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裏的北京知青 (1) – 返京的故事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故鄉小城各個部門及公司，分配了一批從北京來的知青。他們是文革開始後被下放到農村，插隊落戶，接受再教育的紅衛兵。經過幾年的勞動鍛煉，北京城是回不去了。當地政府根據中央的一聲命令，就把成千上萬的北京知青就地解決了.於是，小城的各個機關單位，均擠進了十幾個北京知青。這群人比母親小七，八歲，我稱他們叔叔阿姨。母親當時靠近而立，他們則剛二十出頭，風華正茂的年紀，正好跟我們大學畢業時一個年齡。他們都來自北京，一口地道標準的北京腔，但性格外貌，氣質談吐，以至後來每個人的歸宿結局卻大相徑庭。在小城人的眼裏，他們是外鄉人，是不同於當地人的另類。



小馬阿姨

小馬阿姨中等個頭，有著地中海人般幽黑的皮膚，卻黑的細膩精致，大而圓的眼睛，兩條粗長的大辮子，薄薄的嘴唇彎彎的笑紋，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這樣的牙齒在我的故鄉是一個奇跡，因為水質的緣故，故鄉的很多人有一口黃黑粗糙的牙齒。因為牙齒的緣故，小馬阿姨被視為美女，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就這麽簡單。

小馬阿姨做出納，母親做統計，兩人麵對麵的坐著，我當時還未讀書，象個跟屁蟲，整天在母親的辦公室轉悠，與小馬阿姨混的很熟。母親忙著弟弟妹妹們的時候，小馬阿姨帶著我去公共澡堂洗澡，去別的公司的知青宿舍串門。

小馬阿姨非常喜歡我，她最愛去的是蔬菜公司的知青宿舍，每次去的時候，就帶著我，別的知青就會將從北京帶回來的奶油糖果給我。所以隻要小馬阿姨喊我，三秒種之內我就會收拾停當，整裝出發。

後來好象是聽到母親和父親說，小馬阿姨看上了蔬菜公司的一個知青小夥，不好意思單獨約會，所以就找了我來做擋箭牌。當時雖然聽到了，可也不知道喜歡，約會和擋箭牌的真正含義，滿腦袋浮現著的都是甜甜的北京奶糖。

後來開始上學，一方麵沒有時間，更主要的也是知道了害羞，不好意思因為幾塊糖的緣故，繼續跟屁蟲的生涯。升入初中後，更是一門心思要上重點中學，重點大學。好象有好多年都再未見過小馬阿姨。

八十年代中期，我已經讀了大學後，一次聽母親講小馬阿姨調回了北京。小馬阿姨的一個哥哥在國家化工部工作，比較有門路，屬於早回北京的知青。又過了一段時間，母親單位的一個同事去北京出差，順路去看望小馬阿姨。回來後，長籲短歎，感慨萬千，眾人一問，

方知小馬阿姨在一街道工廠糊紙盒。一家三口借助在親戚的一個由防震棚改建的簡陋屋子裏。眾人們於是說，還不如不回去，在這裏三室一廳的房子，坐辦公室的出納員。小城人眼中的黑美人。何必費九牛二虎之力調回去受罪，當然，滿意與否，後悔又怎樣，也隻有小馬阿姨自己知道，又與別人何幹？



司機小周叔叔

小周叔叔是爸爸單位的司機，妻子是會計。與我家住在一棟宿舍樓。我，妹妹和弟弟上大學的行李都是小周叔叔開車送的。小周叔叔雖然是局長的專職司機，但為人樸實厚道，象爸爸這樣的普通人開口，也會鼎立相助。家人屬於普通的北京人，關係不硬，折騰了幾年，終於在八十年代後期，如願調回北京通縣。過了一年，又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從北京返調回原單位。因為妻子當時已經是會計師，回京後在一街道工廠當工人，小周無一技之長，司機的職業不好找，又不甘心下海幹出租。沒有宿舍，寄居在妻子姐姐家，姐姐隻有兩居室的住房，自己三口住一間，另一間讓給小周一家三口住，其擁擠尷尬可想而知。



桂芬阿姨

桂芬阿姨是工農兵學員，與母親的關係很好。調回北京後仍然保持著聯係。

我記得80年代中期, 一個冬天的傍晚，我大學放假。桂芬阿姨與母親聯絡後來我們家吃飯。她剛從北京回來。她非常的開朗爽快，一口利落幹脆的京腔，在茶餘飯後與我們擺開了龍門陣。

桂芬阿姨調京城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她本已結婚，且有一十歲兒子，按規定隻有單身才有資格申請調動。於是，桂芬阿姨與丈夫假離婚，由其夫以單身大齡的身份辦理調動，一年後，調動成功。

其丈夫隨即提出他與桂芬阿姨是未婚同居，屬事實上的夫妻，請求調動，領導說好，那你寫個檢查吧。其實也是走後門托了人的，就在最後關頭，桂芬阿姨的丈夫又提出他們還有一個十歲的兒子，是未婚先孕，這一下，把領導也搞蒙了，最後說，有什麽底牌，您全亮出來吧，在這跟我捉迷藏呢。兩人趕緊表示，沒有了，隻有一個兒子。領導苦笑不得，最後說，那好吧，需要你兒子當時下戶口時的出生證的複印件，外加一檢查。桂芬阿姨這次回來就是取兒子的出生證複印件呢？桂芬阿姨詼諧的語言，誇張的表情和動作，逗的我們哈哈大笑。

小城裏的北京知青很多，他們的故事很精彩，很曲折, 充滿了辛酸和艱難. 每個人都書寫著一種曆史，一段坎坷的人生. 在我們長發披肩，哼著流行歌曲讀大學的年紀，他們卻被政治推上了另一種人生路途。他們的故事說起來有時象笑話，是我們這代人所想象不到的，包涵著辛酸，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