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是一個典型的文學形象，符合 “熟悉的陌生人” 特征。誰都不認識，沒見過阿Q，但不管在什麽地方，阿Q這種人在生活中卻到處都能見到，比比皆是。況且，魯迅寫阿Q的時候，完全沒有強調甚至沒有提到阿Q的地域（通篇沒有“紹興”二字），這就為這個典型形象留給了充分條件。
電影文學中流傳一個有名的說法：你如果在舞台上看到牆上掛了一把劍，最後那把劍就必須出鞘。如果從頭到尾劍都不出鞘，那把劍就是多餘的累贅。
《藥神》一開場高調強調程勇是上海人，那他必須在程勇身上體現出上海人的特質。如果不能，甚至體現出和上海人迥然不同的性格，你就不該強調程勇是上海人，否則，在文學上就是一個敗筆。因為文學是創造的，而不是警察的案例，你可以隨意把內容寫得合情合理。做不到這點，就失去了文學創作的優勢。
上海人當然有各人不同的性格，但上海人又有他們明顯不同於外地人的共性。藝術是對生活的提煉，這種提煉，就是要讓觀眾既看到人物的個性，又看到人物的共性。隻有個性沒有共性的人物，是單薄無力的創造，反之亦然。
試想，如果把程勇塑造成一個本來膽小謹慎，做事不越雷池的性格（上海人性格），在被逼無奈之下鋌而走險，有什麽不好？反而會增加電影的戲劇性。後來害怕了，很不好意思的要求散夥（而不是流氓般的叫人“滾蛋！”），就十分符合上海人的特點，且不影響劇情。最後感情爆發升華，從操舊業，不賺錢（但絕不需要倒貼錢）賣藥，不僅不會削減程勇的高點形象，反而讓人物有血有肉，合情合理。這樣，程勇就是一個上海人，但又是一個不一般的上海人。
為什麽又要強調程勇是上海人，又要給程勇一個和上海人完全不搭界，半帶流氓性質的性格？連溫文爾雅的原型陸勇都表示氣憤，說為什麽要把他描寫成那樣。不能不說這是影片編導犯的一個嚴重藝術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