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家門向北行兩英裏就是雪鬆嶺墓園。 墓園地域廣大，占地近300英畝。墓園由名人設計，構思精巧。一條連通菲街大門和墓地的長長甬道把街市的喧鬧和墓地的幽靜隔絕成兩個世界，甬道盡頭是數條南北走向的丘嶺，精修的草坪和錯落的古樹覆蓋著散布了墓地的丘嶺的坡麵，碧波蕩漾的水塘點綴在甬道旁、丘嶺間，塘邊蘆葦叢生，塘裏鴨雁成群。
這裏是三萬多人最後的安息之所，其中不乏名人，從內戰中陣亡的第一位北軍將領斯泰德曼，到組建了美國鋼鐵公司通用電氣公司等等的工業巨擎摩根，到四獲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影壇傳奇凱瑟琳.赫本。 對於沿著留學之路走過來的中國人，雪鬆嶺墓園更長眠著他們的領頭人，被稱為西學東漸第一人的容閎先生。
因為距離不遠，我們偶爾會去那裏散步。 去年陣亡將士紀念日又去那裏，墓園每年這一天會有紀念儀式。 前次我們去了，沒趕上儀式。 今次又沒趕上。 說“沒趕上”不確切，我們根本就沒去趕。 陣亡將士紀念日的儀式自然是為紀念陣亡將士的，可是不知如何，我們腦子裏卻固執地把這個日子想象成一個甚至比中國祭祀祖先的清明節更慷慨寬泛的概念：一個紀念所有亡靈的節日。 儀式是不趕的，但到了這一天不免會想起去墓園走走。
這次去本意也隻是隨便轉轉，進入墓園後，兩人卻不約而同地想起要去一處墓地看看。
大約十數年前的一天，我們頭一次見到那處墓地。當時我們正由容閎的墓繞向側麵一處山丘，登上丘頂前望，見離丘頂不遠的下方有一顆半人高矮、纖巧玲瓏的日本楓。時值秋季，楓葉通紅如火，可惜樹頂上積蓋了不少附近其他樹上落下的枯葉，好像一位美麗的少女，頭上卻莫名其妙地戴了一頂醜陋的帽子。 楓樹旁立有墓碑，由兩塊直角三角形大理石組成，兩直邊隔約半尺相對，直邊上左右橫向各鑿空一處，和中間垂直的空間組成一副鏤空的十字架。 相較墓地其他的石碑，這設計多了一份兒空靈，頗為別致。 繞到墓碑的正麵，赫然發現碑上刻的竟是中文，一個三角上刻了“周”，另一個則是“杜”。 墓碑腳下地麵埋有石牌，上麵刻了逝者的名諱和生卒年月等。 先看一塊石牌，逝者周先生如經，生前是中康州州立大學的工程學教授，生於二十年代，逝於八十年代，享年63歲。 再看另一塊，是周太太的，名周杜融融，說明是生於三十年代，奇怪的是石牌表明卒日的地方一片空白。 我們稍事琢磨，猜測這周太太應尚在人世，石牌是她給自己立的，一待她過世，就在這裏入土為安，和先夫在另一個世界永遠相伴。
正在那裏為斯景唏噓，就見一位淺色服飾上了年紀的亞裔女士從山丘下不疾不徐地走近前來，微笑著和我們點頭示意。“那是我的”，她望著我們麵前那石牌神色坦然地說，似乎是猜到了我們心裏剛有過的疑問。 “哦”，我下意識地回應，忽然竟有種窺見別人隱私的赧然。
女士邁步去到那日本楓邊上，開始動手清理樹頂積壓的枯葉。 “是大陸來的嗎？”她問。 “是的。” “我也是。” 女士停住手，頭向著那座由兩個三角形構成的墓碑點一點，“那是我丈夫和我的，是我妹夫設計的。” “與眾不同”，我說。 “嗯”，女士一麵又開始清理落葉，一麵向我們講述。“我住在新不列顛鎮。 周先生，我的先夫，我們是青梅竹馬。他大學畢業時我們定了婚。要結婚了，1949年，共產黨來了。 他家裏在香港有人，他就去了香港，說好很快就接我過去，但是兩邊兒馬上就被阻隔了。” 我注視著她那顯然曾經美麗，如今被歲月刻下清晰痕跡的臉龐，心裏暗暗猜想她那些年滯留大陸時的日子。 “經曆了很多的事情”，她的聲音有些低沉，話語似乎因為回憶而吃力，“三反五反，反右，文化革命。” “嗯嗯”，我們回應著。 我伸手幫她清理壓在樹頂中心的落葉。 大概因為沾了露水，那葉子竟顯得沉甸甸的。 “1972年尼克鬆訪華，那以後不久我就被允許去了香港。 周先生和我結了婚，我們就遷到這邊來了。 周先生去世了，埋在這裏，那是我給自己留的地方，將來和他在這裏重聚。” “有孩子嗎？”我問。 “沒有，”她搖搖頭，“我和先生在香港重聚的時候，我已經過了生育的年齡。” “嗯”，我說。 也許因為我回答的語氣，她向我笑笑，隨手把壓在日本楓頂上的最後幾片枯葉摘除掉，原本被壓彎的枝條重新昂揚起來。“還好，我很忙，忙慈善，剛剛從費城回來，我們的慈善組織有很多活動。” 說到這裏，她顯得容光煥發。
不記得我們是否交換了聯係方式，從那以後就再沒見過她。 但是後來每次去雪鬆嶺墓園，我們總會去那座由兩個三角形組成的墓碑前轉轉。 也許她本人對和先夫的再次重聚早已坦然，但我們卻暗禱她那石牌上的卒日盡可能長久地保持空白。 不是嗎？這個世界虧欠她太多，既然她現下的生活如此充實，那就讓那另一個世界的他再耐心地等一等吧。
今次的陣亡將士紀念日裏我們又去那塊墓地，雙三角墓碑前杜女士的石牌上的卒日仍然是空白。
後記：前幾天又去那裏，驚見周太太石牌上的卒日不再空白，填入的記錄表明她已於今年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