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娃”一定會帶來美好未來嗎？
文 | 章羅儲林
由於高等教育的勞動市場報酬在提升，以及經濟與教育機會的分配日益不平等，
如果父母對下一代教育能投入更多資源與心力，就有助於保障孩子未來的經濟安全。
這樣的教育和養育趨勢在美國尤其明顯。
相對起來，在北歐，由於專業白領與藍領勞工的稅後薪資與福利待遇相去不遠、教育機會分配平等，
父母的教養風格就傾向於更寬鬆、更自由。
就在教育部部署整頓補習班後不久，電視劇《小舍得》火遍大江南北。
“你從來沒想到孩子到底能不能頂得住”“媽媽愛的不是我，而是考滿分的我”
“我就賭一次讓他自己走，走彎路也沒事，反正有媽媽陪著他”
“我不要學霸了，我隻要我兒子”等台詞更是一針見血，戳中了不少網民的心，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
伴隨著電視劇的結束，對電視劇人物命運的討論漸漸淡去，但教育卻始終是不斷湧起的話題熱點。
“雞娃”成了繼“虎媽”之後又一“中國式教育”的代名詞。
《中國美好生活大調查》的調查數據顯示，2020年，在百姓麵臨的各種家庭困難中，
“子女教育”排在第三位，占比36.19%，達到了過去5年來的最高點。
根據前程無憂發布的《2019國內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調查》，在7090個樣本中，接近4成的受訪家庭認為，
在子女2—7歲開始進行校外教育比較合適，而78.3%比例的家長表示，已經準備好為孩子的成功犧牲個人生活。在這些數據背後，是無數自孩子出生甚至出生之前就開始進行“軍備競賽”的家庭。
家庭、學校、社會，誰在“雞娃”？
▲ 熱播電視劇《小舍得》中，子悠一句“媽媽愛的不是我，而是考滿分的我”戳中了不少網友的心。 © 小舍得
▌“雞娃”是為了階層上升或階層保持
“雞娃”這個詞在最近一兩年，尤其是城市中產階級的父母中非常流行，作為網絡流行詞，
它的來源和“打雞血”（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流行的一種保健方法，將公雞血注入人體，
相信這可以使人精力充沛、精神亢奮）有關，現在用來指向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的“虎媽”“狼爸”們不斷地給孩子安排課程學習和與課業相關的活動，
不停地讓孩子去拚搏，以至到正常人/孩子承受的範圍之外。
“雞”已經演變成一個動詞。
為什麽會這樣近乎變態地逼著孩子讀書、做作業、上培訓班，占去幾乎所有的時間和精力？
是想讓孩子在考試中獲得靠前的名次，進入重點班、重點學校……換言之，讓孩子在教育競爭中勝出，
而最終的目的，是達到階層上升，或至少不下滑。
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社會上升途徑，帝製時代是科舉，也就是教育，少數時代憑軍功也可以上升。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有參軍，高考等，但都相對固化。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一方麵在政治上解放了很多身份的束縛，
另一方麵，也是最重要的，經濟的大發展給大量普通人提供了無數的機會，
他們通過參與新的經濟方式和經濟結構，獲得了財富與地位，達到了階層上升。
然而伴隨著經濟發展黃金年代的過去，經曆了劇烈的社會分化的中國，社會結構逐漸固化，
此前開放的社會向上流動機會逐漸減少。教育被視為僅存的“向上流動”的窗口，
自然成了“兵家必爭之地”，無數家庭在這樣的環境中，必然會把投資教育，
讓子女通過教育競爭實現向上流動作為目標。
台灣大學社會學教授藍佩嘉在其著作《拚教養》中，將教育視為階層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
父母試圖通過教育安排來保障下一代的“安全”。這裏的“安全”不僅指孩子當下的人身安全與健康成長，
也包括孩子未來的經濟安全和社會地位安全。
資源豐富的中上階層，積極進行“彈性資本積累（大衛·哈維提出的一種對後福特主義的解釋，亦即一種機動的、隨時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投入的生產方式）”，通過讓孩子入讀名校、出國留學等方式，
鞏固其家庭在社會階層中的支配優勢。即使是缺乏資源的勞工階層，在心理上也希望孩子向上流動，
取得比上一代更穩固的經濟條件與社會地位。
▌困在焦慮係統裏的親子關係
不過，履行親職不隻基於環境作出的決策，這些決策通常是反思（reflexivity）的結果。
作為一個社會學概念，“反思”，通常是指客體認識社會化力量並改變自身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
也就是說，父母會根據自己的認識，把自己的過往和現在的生命經驗當成對象來看待與反思，
從而決定自己的教育策略。他們曾經曆的過去（童年、原生家庭與學校教育）與現在（工作經驗）
都成為反思的養分。他們曾經成功通過教育競爭從同輩人中勝出，成功完成階層上升的經曆，
無疑是他們“雞娃”參與激烈教育競爭的一大動力，甚至是根本原因。
但過去十幾年來中國物質條件與社會的快速發展，卻並不是家長們自身的經曆可以覆蓋，
他們的智識可以理解並從容應對的。對父母而言，他們麵臨著著許多新生事物，
例如由手機帶來的社交網絡和智能生活，是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未曾經曆的。
雖然他們自己也在使用這些設備，但它們對孩子成長有什麽樣的的影響和風險，
父母們卻不一定能充分掌控，不知道應該讓它們在孩子的教育中扮演什麽樣的角色。
同時，許多的現象又都在顯示，社會的流動正在趨緩，甚至出現了階層下降的趨勢，
許多父母感受到“雞娃式教育”的重要性，卻也因為自己不幸福的童年而懊惱，
思考自己是否給了孩子太大的壓力，從而感到矛盾衝突，感到焦慮。
身處在這樣多重的矛盾中，不同的家長發展出不同的保安策略，來應對環境提供的機會與限製，
試圖化解“快樂童年（情緒安全）”與“幸福未來（經濟安全）”之間的對立。
但這樣的做法反而常常帶來新的矛盾與挑戰。
特別是，教育並非簡單的輸入-反應過程，孩子不是計算機參數式的變量。“非預期後果”始終存在。
當家長試著調配出一個自以為最能兼顧的策略時，事與願違的情形其實常常發生。
雖然接受過現代教育的當代父母普遍重視親子之間的溝通，力圖尊重孩子，但當孩子自主性萌發，
挑戰父母的意誌，甚至帶來“非預期後果”時，
就如同《小舍得》或早前熱門的《小歡喜》這些電視劇中展現的那樣，
親子間的感情被家長用來強化“軟性權威”，對孩子形成無形的“情感訛詐”。
“我都是為你好”背後的實質，是前現代的父母對子代的控製。
▲ 親子間的感情被家長用來強化“軟性權威”，對孩子形成無形的“情感訛詐”。
“我都是為你好”背後的實質，是前現代的父母對子代的控製。 © 小歡喜
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了時間與金錢，卻得不到他們期待中的相應的感恩與情感聯係，
反而換來了孩子對他們控製的怨恨，造成“雙輸”的局麵。
某種意義上，和正在痛苦掙紮的孩子一樣，父母也是結構性的受害者，
他們難以看穿社會販賣給他們的恐懼、不易擺脫自己成長過程中內化的社會期待，
不知不覺中把愛變成焦慮與控製。父母和孩子，都受困於這個係統，苦苦掙紮。
▌主流的中產家庭教育觀
對普通的社會大眾而言，教育被賦予“改變命運，實現階層流動”的期待，但若以社會學的視角來看，
這樣的期待未必現實，相反，教育常常成為階層複製的途徑。
美國社會學家安妮特·拉特爾（Annette Lareau）曾經深入觀察12個美國家庭，寫成《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 ）一書。生動描述了育兒文化的階層差異。
中產父母采取“規劃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的育兒方式：
他們細心規劃，給孩子安排各種休閑與學習活動，來培養孩子的能力、觀點與技巧；
父母運用“講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與孩子溝通，並允許孩子反駁成人的意見。
具備高學曆的父母，比較有能力和正當性介入學校的運作，不僅經常批評學校的政策，
也訓練孩子采用類似的做法。這樣的教養方式讓孩子養成一種“權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
擅於運用語言能力去爭取自己的權利與利益，有助於將來進入專業白領勞動市場。
勞工階層與貧窮家庭的父母，其育兒風格則是“讓孩子自然長大（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孩子主要互動的對象不是父母這樣的成人，而是親戚的孩子；
父母多是直接給孩子命令，不允許孩子挑戰父母的權威。
由於家長的教育程度與職業位階較低，他們的社會網絡中也很少有教育工作者，
他們對於老師與學校心存距離感或畏懼感。
盡管實際上未必同意專家的意見，他們在表麵上卻多表現出順從、配合的態度，
麵對體製感到無力、挫折，而這種挫折感也會傳遞給孩子。
這樣的教養方式讓孩子容易養成“局限感（sense of constraint）”、以服從或配合的態度麵對體製，
也形成一種服務於體力或服務勞動的慣習（habitus）或者說思維模式。
隻是，伴隨著全世界範圍內中產人數的擴大，知識經濟的發展與文憑的貶值，
中產家庭的教養策略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強橫的主流。
這個主流的體現，在於大多數學校都在集中精力回應中產家庭的知識結構，
在教材、課程或評測中忽略勞工階級的職業技能與文化，並且預設父母們都有足夠的時間、
精力與能力來和孩子充分溝通。此外，校內的親子活動也以中產家庭全職母親的單一原型來設計，
忽視非中產家庭、忽視單親家庭、隔代教養等多元家庭的存在。
▲ 伴隨著全世界範圍內中產人數的擴大，知識經濟的發展與文憑的貶值，中產家庭的教養策略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強橫的主流。 © 三十而已
在這樣的主流力量中，父母如果因經濟文化資本不足，無法持續參與和協助孩子的教育，
就會被校方、社會輿論甚至國家福利機製歸類為“不合格的父母”，
如國內網絡輿論場中的“養不起就不要生”。這不僅強化了階層差異，也成為許多父母巨大的壓力來源，
跨階層向上流動更因此成為許多勞工父母首要的教養目標。
然而，社會的不平等，實則是所有家庭共同打造而成，關係著不同階層的每一個人。
弱勢家庭的教養困境是整個社會造就的，其實跟中產家庭教養孩子的方式息息相關。
我們的花園跟他們的廢墟，實是社會的一體兩麵。
大多數勞工階層父母，在過去教育、求職、婚配的曆程中，認識到階級界限與城鄉區分的社會階層序列，
在優勢身分者的輕視與貶低下，他們感到匱乏與恥辱，
在心靈深處烙上“隱藏的階級傷痕（the hidden injury of class）”。
他們試圖保護孩子的情緒安全，有時他們的做法與中產家庭的保安策略大相徑庭。
許多父母最在意的是孩子不聽話、“變壞”，因而頻繁使用大眾眼中近乎“虐待”的體罰。
成為父母後，他們與國家、學校互動之際，新興的教養腳本範式也讓他們感到不安與無力。
例如，學校期待家長積極參與孩子的學習，讓不能做到配合的父母顯得消極或失職；
國家政策灌輸的理想家庭意識形態（如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才“正常”、母親是孩子最好的照顧者等等），
讓無法符合這一模板的非典型家庭顯得“有問題”。
而身處其中的家長與孩子，更被排斥與疏離，成為“他者”。
▌“舍得”就夠了嗎？
即使現實是，讀大學不再等於有好工作。
甚至有些具備專業技能的水電工，他們在經濟安全上不比坐辦公室的白領差。
但勞工階層的父母還是無可自拔地想象並相信，中產階層生活比較輕鬆，賺錢比較容易。
這些想象既是某種習慣性的謬誤，卻也未嚐不是現實。
“水電工賺得比辦公室白領多”畢竟隻是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的偶發現象。
勞工階層的職業更不穩定，經常會快速變動，工時高而工資低，沒有保障。
這樣的預期反映在以職業教育上，雖然社會與國家皆不斷重複“職業教育也是出路”，
但在資源的分配與傾斜上，職業教育明顯呈現出“被放棄的領域”的形象。
而父母在為孩子安排學業時，職業教育也從來不是第一選擇。
個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當代社會過度肯定“階層的（向上）流動”，
以至於中產父母一再強調保持現今地位的重要性，而勞工階層的父母則不斷告誡孩子：
“不要跟我做一樣的工作”，頻頻否定自己的職業價值與文化背景。
《小舍得》的最後，子悠能快樂地準備升學考試，歡歡在家裏和爸爸媽媽一起唱歌、畫畫，米桃搬家了，
和爸爸媽媽住進了樓房，等待妹妹來城裏讀書。大團圓的結局反映出一個觀念，
隻要家長“舍得”考試成績，不“舍得”學習，便能得到美好的明天。
然而現實真的是這樣嗎？
父母為孩子精心打點、極大程度地介入孩子的生活，規劃出他們的學習日常，
孩子卻可能非預期地陷入時間上的貧窮，整天在家庭、學校、補習班、課外活動之間趕場，
並且過度依賴父母，少了父母便喪失行動方向；家長們費盡心力將孩子跨區送入優秀的教育網絡，
卻可能非預期地將孩子暴露於近距離的差距中，他們進入更好的學校，卻發現自己是“學渣”，
家庭是“窮人”，在同伴間感受到自身的物質和學識上的匱乏、強化童年的現實陰影。
不論如何善用階層優勢，或一心想創造階層流動，都無法保證這就是教育的“正確答案”。
事實上，世界的變動往往讓人們措手不及，產業與科技的發展無人能精準預測，
我們甚至難以判斷：未來什麽職業必定會消失、什麽新形態的工作又會出現。
所謂符合社會要求的教育，根本不可能有“正確答案”。
父母必須換一個方式來理解風險與自己的不安全感，接受這種失控的感覺，
不再去強迫性地追求控製感與確定性，甚至理解到，這種變動性和不可預測性才是孩子成長發展的養分。
如此一來，父母與孩子才能輕鬆一點，達到共同成長。
正如美國心理學家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所說：
“當一個好父母，不是把孩子變成聰明、快樂或成功的大人，而是養出一個健康、適應力強、有彈性的孩子，
去麵對難以預料卻必須麵對的未來世界。”
教育之所為成為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機製，正是因為它不僅涉及資源的多寡與競逐，
也暗暗蘊含著道德價值、情緒安全的鬥爭。
如藍佩嘉教授所說，“主流教育方式往往有著習焉不察的謬誤，如預設了中產階級、核心家庭、
專職母親做為典型，忽略或排除了勞工階級、少數族裔、單親、隔代教養等差異處境。”
當某一種教養方式、家庭形式被社會視為正統、進步與理想的方式，就同時也意味著：
其他教養方式與家庭模式被貶為異端、落後、不稱職。這樣的評價係統，讓資源不足的養育者，
經常陷在自我懷疑、困窘、焦慮、怨恨等情緒中，感受不安全，擔心自己永遠沒辦法“做對”。
家長能否“舍得”孩子的考試成績，恐怕並非是這一問題的最終解答。
這些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或緊張，其實反映出現代性的內在結構矛盾。
作為後發展的工業化國家，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成功完成許多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變革。
這是一種“壓縮的現代性”，指一個國家在社會轉型上走了一個時間和空間十分濃縮的發展過程，
由於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複雜多元的社會體係。
這既使得我們的社會階層流動曾經十分劇烈，也使得我們的流動迅速過渡到固化的狀態。
從教育這個透鏡，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的不平等，也可以理解在全球和本土、
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拉扯中所體現出來的日常生活。
德國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馬賽厄斯·杜普克（Matthias Doepke）和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法布裏齊奧·齊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在2019年出版的《育兒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中指出，“直升機父母（過分介入兒女生活，保護或是幹預其生活的父母）”之所以變得普遍，是對社會與產業急速變化做出的理性經濟策略；
由於高等教育的勞動市場報酬在提升，以及經濟與教育機會的分配日益不平等，如果父母對下一代教育能投入更多資源與心力，就有助於保障孩子未來的經濟安全。這樣的教育和養育趨勢在美國尤其明顯。相對起來，在北歐，由於專業白領與藍領勞工的稅後薪資與福利待遇相去不遠、教育機會分配平等，父母的教養風格就傾向於更寬鬆、更自由。
▲ “直升機父母（過分介入兒女生活，保護或是幹預其生活的父母）”之所以變得普遍，是對社會與產業急速變化做出的理性經濟策略。 © National Center for Youth Issues
好的教育，不該隻來自父母，也應該來自社會。
在一個社會的成長過程裏，教育的責任，應該由每一個人共同承擔。
要避免“雞娃”帶來的痛苦和焦慮，需要的恐怕不隻是家長要懂得“舍得”，
也不隻是學區房、超前學習、掐尖錄取等問題的治理。
問題的答案，或許從來就不隻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