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攝
一九五五年我二十三歲，正在湖北醫學院附屬醫院眼科進修。轟轟烈烈地“肅清反革命運動”在全國開展，所有的國家機關、學校、工廠、醫院等單位，都加強了治安保衛，晝夜站崗放哨，任何人不得隨便外出和會客，來往信件先要經過組織檢查，外出或來訪需持介紹信，客人經批準後才能會見……等等。總之，天有不測風雲，形勢瞬間巨變，突然進入了一個非常時期。搜查、拘捕、關押、批鬥等事件，像雨後春筍一樣，此起彼伏，頻頻發生，恐怖氣氛弄得人們提心吊膽，個個驚恐不安，誰也不知道災難什麽時侯會降臨到自己頭上。
七月中旬的一天，天色陰沉，氣候悶熱，午後1點鍾左右，我和幾位同事正在寢室午休，突然來了三個人，其中有一位是醫院保衛科幹事，另外兩個陌生人自稱是省“公安廳”的，他們直呼我的姓名，一邊亮出“工作證”的同時一邊說：“奉命對你進行搜查！”並且立即讓我在“搜查證”上麵簽字。那時侯，我們是集體宿舍，隻有一張單人床的範圍是屬於我的，床上隻有被褥，床單，枕旁放了一些書，床底下有一個竹網籃，網籃內除幾件換洗衣服外，大部分還是書籍和各種筆記本，他們翻來覆去檢查後，看到我實在沒有更多的物品，便拿走了我自一九五Ｏ年以來所寫的四冊日記本，可能這些日記本才是他們搜查的目的。
誰都知道：人類與低級動物的區別，在於人是一種具有感情思維的動物，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親情，是永遠不能改變的，這是人與動物在本質上的區別。思念親情，乃是人之常情。如果忘記了與自己有親情關係人的不幸，則是倫理的背叛；如果對與自己並無親情關係人的不幸毫不在意，則是道德的淪喪；這些是我們作為人的一個最起碼準則。
我曾在日記中，斷斷續續寫了一些追思我父親的話，他被劃為地主並投入監獄而折磨致死。我對他的懷念，僅僅是基於父子之情罷了，但是，他們從我的日記中撲風捉影，斷章取義，添加拚湊，無限上綱，把我刻畫成一個所謂的“階級敵人”。在肅反運動中，對我進行人身攻擊，晝夜監守，無情批鬥，慘遭折磨，經過長達三年的不斷威脅、恐嚇、誘騙和審查，宣恩縣人委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對我的結論為：“王琛父被牢死，哥哥被判刑，因而心懷不滿，有嚴重的報複思想行為，經寬大處理後，仍抗拒改造，堅持反動立場。決定作其他壞分子處理，行政上予以開除留用察看三年之處分，每月給生活費三十元。”
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力。像我這樣一個思想單純、作風正派，刻苦鑽研醫學業務的青年技術人員，僅僅在私人日記中寫了幾句追思父親的話，就被列入另冊，隔離審查，最後打成“壞分子” 去職降薪，戴帽懲處，成了專政對象。“肅反”中以思想、言論定罪者無計其數，從法學上看，簡直不成道理，因為，捏造事實，誣陷好人，是非法的；誘供是非法的；以言定罪更是非法的；施加在我身上的諸多非法行為，終於把我投入冤假錯案的深淵。
一九五八年四月我收到“處分決定”之後，就立即書麵申訴，以大量事實為根據，駁斥其所謂的“處分決定”。要求上級對我的問題，重新調查研究，依法公正處理，但是，組織上置若網聞，不聞不問。一九六二年後，原“處分決定”明文規定的“行政上開出留用察看三年之處分”已經超過時限，他們仍然置之不理，既不審查甄別，亦不研究處理，拖延推諉，似無止境。此後，我不斷申訴，先後投遞“申訴材料”三十餘次，希望上級組織信守“處分決定”中規定的察看期限，但是，這些有理有據的“申訴”，皆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造反派” 的革命對象，“壞分子”成為我真實姓名的代名詞，沒完沒了的批判、鬥爭、辱罵、毆打，確實鬆動了我全身的筋骨，把我改造得遍體鱗傷，每一句漫罵，每一次毆打，都觸及到了我的靈魂，特別是當他們連帶辱罵我母親的時侯，我心如刀割，怒不可遏。憤怒是對所受欺負的一種本能反應。在很多時候，我不得不強忍心中的怒火，受屈忍辱，敢怒而不敢言，自忖思量，好漢做事好漢當，縱然是我真的有罪，理應由我自己承擔，受國家法律製裁，但是，那群披著革命外衣的造反派中，不乏受過國家高等教育的人，竟然口吐糞便，真是讀書讀到牛肚子裏了，毫無人性，連畜牲都不如。
我的申訴被歪曲為“翻案”、“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警告我隻能“脫胎換骨的改造”，否則就是“死路”一條。我反來複去的想：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為什麽遇到具體問題時又不講道理呢？痛苦與憤怒交織在一起，但是，我沒有想過複仇。
有一次，我找當時的衛生局長申辯。
“不準翻案”！又高又瘦，賊眉鼠眼，盛氣淩人的衛生局長，對我嚴厲嗬斥。
“ 隻能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局長大人被幾個像哈巴狗一樣的人簇擁著，更是顯得趾高氣揚，神氣十足，不可一世。
我緘默了！因為，解釋得越多，則懷疑越深，交待得越誠實，越說你不老實，事實是狡辯，申訴是翻案。雖然我心裏坦然無愧，自己知道自己沒有重大問題，堅信自己是無辜的，但是，那頂無形的“壞分子”帽子，比正式宣判的“刑期”還要捉弄人，周圍的人與我楚河漢界，壁壘分明，即使內心沒有惡意的人，受恐怖的威壓，也不得不選擇沉默。我完全處在孤立無援之下，麵對貌似強大的極權，作為個體的反抗是多麽的無能為力。
有一次單位開會討論“滅四害”計劃。提出三年之內，全縣消滅麻雀、老鼠、蒼蠅、蚊子。那個時侯，我年輕、單純、善良、無私、耿直、務實。根據山區的客觀環境，結合實際情況，便心直口快地說：“滿山遍野，草木叢生，消滅四害、談何容易？三年時間，難以實現。”萬萬沒有料到，這便成了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現行反革命言論，再次被批判鬥爭後，下放到農場勞動改造。
我被送到一個名叫“茅壩塘”的農場，與其他三個人編為一個勞改組。一個是原中學校長，一個是原區府幹部，還有一個是流氓慣偷。那個流氓慣偷被指定為組長，他領導、監督三個“階級敵人”。由此可以看出，在那個黑白顛倒，階級等級極為分明的年代，地痞流氓的地位，也是要高於黑五類之上的。
士可殺而不可辱，被流氓慣偷監督和領導，可想而知是何等的奇恥大辱。流氓無產階級領導一切的年代，在這裏可以說發揮到了極致，曾經為人師表的中學校長，救死扶傷的白衣戰士，現在競然成了一個比流氓慣偷還不如的“壞分子”，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心服。
“我們在勞動中比一比高低。如果我們不如你、輸給了你，我們服從你的領導，如果你不如我們，那麽你就少管我們的事！”校長對小偷組長說。
“同意！項目由你挑選。”我與那位區府幹部共同響應。
“嗬！嗬！”慣偷一看同屋三條漢子，目光炯炯地盯著他，氣勢逼人，他心裏就先軟了下去。
“賽就賽！龜兒子才怕這個呢！”慣偷者裝腔作勢地說。
第二天，慣偷選的農活是挖土。半天下來，慣偷就累得躺在山坡上直哼哼了。
“龜兒子才要當組長呢！”慣偷有氣無力的自我解嘲道。
我們勝利了！但在那人妖顛倒，人性扭曲的年代，這是一種多麽令人心酸的勝利。
到勞改農場不久，“大躍進”的妖風，席卷著中華大地每一個角落。地處鄂西偏遠山區的農村，也爭當先進沒有絲毫落伍，人們震天動地，大煉鋼鐵，農業放衛星，向地要高產，我們農場也不幹落後，決心要放一顆“土豆畝產十萬斤”的衛星。
我納悶：估計隻有在一畝地上無間隙地鋪上一米厚的土豆，才能湊足十萬斤的重量。這種常識性的錯誤，怎麽會大哄大鬧地作為奇跡來創造呢？
衛星地建成了，把周圍地裏的肥土，都掘來壘在衛星地裏，一米多厚，土豆種上了，也用上最好最足的肥料，可是，剛出苗子就打蔫見黃。請專家會診，缺水，於是，又用手搖水泵日夜不停地為土豆苗澆水……，如此精心照料，到收獲季節，土豆也沒有比原來的產量高多少。
但是，誰都沒有說什麽！誰也不敢說什麽！
人不能說真話，誰也不敢說真話。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每次運動過後，人們的心就會更往內縮，越來越接觸不到別人的心，越來越聽不到真話，人們都是把心藏起來，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經走到了深淵邊緣，腳已經踏在薄冰上麵，戰戰兢兢，隻想怎樣保全自己。遍及全國而違背自然規律的“大躍進”，很快將共和國億萬平民陷入了饑餓的底穀。
文革中所謂的“紅寶書”，在全國各地掀起了紅色海洋，呼嘯澎湃，浩瀚無際，《毛主席語錄》在人們手中揮舞，口裏朗誦，“最高指示”響徹雲霄，語錄歌聲晝夜不停，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築物，裏裏外外都高懸“語錄牌”，街頭巷尾也豎起了“忠字門”，中國大地成了一個紅彤彤的世界，除毛澤東本人外，上至“副統帥”林彪，下至每一個學齡兒童，人人胸前佩戴毛澤東的像章，而且隨身攜帶“紅寶書”，高擎於頭頂，在毛的畫像前，每天“早請示，晚匯報” ，先行三鞠躬，然後，瘋狂的三呼“萬壽無疆！” 全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是登峰造極，無神論者中國共產黨，卻把毛澤東信奉為“神”，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今天的年輕人，可能無法理解當年的情景，甚至不會相信那些瘋狂邪惡的舉動。
就在這個時期，我被關進了原單位的“牛棚”，強迫勞動改造，白天挑水，供病友使用，挖土種菜，掃廁所，洗滌病人的膿血床單，晚上要匯報當天勞動及學習“毛著”的收獲。
有一天，在“晚匯報”會上，造反派頭頭點名要我匯報學習體會。
“今天你學習的什麽？”來者不善意的“造反派”頭頭，板著麵孔審問我。
“學習的《為人民服務》。”我應聲回答，並且東扯西拉地說了一些學習體會。
第二天晚上，造反派頭頭又問我“今天你學習的什麽？”
“學習的《為人民服務》”我重複昨天的話。
第三天的匯報會上，他又問我：“你今天學習的什麽？” 我仍然說：“還是學的《為人民服務》”。
那個造反派頭頭生氣了，瞪大眼睛，惡狠狠地盯著我，把桌子猛力一拍，怒聲吼道：“你為什麽天天都是學的《為人民服務》？”
我不慌不忙地說：“《為人民服務》是毛主席的著作，內涵豐富，哲理深奧，學習它，有助於改造思想，所以，我需要天天學習《為人民服務》。” 我心平氣和地說著，坦然自若，毫不在乎，會場上鴉雀無聲，氣勢洶洶的造反派頭頭，頓時思路閉塞，語言枯竭，一時不知所措，答不出話來，尷尬狼狽之相，既可憐又可笑，從此，他再也沒有要我匯報學習了。
文革時期，我成為造反派革命的對象，批判、鬥爭、羞辱和打罵是無情的。“造反派”獸性發作的時候，他們披著“革命”的外衣，變成了“吃人”的惡魔，變著花樣任意折磨受害者。但是，我自己對自己最清楚，最明白，用國家一貫的政策來衡量，我不是罪人，根本不是壞人，自己並沒有像那些攻擊者所說的那樣壞，所以，我無畏無懼，常常在批鬥會上，以事實為依據，針鋒相對，憤怒反駁，義正詞嚴地據理相爭，不卑不亢，有時候使對方瞠目結舌，無言以對。審問就是交鋒的時刻，批鬥就是反抗的時候，互相爭吵，吼聲震耳，我理直氣壯，死不低頭認錯。爭吵是一種特殊的智力竟賽，是自己能力與對方的短兵相接，隻有出現爭吵時，神經高度緊張，大腦興奮，緊緊追隨著對方的強詞奪理而快速反抗，所有的煩惱、焦慮、憂悶，都拋在九霄雲外去了，隻有在這個時候，才揚眉吐氣，膽大力強，感覺到自己還活在世上，持有人格，還是一個有尊嚴的人。
“文革”期間，我的處境十分困難，不明不白的被剝奪了做人的基本權力，成了“人下之人”，任何打著“革命”旗號的人，便可肆無忌憚地對我辱罵、訓斥、嫁禍、擺布、隨意給我增加勞動強度，那些最髒最累的活，就是我的工作。
往日的舊友同事，跟著也提高覺悟，擦亮了眼睛，毅然劃清階級界限，甚至白眼看人，誰也不敢接近我，冷嘲熱諷傷透了我的心。在那走投無路的日子裏，我確實很憂傷、苦悶、悲觀、失望。我整天在與鬱悶抗爭，但是，我堅信在人生道路上，沒有絕望的處境，隻有望著處境絕望的人。
為此，我堅持不懈的向上級“申訴”，無論說我“翻案”也好，說我“堅持反動立場”也罷，甚至罵我“死不悔改，抗拒改造。”我不在乎別人怎樣評說，決心要弄明白為什麽把我劃為“壞分子”？究競有哪些“壞”的事實？人不能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為了擁有做為一個人的最起碼尊嚴，不知有多少人不惜以死來抗爭？士可殺而不可辱，誓死不向暴政低頭，因此，我堅持不懈地進行抗爭，反複多次向上級組織申訴冤屈。
一九八一年六月，在我蒙冤受屈挨過了二十四年的風風雨雨之後，終於收到《中共宣恩縣委組織部文件：宣組（81）字第113號，對王琛同誌問題的複查結論。》 結論寫道：“...經複查，原結論事實證據不足，予以否定。縣委研究決定：撤銷縣人委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關於對衛生院醫士王琛的行政處分 決定》
二十四年的冤屈、悲傷和苦難，隻是換來一張僅有幾十個字的紅頭文件；二十四年在人類的曆史長河中，可能算不了什麽，但對一個活生生的人來說，卻是全部人生的三分之一，況且是最具有活力和最寶貴的青春年華，二十四年，八年抗戰都可以反複打它三次了啊！如果可能，我寧願死在抗戰的烈火中，也不要生在所謂的新中國。在憂傷、磨難、悲憤、感歎和屈辱的抗爭中，熬過了八千七百六十個日日夜夜，曾經是那麽的漫長！那麽冤枉！至今，沒有誰對這二十四年強加在我身上的政治迫害負責？又一個二十四年過去了，仍然沒有一個人出麵表示一點點歉意。我隻能仰望蒼天，獨自長歎！
在這個世界上，我已沒有什麽特別的意義，自己像是一截疤痕累累的老樹樁，再也不能作為有用的“材料”了，二十四年的光陰，苦熬時很漫長，回首時又匆匆，二十四年成一夢，夢醒時一切都已成為過去！憲法規定：“由於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個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賠償的權利”。 “走資派”糾錯平反，工資全部照賠，對我的糾錯改正，工資分文不賠，同是錯案，黨內的全賠，黨外的不賠，這是不公正的。僥幸的是：我沒有被罵死，眼睛沒有被罵瞎，鼻子也沒有被罵塌，我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總算僥幸逃過劫難活了下來，但是這場人為的運動給我肉體與心靈帶來的創傷將永遠無法彌補，這場史無前例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巨大浩劫的運動也將永遠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我要用自己親身的經曆來證實那瘋狂，不堪回首的時代。
“肅反”和“文革”雖已過去數十年了，但是，至今我的記憶裏卻揮之不去。數十年所受到的迫害，使我認清了“階級鬥爭”的錯誤理論，導致對知識分子的摧殘，對人格尊嚴的踐踏，對生命如草芥般漠視。“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錯誤實踐，在“為人民服務”的幌子下，遍及全中國大地，禍及整個中華民族。二00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的報告中說：“徹底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他斬釘截鐵的話，象征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希望加速社會進步，早日實現和平、民主、自由、平等的強盛國家，任何阻擋社會發展的民族敗類，必然被曆史前進的車輪粉身碎骨。現在我已醒悟，沒有憂傷，不再感歎，浮現在眼前一幕一幕的煙塵往事，雖然不堪回首，但終於化為一片煙雲，消失在寧靜碧藍的天空裏，天還是那麽藍，陽光還是那麽耀眼，它給人間帶來溫暖，使萬物繁衍不息，直到永遠！永遠！
我講述自己的故事，不是心懷怨恨，更不是為了複仇，而是希望悲劇不再重演。現在，我已是八十三歲的老人，行將就木，但對祖國的熱愛，始終充滿信心，我深信中國實施以法治國的時候，指日可待，為期不遠。
筆運至此，謹吟詩雲：
跋山涉水越峻險，
曾記當年征途難。
風雨之中煉意誌，
坎坷曆程磨雙肩。
人生旅途不平坦，
天災人禍皆難免。
愁醒方知已白頭，
閑話往事向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