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你會看到中國走過一條怎樣的道路？

 

中國的發展在剝奪農民嗎？我們固守某種身份或偏見，是出於無知還是對既得利益的不舍？

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關係會越來越好嗎？《大國大城》一書再次提出並試圖回答這些難題。

陸銘

 

當下，中國城市化進程剛剛過半，但大城市的病狀和鄉村的隱痛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尤其是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一方麵，人口大量湧入，房價越來越高，而霧霾、擁堵等環境和交通問題也日漸嚴重、不見好轉；另一方麵，與此對照的是中西部地區的鄉村凋敝，空巢老人、留守兒童、農民工權益無法得到保障等相關社會事件層出不窮。隨著農民離開土地，進入城市，中國社會正處在陣痛之中。問題出在哪裏？是否以行政手段限製人口流動，來控製大城市人口規模，並推進小城鎮建設，讓農民就地進城，以上問題就能解決？在《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一書中，作者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教授陸銘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口流動門檻，戶籍、土地和社會保障怎樣束縛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使之遠遠落後於由資本積累推動的工業化進程？大城市對於個人的意義在哪裏？我們是活在城市，還是生活在城市？外來人口是城市的財富還是負擔？城市化進程會遭遇耕地瓶頸嗎？戶籍可以成為身份嗎？城市管控針對的是人還是行為？——《大國大城》一書為我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並試圖做以解答，這一嚐試實屬不易。無論你身處農村還是城市，無論你是否有一間自己的陋室，無論你手持一紙怎樣的戶籍證明，這些追問關係著每一個人及其親眷後代。

“中國的問題，一向有兩種原因，一是不明白，二是裝糊塗。公共政策，往往事關切身利益，裝睡的人不少，說道理、擺事實也都不行。這時常讓我氣餒，我甚至覺得，其實有些時候，我們難以突破自己的局限隻是因為我們固守著某種身份給自己帶來的利益，而我們之所以安然於此，隻是因為某種無知，讓我們覺得自己得益於不公正的政策是理所當然的。”在《大國大城》的後記中，陸銘如此寫道。

於是，在即將擱筆成書的那個新春之夜，他寫下了一封致未來的信。已傾全書之力談了城鄉分割、身份差別、利益對立等一係列問題，在這封信中，他隻想“回顧一下共和國60多年的曆史，說說公平吧”。在共和國67歲生日這天，我們不妨一讀陸銘這《寫給未來的一封信》，與他一起思考他最後提出的、一個沒那麽具體的問題：“未來，你會看到中國走過一條怎樣的道路？”

 

 

《大國大城》陸銘 著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

寫給未來的一封信

文 | 陸銘

這本書終於要結尾了。我希望我已經把一個異常複雜的問題用最簡單的方式解釋清楚了。在無數次的授課或者講座之後，經常有人問我，難道你說的這些，政策製定者們不知道嗎？於是，我常常反問，你們有沒有覺得在聽完我說的這些之後，你們的一些看法改變了？我的學生和聽眾們紛紛點頭。你看，你們大多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還是會發現，對於很多社會問題，你們的先入之見並不正確，那麽，你們認為政策製定者們或普通老百姓會更加高明、更明白這些道理嗎？我能做的，隻是把真相告訴你們，慢慢地改變人們的一些看法。

但其實，我知道這很難。中國的問題，一向有兩種原因，一是不明白，二是裝糊塗。如果隻是不明白，還好辦，那就說道理、擺事實。難的是，如周濂那句流行的話一樣，“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公共政策，往往事關切身利益，裝睡的人也不少。說道理、擺事實也都不行。這時常讓我氣餒，我甚至覺得，其實有些時候，我們難以突破自己的局限隻是因為我們固守著某種身份給自己帶來的利益，而我們之所以安然於此，隻是因為某種無知，讓我們覺得自己得益於不公正的政策是理所當然的。於是，在2013年的除夕之夜，我給未來寫了一封信：

 

未來，你好：

新春敲門了。爆竹一響，再堅硬的心，都會變得柔軟起來。此時，所有許下的心願都莊嚴而美好。未來，我想給你寫封信。

如果說這個時代會留下一個特別的印記，我相信，那一定是春節期間湧動的人潮。再過20年，最多30年，當現在的青年已經在城裏老去，當如今的老人已經安然離世，那時，不會再有那麽多人把返鄉過年當做一個儀式去完成。我忍不住想，未來，你會看到中國走過一條怎樣的道路？

回想這些年來，我們這些讀書人寫了不少文章來呼籲城市化和農民工市民化，效果有一些，但仍然困難重重。相比日漸累積起來的問題，改革的推進實在很慢。就我自己而言，麵對體製和思維的強大慣性，常常會產生一種無力感。即使我用數據列舉了那麽多當前的城鄉分割所累積起來的問題，比如城鄉差距，比如社會矛盾，比如效率損失，比如增長乏力，我仍然會感受到令人窒息的麻木、冷漠和對於理性分析的有選擇的拒絕。

在我無數次反複講著令人生厭的理論與數據之後，有滿頭白發的前政府官員握著我的手說“不能動既有的利益啊”，有朋友半開玩笑地說“你等我兒子考上大學再講這些吧”，有學生說“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在一次非常嚴肅的會議上，有與會者說：“現在上海外地人那麽多，中央又說要把公共服務給外地人分享，可是我身邊的上海人有意見啊，他們說，城市居民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農村居民是有地的，而且還允許生二胎。”……

我相信我的這些聽眾、學生、朋友和同事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我也相信，在生活中，他們都是善良而勤奮的人。也正因此，我才覺得，連他們都隻是習慣性地考慮自己局部的利益，而忽視全社會的公眾利益，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我想，使得我們的國家仍然有著全世界最為嚴重的城鄉分割問題的原因，在根本上，無非就是懼怕人口流動產生的對於既有城市居民利益的衝擊吧。可是，更自由的人口流動就真的那麽可怕嗎？難道目前由戶籍製度所造成的一係列發展困境就不可怕嗎？其實，讓農民工融入城市，對於城市發展和整個經濟的健康運行都有好處，對於這些，我已經說了太多。在這裏，我就不嘮叨了。

如果理性的分析敵不過情感的訴求，那就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共和國60多年的曆史，說說公平吧。在三年困難時期，根據不同的估計，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在1500萬至3000萬。當時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而在政策上又優先保證城市的糧食供應，所以非正常死亡的基本上都是農民。

在長達30多年的計劃經濟年代，中國一直是在以壓低糧食價格的方式來降低城市的生活成本，保證工業部門的資本積累，有學者估計，通過這種方式由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了大約5430億元的農業剩餘。

由於城市偏向於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創造就業能力不足，加上“文革”期間生產的停滯，於是，當城市青年就業壓力難以承受的時候，有1600多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到了農村，在農業人口原本就過剩的情況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給農村帶去的是更大的吃飯壓力。

至於土地，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的進程加快，城市麵積急劇擴張，農村土地被征收為國有後用於城市發展，而相應給農民的補償是以農產品的價值為基準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征地之後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資者拿走40%—50%，政府拿走20%—30%，村級組織留下25%—30%，而農民拿到的補償款，隻占整個土地增值收益的5%—10%。這種狀況，實際上是以壓低對農民的補償的方式增加了城市發展的投入。當然，必須得說，這種狀況近年來改善了很多。

再來說說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城市居民的教育、醫療和各種公共服務獲得了大量的財政補貼，而農村居民的養老和醫療保障基本上是片空白，農村地區的教育經費基本上是自籌的。這種經濟政策的嚴重的城市傾向直到最近十年才逐步得到改變。

……

過去的曆史不能忘記，即使不再提起，我想，也不能說今天讓城市接納農民是對城市居民的不公。那麽，剩下的，就隻有一個城市“身份”的優越感了。

作為一個從小在城市裏長大的人，剛上大學的時候，聽來自農村的同學說，中國的發展剝奪了農民，我曾經無法理解。後來，我成了大學老師，我一直把自己定義為一個“職業讀書人”。在我的閱讀裏，如果說有什麽深刻地改變了我，我想，我應該首先提到美國的民權運動。這段曆史冰釋了我對於身份的疑惑，讓我明白，對於某種優越的身份依依不舍，其實就成了不平等的捍衛者。

就在我的父輩大煉鋼鐵的年代，在美國，國家默許的種族歧視正在造成劇烈的社會衝突。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1954年規定，在公立學校實行種族隔離製度是違背憲法的，然而很多學校並沒有服從最高法院的相關規定。1962年，詹姆斯·莫瑞德斯嚐試去密西西比州大學上課，但白人大學生對其百般阻撓。肯尼迪總統派了400名法警以及3000名士兵，確保莫瑞德斯可以順利地去上他的第一節課。1963年11月6日，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堵住了亞拉巴馬大學教室的門以阻止兩個非洲裔學生去上課，肯尼迪總統再次進行了幹預。喬治·華萊士在法警、副總檢察長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和亞拉巴馬州國民警衛隊到來之後站到了一旁。

也許是因為在短短的執政時期觸動了很多人的利益，肯尼迪總統為他所做的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他與另一位獻出了生命的人——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一起，改變了美國。用金的話來說，“美國民主的偉大光輝，正體現在有權利為正確的事情發出抗議”。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就在於它為每一位公民提供了平等的權利，無論你是黑人、亞裔、窮人還是殘疾人。在這個國家最偉大的城市紐約，既有富人的奢華，也有窮人的夢想。

在中國，沒有美國式的種族衝突，卻有地區間和城鄉間的矛盾。我總是認為，無論如何，地區間和城鄉間的矛盾應該不至於像種族矛盾那樣難以解決。我相信，中國也能夠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實現公正而有效率的發展。有無數的人在為之努力，我們應該看見：新春來了，有人在為農民工辦自己的春晚；有農民寫了質樸的詩，出版社為他出了詩集，並且有音樂家為其譜上了曲；小崔（永元）在為農民工的子弟學校而呼喊，在央視譴責隨意關閉學校的麻木的人們……

作為一個“職業讀書人”，我和我的同行們除了文字，沒有其他的力量。我相信，每一點努力都能夠改變一些，哪怕隻是改變一個人，讓他能夠拆除心裏的那些樊籬。但願有一天，在我們的國家，歧視的言論和行為會被認為是可恥的。

 

這是我寫給未來的一封信，信裏有我關於未來的願望。我相信，在這資訊暢通的年代，所有善良的願望都會被傳播，即便沒有貼郵票，即便根本沒有投遞的地址。

世界必須是美好的。就讓這個願望，“哪裏會有風，就飛多遠吧”。

 

本文為《大國大城：當代中國的統一、發展與平衡》

（陸銘 著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一書後記，經世紀文景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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