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讀懂中國經濟的過去與未來

錢穎一：讀懂中國經濟的過去與未來

編者按

2002年，著名經濟學家錢穎一受聘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當時包括他在內一共有15位在海外大學任教的經濟學教授受聘為特聘教授，每人在清華經管學院開設一門課程。絕大部分特聘教授開的是博士生課程，而他自告奮勇開設本科一年級兩個學期的《經濟學原理》。在過去的14年間，他一直堅持在清華經管學院開這門課。在2004—2005學年和2005—2006學年，他還同時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開設了這門課。現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也一直在開這門課。他為什麽要在清華和北大開這門課？

摘自《比較》第86輯（2016年第5期），原題《理解經濟學原理》

用經濟學原理分析中國經濟的過去

我這裏說的“過去”是指改革開放以來的37年。在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經濟的起點非常低，是封閉的計劃經濟，經濟結構嚴重扭曲。30多年來，中國從低收入邁入中等收入，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有類似變化的國家和地區在中國之前也有，比如東亞的若幹經濟體。但是，由於中國是人口大國，所以中國的變化對整個世界的影響是之前這些國家和地區完全不可比的。

我1981年離開清華出國，1981年中國的GDP是美國的6%。2015年，也就是34年之後，中國的GDP已經是美國的60%。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相比，從6%到60%，對世界經濟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變化。雖然中國經濟總量現在占全球13%，但是在全球的經濟增長部分中中國占到30%左右，這更說明中國的增長問題現在是全球的增長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成就舉世矚目。是什麽原因導致的？經濟學家有很多種說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我提出的問題是：究竟哪些因素是改革開放前後最大的不同？在我看來，從經濟學原理看，有兩類原因：一類叫作“開放”，一類叫作“放開”。

1 開放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擁抱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就非常積極地推動國際化、全球化，表現在要積極“入關”、“入世”。那時候是發達國家積極推動全球化，而發展中國家普遍比較抵製全球化，而中國是唯一的例外，原因是之前中國深受封閉之害。

開放的含義非常之廣，絕對不是簡單的貿易。資本的流動、技術的流動、想法的流動，都是開放的結果。首先，開放改變了激勵。中國開放後首先發現的是周邊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與我們有類似的文化，類似的曆史，但發展得這麽快。這樣的潛在競爭壓力，改變了所有人的激勵。第二，開放改變了市場的邊界。初期的來料加工，後來的加入世貿組織，都擴大了市場的邊界。第三，開放改變了生產方式。這點對中國特別重要，因為我們有兩個特點，是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完全具備的。一是我們的賺錢動機特別強，二是我們的學習能力特別強。什麽東西別讓我們看見，一旦看見，我們一定能做得比別人都要快，還要便宜，還要好。所以我們從開放中受益的程度最大，也就不奇怪了。激勵的作用、市場邊界的擴大以及生產方式的改變，都是開放帶來的。我們還談不到直接的創新，先把別人的創新拿過來用，同樣有巨大作用。我前麵說的三條經濟學原理，在開放裏麵都體現了出來。

2 放開：把激勵搞對

放開是指國內改革，有兩個基本要素，對應我前麵講的兩個經濟學原理：第一是把激勵搞對，第二是讓市場起作用。這也是與改革前相比的最大不同。當然改革前後也有很多相同的部分，但是我更關心區別。

把激勵搞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農村改革。從經濟學角度看，這是一個最清晰、最簡單的社會實驗。在幾年的時間內，同樣的土地，同樣的人，糧食產量大增。這裏麵有兩個激勵：一個是價格激勵。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當時國家把農產品價格提高了，現在容易忽視這個原因，但是不要忽視價格激勵。第二是製度激勵，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製，即“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作為“剩餘索取者”帶來的激勵。另一個激勵的例子是區域間競爭帶來的激勵。雖然有爭議，但是仍然有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是中國非常重要的特色。這在小國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小國隻有國際競爭。隻有在大國裏麵才有眾多地區，有地區之間的競爭。在中國，區域間競爭突出體現在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就產生了發展地區經濟的激勵。

但是並不是說改革中所有的激勵都搞對了，或者一次就搞對了。比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製成功之後，曾經出現過把承包製引入城裏，引入國有企業。後來發現企業承包不像農村家庭承包那麽簡單，出現了“包盈不包虧”的現象，帶來了企業管理者行為的扭曲。這時候就提出了產權、股權激勵、公司治理等問題，直到今天也都沒有完全解決。同樣，地區間競爭也帶來地方保護主義等扭曲。所以，把激勵搞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放開：讓市場起作用

我記得我上大學的時候，討論短缺的原因，答案是生產太少了。學習了經濟學原理之後，我們就知道短缺的第一原因是價格控製。當你放開價格之後，短缺就消失了。反過來，當價格被限製上漲的時候，就一定會出現短缺。比如，當你看到醫院排長隊的時候，你就知道這裏麵的價格是有問題的。我們現在對一些農產品有補貼，而這種補貼就造成了扭曲，帶來了效率的損失。所以讓市場起作用，我們既要看到市場起作用時帶來的好處，同時也要看到市場扭曲時會帶來一係列問題。

市場分為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總的來說，我國的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放開先於資本市場。在資本市場，過去幾年的重大進展是利率市場化，它消除了一個重大的價格扭曲。但是，資本市場的放開不僅是利率的市場化，還取決於一係列監管製度。在這方麵，發揮市場在資本配置方麵的作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總結一下這一部分：回顧中國過去30多年的增長，經濟學家看到有三個因素是改革前後最大的不同——開放，把激勵搞對，讓市場起作用。由此我們看到，可以用簡單的經濟學原理來解釋非常複雜的經濟現象，在這裏就是中國的經濟發展。當然，這還不能解釋全部細節，但是確實能夠解釋相當多的部分，特別是核心部分。

用經濟學原理思考中國經濟的未來

1 經濟增速新常態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最明顯的標誌是增速下降，2015年降到了7%以下。關於中國潛在增長率的爭論有很多細節，經濟學者觀點不一致，中間相差一個百分點，兩個百分點，甚至三個百分點。我今天不對這中間的差別做解釋，而是想說，基於經濟學原理，大家有不少共識。

這個共識就是資源的稀缺性與報酬遞減的一般規律。由此推出，一個國家的潛在增長率與該國的人均GDP水平呈負相關關係。所有的國家都一樣，沒有例外。正是因為窮國的潛在增長率高於富國，所以就會出現追趕效應。如果我們把人均GDP的水平分為低收入、低中等收入、中等收入、高中等收入、高收入，就可以大致對應潛在增長率為高增長、中高增長、中增長、低中增長、低增長。當然這是潛在的增長率，並不意味著一定可以實現，實現是需要條件的，比如改革開放就是重要條件，和平環境也是重要條件。

不過，從這裏我們馬上就可以推導出，拿中國的增長率與美國的增長率去比較毫無意義，因為不是在同一個發展階段。同樣，拿今天中國的增長率與今天印度的增長率去比較，意義也不大，因為印度的人均GDP相當於20年前的中國，即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類似的，拿今天中國的增長率與20年前中國的增長率比較也沒有什麽意義。

2015年中國的人均GDP為8000美元，是美國的1/7。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PPP），中國的人均GDP是美國的1/4。但是，無論是用匯率衡量，還是用PPP衡量，中國在今天的人均GDP仍然略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說中國是中等收入國家，是恰如其分的。這也說明，中國的潛在增長率，雖然不如印度了，但是比發達國家要高得多。

這背後的原因是報酬遞減規律，是資源的稀缺性。人口結構是明顯的因素。勞動力是一個稀缺資源。中國從2011年起勞動力占人口比例開始下降，從2012年開始勞動力絕對數開始下降。所以，僅僅看人均收入與美國的差距還不夠，還得看其他資源的限製，比如人口結構就是一個重要的限製。中國今天與日本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口結構是不同的。這從可觀察到的數據，比如工資水平增長上，就可以看到。過去幾年中國的工資增速超過GDP增速，使得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上升，當然是從很低的水平開始上升的。這在全球是非常獨特的，因為在其他幾乎所有國家，近年來勞動收入占GDP比重都在下降，資本收入占比則在上升。為什麽中國與眾不同？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結構的變化。

2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現在討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多，但是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我們容易把結構性改革等同於結構調整。結構性改革不等於結構調整。結構調整的主語是什麽？如果是政府，是通過政府的行政手段來調整，那就是計劃經濟的思路。計劃經濟下叫有計劃、按比例，比例就是指結構比例，如果結構比例不對，就要按比例來調整。結構調整的主語如果是市場，那麽結構調整就應該是市場競爭的結果，而不是政府調控的工具。這裏的關鍵是要區分機製與結果。結構性改革的關鍵，運用剛才講的經濟學原理，就是繼續開放，把激勵搞對，讓市場起作用，就是要糾正激勵扭曲，糾正市場扭曲。究竟什麽是合適的結構比例？這要根據經濟發展階段，根據國內經濟情況，還要根據全球經濟情況共同決定。這不是我們看比例能看出來的。

這個話題因為篇幅所限不能具體展開。但是我想說，哪怕運用一點點經濟學原理的基本知識，我們就能分辨出正確的思路與不正確的思路。這裏既有理論問題，也有政策問題。認識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結構調整之間的重要差別，是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精髓的起點。

3 經濟發展新動力：創新

創新被上升到國家戰略，特別是“雙創”的提出，即“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把創新從過去的從上到下，擴展到從下到上。這兩類創新在世界各國都存在。從上到下是利用國家的力量，在美國也有，比如造原子彈，比如登月。但要是從數量和影響範圍來講，曆史證明，還是從下到上的創新更為根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的書《大繁榮》，就專門記錄了西方國家中草根創新的曆史。其實，“雙創”也是基於哈耶克關於分散信息和分散知識的使用。

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北京海澱中關村清華科技園，就是一個在創新領域非常令人矚目的地方。清華經管學院在2013年4月創辦的“清華x—空間”（清華x？lab）就在這棟樓隔壁的B座。創新是增長模型中唯一的變量，具有如此大的潛力，也具有如此大的不確定性。它讓你對很多問題的回答都充滿了多種可能。比如我們經常問，世界上的資源能支持中國這樣的大國崛起嗎？能像美國那樣每家都擁有汽車嗎？我們的思路是在給定現有技術下的思路。給定這些技術，你可以說中國這麽多人，每個人能源消費這麽多，是不可能承受的。但是這裏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就是創新。創新可以節省能源，創新可以不使用傳統能源。再比如，我們問經濟增長對公平的影響是什麽？創新到底是使窮人受益多，還是使富人受益多？在過去這一百年間，我想創新使得窮人生命的延長遠遠大於富人生命的延長。創新也使得智能手機這一在幾年前還是很貴的產品變得如此便宜，不僅中國的一般百姓，而且包括非洲的窮人，都能使用。感謝我們的創業者、創新者，能用1/10的價格，或者1/6的價格（人家是用美元標價，我們可以按同樣的數字用人民幣標價）生產出來。所有這些都使得創新的成果不僅僅由少數人享受，而是更多人可以享受。

關於創新，我講兩個看法。第一，如果相信經濟學原理的話，就要相信創新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中有不同的意義。我們可以把經濟體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發達國家，它們處在技術前沿，唯一的增長模式就是靠創新才能維持經濟增長。第二類是窮國，它們遠離技術前沿，但可以靠模仿，靠資源動員來獲得高增長。中國在過去的30年，印度在今天，都是這種情況。我想強調的是，還有第三類，即中等收入國家，也就是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中等收入國家既不同於發達國家，也不同於窮國，它們處在中間狀態。一方麵，相比發達國家，資源動員還有空間；另一方麵，相比窮國，創新變得更加重要。中國目前就是處在這一中間階段。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判斷，但是會幫助我們找準自己的方位。

第二，創新在中國有一個特殊的優勢。創新通常強調從0到1，但最近我在幾次講話中都強調從1到N。這裏有兩個原因：一是N在中國是個巨大的力量，N是近14億。二是從1到N並不隻是簡單模仿，中間有很多學習中的創新。中國很多成功的新經濟中的企業，就是從1到N過程中創新的典範。

這就是我用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來思考中國經濟的未來。經濟增速下降的基本原因是正常的，由於資源的稀缺性和報酬遞減規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是要繼續開放，把激勵搞對，讓市場起作用，而結構調整是結果。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是創新，熊彼特對創新的定義就是改變生產方式，產生新產品，它是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最終力量。

最後我想借用凱恩斯的這段話來結束本文：

經濟學研究似乎並不需要任何極高的特殊天賦。與更高深的哲學或純科學相比，經濟學不是……一門極其容易的學科嗎？它是一門極其容易的學科，但這個學科中很少有人能出類拔萃。這個悖論的解釋也許在於傑出的經濟學家應該具有各種罕見天賦的組合。他應該同時是數學家、曆史學家、政治家和哲學家，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必須懂得符號，並用文字將其表達出來。他必須用一般性來深入思考特殊性，並同時觸及抽象與具體。他必須根據過去、研究現在、為了未來。沒有人的本性和人的製度會超出他的考慮的範圍。他必須既是有目的的同時又是超脫的，要像藝術家一樣超然而不流俗，但有時又要像政治家一樣務實。

這段話概括了凱恩斯對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期望。理解經濟學原理，就是讓我們能夠用非常根本的、簡單的原理來理解那些非常高深的學問，並且解釋看上去非常複雜的現象。它既是容易的，但是也需要各種天賦的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