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剛來到農村時，革命的風氣還挺濃厚。我爸爸還在關押。我是最怕學毛澤東選集和開鬥爭會。幹一天地裏的活兒下來，渾身散架了，又要在2寸長的煤油燈撚下學習,真累的睜不開眼，更要命是寫不出心得，還怕人看見。開鬥爭會也是晚飯後累的 晃蕩著走路到煙熏黑乎乎的會場（就是馬圈）。黑五類中我還加上”關,管.殺” 子女。讓東北話講那叫“墨黑墨黑的”，不定何時革命的烈火就又燒到小女子頭上。
東北冬天黑得早，上麵又有要求晚上開批鬥會，而我村裏幾十戶全都是60年代挨餓逃荒跑到這大興安嶺來的，全是貧農成分，隻有一個老薑頭是富農。他有一個兒子，原來教小學，現因成分也撤下來幹農活了。挨鬥當然永遠是老薑頭。隔三差五就開會鬥，罪過永遠是那60年代挨餓時期居然敢自己製糖葫蘆賣。農民樸實也不會鬥，鄉裏鄉親的下不去手。這就成了“北京小青年”(老鄉這樣叫我們) 和村裏年輕人的任務。老薑頭是“顫顫頭”，白天晚上頭總在晃，什麽病沒人在意。每次挨鬥都要問他 “掙的錢哪去了？”這死倔的顫顫頭總說“交給政治隊長了,一共60元”話音落後就是隊長和大家的大吼，之後就是幾巴掌，接著一桶涼水從頭澆到腳！他的頭就顫的更厲害, 接著就哆嗦到全身，就像上了弦的機器人一樣。那可是零下二三十度的冬天啊。我總是嚇得用棉大衣蓋住頭。那顫抖像電流一樣傳過來一直抖到我心裏。而我最受不了的是每次要讓他大約30歲的兒子站著陪鬥。我總是想，到哪天就是我爸和我。折騰完了各自回家點油燈睡覺。每次我在炕上都嚇得心跳的睡不著。隔三差五就鬥一次，問話和回答外加耳光和潑水永遠一樣的程序。
他可真命大。第二天還是得背起糞筐冰天雪地裏拾糞。也不知道頭天的棉衣是否烘幹了，一年又一年還活著。當然後來幾年就不鬥了。他兒子在村裏也還是不大說話。據說當年提親時都要看成分，他是小學教員，掙錢穩定，鄉下姑娘當然願意嫁，女方問道“成份”時，媒人說：“ 那成份是沒比兒得了”。就以為是貧農。過了門兒才知道是富農，氣得哭著去找媒人，說她騙了她。媒人說：“告你沒比兒的啦。地富成份高的還有的比呀。”生米成了熟飯。
轉眼三年後我已經是村裏的赤腳醫生。冬天不能回京，專職給老鄉看病。每個早上我都戴上皮帽，口罩，吱吱地一腳深一腳淺的踩著半尺厚的白白的雪地,背著我的小藥箱,從村東走到村西,從後街到羊圈再下坡到前街.到每家門口我都站下, 看沒有狗再大叫:“你家有事嗎?”有病人他們就會叫我進屋.自己特有使命感, 也覺的活的有意義了似的. 書好像沒白念.
這天早上,走到村西頭老薑頭家門口,他兒媳婦侯花沒等我叫喊,已站在門前叫我進屋.因為成份,她們夫妻在村裏說話頭也總是低低的.她說,”俺家三小子病了,求你給紮喚紮喚,”(看看) 我進來看到屋裏一個三四歲的男孩,滿臉通紅的躺在炕上.侯花抱過來,我用聽診器一聽,肺裏呼吸聲象開水泡,書上講這叫濕羅音,肯定是肺炎.沒等我張口,侯花眼裏含淚說”給俺孩子打一針兒吧,都燒兩天了.”我心裏很清楚村裏就這幾合青黴素,那是我從醫療隊死皮賴臉掏換來的,當時村裏人都知道它是最好的藥，誰家病了都指望它呢.用藥的大權在我手裏，侯花擔心我不給她孩子-富農孫子，不是貧下中農後代麽. 我沒說話,拿出青黴素做了皮試,沒過敏.給孩子打上了.一連三天, 六針後, 他好了.農民的孩子就皮實. 我相信她不會講出去給我找麻煩。村裏也信任我, 都說我為人正派又能吃苦，也不在乎我是啥”色”的後代。我就一個原則:看病下藥.
每天從早起村裏這唯一的北京“黑”丫頭照樣從東走到西,低頭看路抬頭喊話,挨家看病,雖然沒上過醫學院,給大家從打針到接生倒也對村裏有用.大家也都喜歡我, 治好老鄉就高興.不知不覺快到春節.
那天從西頭回來,遠遠的在白雪地裏羊圈坡上有個大綠點,慢慢走近,才發現是一個人站在雪裏！再走近才發現是侯花.天哪, 她凍在那不知多久了！知道這是我每天的必經之路吧. 她走近我,從肚前圍裙裏掏出六個鵝蛋，含著眼淚說:”收下吧,Liang Z,俺家死鬼的爹成份高.俺出身成份是中農, 這鵝是俺養的, 跟死鬼沒關係，你收下吧. 謝謝你.”我收下了,謝謝她.她是那麽高興我沒拒絕她這黑成份家屬的禮物。.二十幾歲的我,又高興又傷心。高興她感謝我治好兒子，難過的是在這幾千裏遠的基本沒文化教育的興安嶺，階級成分壓力都傳播到第三代以至於動物身上！我想告訴她： “孩子是無辜的，你兒有活的權利, 鵝蛋沒有成份!”
在我後來行醫的一生,白雪中的一點綠常會在我腦中出現.每當有人告我這是某某長的親屬多關照, 我會告他們,會按病情下藥.我奉守看病一視同仁基本醫德.
一九九八年,我回阿榮旗,回村找侯花.想看看她兒子，人說她們一家搬回遼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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