，原來是他！我撒腿便往家跑。
幾個星期前的一天，無聊的我站在院門口向胡同裏張望。那時家裏常有人來，“串聯”的和在北京上大學的親戚們。“串聯”的親戚還帶著朋友一般都要住上幾天，我們三間10平米的房子擠得滿滿的。在京上大學的親戚大都是外婆的侄兒，自知出身不好，都是“逍遙派”，運動中無事可作，便常過來看望外婆，吃頓飯。每次來人我都特別歡實，幫大人張羅吃住，外婆說我是“人來瘋”，更重要的是家裏人多，牆裏的聲音就消失了。所以我盼望來人，站在院門口注意看每一個由遠走近的人。突然我看到一群男孩子手持棍棒叫喊著向這邊跑來，我急忙閃進院子，關院門。我感到門沒有關上，而是碰到一個軟東西。低頭一看，是一隻被打得遍體鱗傷的野貓，連骨頭都露出來了！我的全身頓時癱軟，貓趁機跑進院，留下血跡，我幾乎嘔吐。這時男孩們像旋風一般衝進院裏，為首的就是這家夥。
調查失敗了，我繼續與牆裏的聲音搏鬥，晚上用東西捂住耳朵才能入睡。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北京有強烈震感，裏院李家一堵牆被震倒。看到那破牆和一地的碎磚，對牆的恐懼方才消失。
與看不見、摸不著的“牆裏聲音”相比，更為恐懼的是 “聯動”的“紅色恐怖”。那時聽說北京紅衛兵組織分成派，大學有“天派”（因為有北航）和“地派”（因為有北京地址學院），中學有“東糾”和“西糾”，後來就有了“聯動”。當時還沒弄清楚“聯動”是怎麽回事，各種言傳和傳單已將“聯動”的所作所為傳遍北京大街小巷，到了提起“聯動”我就心驚肉跳的地步，更有大人用“聯動”嚇唬小孩使他們就範。我向人請教“聯動”是什麽樣子，得到一個大致輪廓： 年齡在高中上下，穿一身藍色製服或軍裝，有戴眼鏡的，腰中有一副寬皮帶，那是他們的武器。關鍵在於他們走路、說話的姿勢很狂，就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老子天下第一”的派頭。走在街上，我總是留意有“聯動”輪廓的青少年，越是害怕越是覺得到處都是“聯動”！
一天傍晚，我在院門口向胡同張望，先向北看了一會兒，我將頭轉向南時，看到一群有“聯動” 派頭的青少年正疾步而來。 我趕忙轉回院裏，來不及關大門便和正在院裏玩的小英妹說“‘聯動’來了！”我們來不及回家，就躲在前院劉家夏天燒飯用的小棚子裏。過了一會，聽見沒動靜，我出來張望。天啊！一個“聯動”在院子裏一聲不響地站著。看到我以後，他嘟囔著離開了。至今我也不知到這人是否是“聯動”。
1968年春一個傍晚，哥哥正站在飯桌上換電燈泡，忽然一聲巨響，他差點沒從桌上摔下來。我們和鄰居全來到院中，這時賈大哥富有詩意地說“今年第一個春雷”，於是眾人便各自散去。過一會兒，院子裏傳來賈三哥驚恐地喊叫“西單商場爆炸了”！接著全院居民又來到院子裏，吳二姐說“一定是階級敵人搞破壞”，劉二哥說“一定是國民黨特務幹的”，而我還沒從震驚中反應過來。我們能聽到胡同裏人聲嘈雜，腳步聲自北向南通向大街，哥哥也想出去看熱鬧，外婆和母親堅決阻止。賈三哥也想出去，賈大哥則關上大門。
不久街道上送來傳單，上麵印有一個血肉模糊的頭，說這具屍體無人認領，讓大家辨認。街道上還傳話，所有外地人都要上“臨時戶口”，還要監視、匯報可疑的人等等，一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那時哥哥已上中學，每天晚上學校的男生被叫去幫著查“臨時戶口”：他們挨家挨戶地去盤查，民兵（大都是北京工廠的工人）進屋詢問，中學生們則手持棍棒和磚頭在外麵以防不測。查“臨時戶口”的風吹進我們的四合院。有人舉報我們家曾有位四川來的親戚住了很長時間，所以我們得到了特殊的“關注”。那是來躲避武鬥的表哥，在西單商場爆炸前幾個月已經離開北京。
首都就這樣變成“階級鬥爭的最前線”，恐怖的陰霾在古城回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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