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選擇克拉科夫猶太區落腳，是為了探尋那段不太久遠，卻已少人問津的曆史。
清晨，兒子還在夢鄉裏酣睡，我和LD悄悄起身，走上為紀念上個世紀20年代波蘭人反抗德國占領的西裏西亞起義而建立的大橋(Most Powstańców ?l?skich)。
橋下的維斯瓦河靜靜流淌，北端是克拉科夫猶太人曾經的生之家園 - 卡奇米日，南端卻是他們死之所在 - 波德古則(Podgórze）。生死之間，隻隔一橋。
走進波德古則，街道上一片寧靜。
二戰爆發前，克拉科夫大約生活著6萬多猶太人，納粹德國占領這座城市後，先後有4萬多猶太人被趕走，留下來的猶太人不到2萬。
1941 年3月3日，納粹把波德古則原來的居民(大部分是波蘭人）強製驅離，在這兒建立了猶太人隔離區(Kraków Ghetto)，又稱隔都，把克拉科夫剩餘的猶太人全部驅入這片麵積僅0.18平方公裏的地區。
波德古則原來隻有3000多居民，如今卻湧入了15000多猶太人，居住密度極高，衛生條件極差。
德國人在隔都四周建起了3米多高的圍牆，嚴格控製猶太人的出入。
今天，波德古則區的街道上還殘留著幾段昔日的圍牆，磚石斑駁，仿佛在低聲訴說著那些悲催的猶太人被囚禁的歲月。
塔德烏什 潘基維奇(Tadeusz Pankiewicz)是一位波蘭天主教徒，他從父親那裏繼承了位於隔離區的這座藥房，開始納粹試圖將藥房關閉，但塔德烏什告訴黨衛軍，如果隔都發生大規模傳染病，藥房會發生很重要的作用，納粹覺得有道理，於是允許藥房全天24小時開放，塔德烏什也成為唯一獲準留在隔離區內生活和工作的非猶太人。
如今還矗立在波德古則區的名為“鷹之下的藥房”(Apteka pod Orlem)，當時不僅是生活在這兒的猶太人的救助中心，也是猶太人秘密開會，庇護的一個重要聯絡點。
塔德烏什於1983年被以色列授予“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稱號，這是以色列對在大屠殺期間表現出最高人道主義勇氣和犧牲精神的非猶太人的最高榮譽。
藥房的旁邊是當時隔離區的中心廣場(Plac Zgody），對於當時那些猶太人來說，雖然隔離區的生活很艱難，但這種苦熬的生活也不過持續了2年時間。
1942年：納粹開始大規模清理隔離區，將弱者、老人和病人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
1943年3月納粹對於隔離區做最後的大清除，身在藥房的塔德烏什目睹了隔離區最血腥的時刻：
在這次清除行動中，隔都所有剩餘的猶太人被聚集到廣場上，麵對一排排的黨衛軍。蓋世太保將猶太分成兩類：能工作的人被送往普拉紹夫(P?aszów)集中營；而不能工作的人 - 1,500 名老人、病人、兒童以及不願拋棄他們的母親和選擇留下照看病人的醫生被當場槍殺。
八十多年過去，光陰如水，歲月更迭，這座廣場依舊靜靜矗立在波德古則區的心髒，仿佛時間在這裏凝固。
沉默中，幾十張空蕩蕩的鐵椅散落其間，每一把象征著隔都消失的一千條生命。一把把孤獨的椅子，似乎依然映襯著那些被撕裂的家庭的身影，被湮沒的笑聲和徹底消失的麵孔。
LD默默脫下帽子，放在一把椅子上，我們靜默良久，內心悲痛。
椅在人去，那些溫熱的手，躍動的笑聲，深情的目光，早已化作塵土，消散在風裏。風掠過鐵椅，沙沙作響，像是亡者的歎息。
1993年著名導演史蒂文 斯皮爾伯格執導拍攝了一部三個多小時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電影以極其寫實的手法介紹了德國商人奧斯卡 辛德勒在納粹占領波蘭期間，為了維持工廠運轉，雇傭猶太勞工的故事。
起初他隻是戰爭期間的逐利商人，但隨著對猶太人慘狀的目睹，他逐漸覺醒，設法以各種方式保護猶太工人免遭屠殺。
這部電影榮獲奧斯卡7項大獎，而故事發生地就在克拉科夫，這兒還保存著辛德勒工廠的遺址。
這次出行之前，我們預定了十幾處博物館的參觀，辛德勒工廠是唯一沒有預定上的。
雖然無法入內參觀，我們還是來到辛德勒工廠門前，表達一下自己的敬意。
奧斯卡 辛德勒(Oskar Schindler)是一位德國工業家和納粹黨員，二戰期間在納粹占領的波蘭開展事業，但隨著戰爭進展，他目睹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作為投機商人的他，慢慢在思想上產生變化 - 他從利用猶太勞工為自己牟利，到逐漸利用資源、關係、金錢去保護他們。
我們眼前的這座辛德勒工廠遺址，是他當初開設的“德意誌搪瓷工廠”(Deutsche Emailwarenfabrik, Emalia）,他在這座工廠裏大批雇傭猶太工人。
他利用自己與納粹當局的關係、以及金錢和黑市資源，為這些猶太工人爭取較好的待遇、避免他們被送去集中營。
隨著戰爭進入晚期，納粹計劃關閉工廠並屠殺猶太勞工，辛德勒與猶太會計伊紮克 斯特恩 (Itzhak Stern) 合作，向納粹列出約1200名猶太人作為“必要勞工”，把名單上的人都保護了下來，當然這中間少不了辛特勒用金錢暗中打點。
1944年下半年，蘇聯紅軍逼近，納粹開始殺害東部勞工，但辛德勒成功將其工廠及工人轉移到蘇台德區的布倫利茨(Brünnlitz)。
在新工廠他和妻子埃米莉·辛德勒(Emilie Schindler)繼續用大量私人資金，收買官員，提供物資和醫療救助，確保這些猶太人能夠存活直到戰爭結束。
80多年過去，工廠大門依然如昔，大門兩旁貼著那一千多被辛德勒保護下來的猶太人的照片。
上圖第二排右手第二張照片，就是當時協助辛德勒列出保護名單的猶太會計伊紮克·斯特恩 (Itzhak Stern)。
被辛特勒拯救的這一千多猶太人現在散布世界各地，尚存於世的加上他們的後代，人數已經超過8000人，他們統被稱為辛德勒猶太人(Schindlerjuden)。
電影的結尾是連姆 尼森(Liam Neeson)扮演的辛德勒為了躲避盟軍的抓捕，和工廠的猶太人匆匆告別。我讀了辛特勒傳記，發覺真實的曆史更加感人。
當時為了感謝辛特勒的救命之恩，有八位猶太工人自告奮勇，護送辛特勒夫妻離開。
戰後，辛德勒因其納粹黨員身份一度麵臨審查，但由於猶太人出具證明，他避免了被關押。
他隨後移居阿根廷，從事農場工作，嚐試養雞、養水貂等，但未成功。1958年破產後離開妻子，返回德國的法蘭克福，從此窮困潦倒。
在以色列的辛德勒猶太人得知他的困境後，主動邀請他訪問以色列，所有費用均由他們承擔。曾經被辛德勒救助的這些猶太人，成為了他晚年生活中情感與經濟上的支柱。
他與辛德勒猶太人的團聚每年都會舉行一次，他的生活也被季節劃分為兩段 - 半年他在以色列，是一隻快樂的花蝴蝶，在那兒充滿溫暖與關懷；半年他回到法蘭克福，又像菜青蟲般陷入生活的窘迫。每次從以色列回到德國，他都要重新麵對生活的窘迫。
為了幫助恩人，這些猶太人在伊紮克·斯特恩的組織下成立了委員會，遊說西德政府為辛德勒提供養老金。德國政府第一次官方回應是在1966年，授予辛德勒榮譽十字勳章，頒獎典禮由時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親自主持。直到 1968 年7月1日，德國財政部才正式宣布，每月向奧斯卡·辛德勒支付200德國馬克的養老金。
1963年，他被以色列授予“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稱號。
中國人常說“好人有好報”，然而現實往往事與願違。辛德勒晚年能夠善終，並非因為命運的眷顧，而是因為他曾經救助的猶太人懷抱良心 - 他們記得那段黑暗曆史，也記得辛特勒救助自己的勇氣與善行。正是這些辛特勒猶太人，讓善行得以延續，也讓辛特勒的晚年不再孤單。
1974年10月9日辛特勒因肝功能衰竭在德國去世，遵其生前意願，他被安葬在耶路撒冷的錫安山(Mount Zion)天主教公墓，他是唯一一位被安葬於該地，出身於納粹黨的人。
直至今日，仍不斷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辛德勒猶太人”及其後代前來那塊墓地憑吊。他們輕輕放下一塊小石頭，以示對辛特勒的敬意與哀思，這位曾在黑暗中為他們或者他們的先輩點亮生命之燈的人，會被永遠銘記。
我們三年前去耶路撒冷的時候，那座錫安山我們來回走了很多次，但那時我對辛特勒的事跡還不是很了解，否則我們一定會去找一下他的墓地，表示一下自己的敬意。
傍晚，我們來到電影《辛德勒名單》取景地之一的Szeroka街 - 這兒曾經是克拉科夫猶太人生活，宗教，貿易的中心，被視為“克拉科夫猶太心髒”。
夜幕下，老街的石板路微微泛著歲月的光澤，兩旁古老的建築靜靜矗立，記錄著曆史的厚度。街道中央的廣場開闊而莊重，空氣中彌漫著咖啡館的香氣。
就要離開克拉科夫了，父子倆各點了一杯伏特加，學著當地人，舉杯，彼此說一句“Na zdrowie!”(幹杯，祝健康）。
睡覺前，我反複拜托兒子明天要早起。
次日一早，在酒店吃了豐盛的早餐，我們一路向南馳行。
此次捷，奧，斯，波四國，前三國的收費高速都是事先網上買票，隻有波蘭，每一次進入收費高速，都要停下人工收費。
一個半小時後，我們來到著名的奧斯維辛集中營(Memorial and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
進入奧斯維辛參觀，必須跟團，英文團早已客滿，我們訂的是波蘭團。
奧斯維辛(Auschwitz)原本是波蘭南部的一座小鎮，地處上西裏西亞與克拉科夫之間的交通要道，曆史上曾是波蘭王國邊境地區的重要貿易和行政中心。小鎮最早有記載可追溯到 12 世紀，長期由波蘭王室管轄，也曾被奧地利統治過。二戰前，奧斯維辛人口約 12,000–15,000 人，其中包括相當比例的猶太人和波蘭天主教居民。
1940年，納粹德國占領波蘭後，選定奧斯維辛作為政治犯集中營的地點，因其地理位置交通便利、周邊工業設施適合建設勞工營。隨著納粹政策升級，奧斯維辛逐步擴建為大規模的滅絕營體係。集中營占地超過40平方公裏，分為三個營地：
一號營地:集中營和行政中心;
二號營地:又稱比克瑙營(Birkenau),是臭名昭著的滅絕營;
三號營地，莫諾維茨(Monowitz),是勞工營。
目前奧斯維辛對外開放的主要是一號和二號營地。
站在一號營地的大門前，映入眼簾的是一句德文標語：“Arbeit macht frei”(勞動使人自由)。大門後鐵絲網與暗紅色營房沉默矗立，這段文字是無聲的諷刺，提醒每一個來訪者：這裏的自由，從未屬於踏入者。
這處木屋前的空地，曾經是集中營囚徒樂隊演奏的場所。納粹為了粉飾太平，要求樂隊在囚徒早晨上工和傍晚下工時演奏樂曲，以彰顯營地充滿秩序與生氣。實際上，納粹警衛會借此機會核對離去與歸來的囚犯人數。
站在空曠的樂隊空地上，我似乎還能感受到當年囚徒樂隊的緊張與恐懼。他們被強迫為別的囚徒演奏，但他們自己就是麵臨隨時到來的死亡的囚徒
大多數樂隊成員未能熬過集中營的殘酷，因勞累、營養不良或納粹隨意殺戮而死亡。
我們的領隊是一位白發蒼蒼的波蘭老太太，雖然我們對她的波蘭語講解一無所知，但從她表情的嚴峻，可以看出這個地方對於波蘭人心靈的摧殘。
前一晚得知我們次日要去奧斯維辛，在多倫多的女兒特意facetime弟弟，反複交代他，那是一個非常莊重的地方，不許嬉笑，不許自拍，也不要讓爸爸留影。
即使是從事殺人的勾當，德國人也顯示出了他們民族的一絲不苟。1號營地的各棟樓房都被納號，從 Block1到Block28不等，每棟樓都有特定用途。
四號樓目前開辟成展覽室。
展覽室入口是一座大理石基座，上麵放著一個密閉的玻璃罐，裏麵收藏的事集中營囚犯在遇害後在焚屍爐裏遺存的骨灰。
即使有前麵介紹的塔德烏什和辛德勒那樣的義人，但二戰期間猶太人的悲催命運豈是零星的幾個個體可以拯救的？
從1940年到1945年，在奧斯維辛被殺害的猶太人和其它種族超過120萬人。
這些觸目驚心的空罐，曾經存放過齊克隆B(Zyklon B)氰化物。為了提高屠殺效率，納粹將毒氣室設計成類似公共淋浴的外觀，欺騙受害者相信自己隻是去洗澡。當房間被塞滿人後，大門被緊閉，齊克隆B通過專門的投放口投入室內，迅速釋放致命的氰化物氣體。被困的人很快窒息而亡。
如此大量的齊克隆B，究竟奪走了多少生命，讓人不寒而栗！
這些散落在地上的茶缸，臉盆，是哪些匆匆離去的死者留在這個世界的東西。
滿地堆放著死者留下的鞋子。
堆積如山，層層疊疊的舊皮箱，也是死者匆匆忙忙而來，匆匆忙忙進入毒氣室以後留下來的。
營地裏的另一棟房間裏，一麵牆上貼滿了囚徒們的照片，每個人的表情都是那麽驚恐，照片下麵的小字注明了他們的死亡日期，幾乎都在1942年，就是在這一年，納粹對猶太人的係統性滅絕行動(即“最終解決方案”)達到全麵實施階段。
1942年1月，納粹德國舉行了萬湖會議(Wannsee Conference），正式決定通過工業化方式消滅歐洲猶太人。此後納粹開始大規模運輸猶太人到奧斯維辛、特雷布林卡等滅絕營，使用毒氣室進行係統屠殺。
除了大規模毒殺外，這兒的囚犯也會因為一點小過錯，而被納粹判處死刑。
即將被處決的男犯人在這兒被扒下衣物。
而女犯則在這兒被扒下衣服。
他們然後被一個個帶往這處死亡之牆，執行槍決。
1945年1月27號當蘇聯紅軍解放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時候，他們在地下室的這間房間裏發現了滿屋被處決的屍體。
一號營地的滅絕規模雖然不如二號營地，但它也保留了一間毒氣室。
走進這間毒氣室，狹小的空間和厚重的石牆令人窒息。曾經的每一次關門、釋放毒氣，都讓生命在幾分鍾內消逝。空氣中仿佛還殘留著死亡的陰影，讓人無法忘記那些被奪去的生命。
毒氣室旁邊就是焚燒爐。隔壁，生命在幾分鍾內消逝；而這兒，屍體被無情焚毀，煙霧吞沒一切。空氣仿佛還殘留著那段曆史的恐怖與死亡的陰影，讓人不敢呼吸，卻無法移開目光。
這裏的操作工也是囚犯，他們被迫焚燒屍體。據說，有一位工人在運送屍體時，驚恐地發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也在其中。他悲痛欲絕，卻無力反抗。他忍著巨大的悲痛把摯愛的親人推進火爐。隨後，他自己也縱身跳入熊熊烈火之中，以結束無法承受的絕望。
魯道夫 霍斯(Rudolf Höss),自1940年起被任命為奧斯維辛營區指揮官，他在任職期間主導了營區的擴建與大規模滅絕體係的實施,推動並優化了包括使用毒氣(齊克隆 B)在內的“最終解決方案”中對猶太人及其他受害群體的大規模屠殺手段, 1944年，在他的指揮下，奧斯維辛集中營在短短56天就屠殺了43萬猶太人。
戰後，他在波蘭接受審判，1947年並在奧斯維辛1號營地被執行絞刑。
至今那座絞刑架還靜靜矗立在奧斯維辛。
奧斯維辛一號營地和二號營地之間相隔3.5公裏，館方提供了區內公車穿行兩座營地。
從公車上走下，前麵就是臭名昭著的滅絕營 - 二號營地比克瑙(Birkenau)。
這座營地比一號營地的麵積要大6,7倍。
在整個奧斯維辛的屠殺係統中，有90%的遇害者死於這兒。
為了提高屠殺的效率，納粹把鐵軌直接鋪進營地。每當列車抵達，納粹會在站台上迅速“選擇”有體力勞作的人，不符合要求的人在抵達當天就被送入毒氣室。
在被囚者列車軌道的末端，有一座巨大的紀念碑，包括大型立柱、石板平台、嵌有多語銘牌的平鋪石麵。
紀念碑提醒來訪者，滅絕不僅是數字的累積，更是每一條生命的消失和每一個家庭的破碎。
也許自知罪孽深重，為了不給國際社會留下證據，希姆萊在納粹德國接近覆滅的1944年底下令拆除和炸毀比克瑙的毒氣室和焚化爐。
但綠草如茵的地麵上，那些孤零零矗立的煙囪遺跡，依然在向世人傾訴納粹在比克瑙犯下的罪行。
帶隊的波蘭老太太沉痛地說：奧斯維辛的每一寸土地都摻雜著死者的骨灰。
這兒立著四塊黑色的石碑，碑文是：紀念所有在納粹種族滅絕中遇害的男士、女士和兒童。他們的骨灰安息於此。願他們的靈魂得到安寧。
比克瑙很大，我們沉重地走了兩個多小時，除了波蘭老太太的講解，無人竊竊私語。
穿行在牢房，鐵絲網，焚屍房的廢墟之間，我想象著當時那些被關押於此的人們內心的絕望。猶太人是一個信仰特別堅定的民族，我很好奇，在那個時刻，他們有沒有動搖對於他們的上帝 - 雅威(YHWH)的信仰。他們有沒有在內心向上帝疾呼，你的子民到了最危急的關頭，你為何依然袖手旁觀？
據說一些猶太人在極度絕望中，沒有否認上帝的存在，但卻公然對上帝提出控訴。
著名的奧斯維辛幸存者和拉比埃利·維塞爾(Elie Wiesel)在回憶錄《夜》（Night）中描述了在集中營內舉行的“對上帝的審判” - 拉比們聚集起來，以神的名義審判上帝，最終判定祂對子民的苦難負有責任。
我相信在奧斯維辛的每一位猶太囚犯都經曆了獨特的精神掙紮。他們內心向上帝的疾呼，無論是憤怒的控訴、徹底的放棄，還是痛苦的堅守，都構成了人類曆史上最深刻、最悲愴的信仰危機。
走出奧斯維辛集中營博物館，我的內心依然久久無法平靜。奧斯維辛小鎮美麗，寧靜，
一位牧師提著行李從我們眼前走過，如果不是怕過於突兀，我那時候特別想上前問對方，麵對咫尺之遙的奧斯維辛集中營，麵對始終隱身的上帝，你現在要怎麽勸說你的信徒保持對上帝，對耶穌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