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寫過幾篇我在台灣讀中學的回憶，大多說的是學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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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讀了伊朗小女生的青春成長日記Persepolis，喚起我另外一些在台灣和加拿大成長的零星片段。不會畫漫畫，隻能用這支拙筆記下一些零零碎碎。
記得89民運的時候，我們一群懵懂的初中生也天天跟著去湊熱鬧，鑽在人群裏看遊行，讀大字報。爸爸卻憂心忡忡地把所有中學課本買回家，大概擔心學校停課，必要時得在家裏homeschool。民運被鎮壓後，大人們長籲短歎，不久決定把我和妹妹送去台灣依親外公外婆。
我忘不了臨行前爺爺和奶奶最後的擁抱，“要堅強！”，奶奶的眼睛裏充滿了不舍和克製的拉鋸，爺爺的臉上卻老淚縱橫。
1990年，我和Marjane一樣是十四歲，剛到台灣去上學，全校的學生幾乎都來看我。班上有不少從國外回流的小孩，但我是他們唯一見過的大陸同齡人－－雖然他們沒有惡意，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被圍觀，很尷尬，被不停地問，“你覺得台灣怎麽樣？你們是不是總說台灣人窮得隻能吃香蕉皮？”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層出不窮。有一個男生實在太好奇，每天都來，大概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某天來了大喝一聲，先做一個倒立，把我嚇一跳。他憋紅了臉，有點害羞地說，“天天來看你，真不好意思，也讓你看看我吧，這樣才公平。”我無語…你當我是馬戲團的猴子，還是動物園的猩猩啊？
這樣的情形斷斷續續持續了很久。我很辛苦地讀書，功課一直名列前茅。倔強好強的我有一股幼稚的誌氣，念好書，做乖乖牌，除了為了讓外公外婆開心，也是為了給大陸人爭氣。一直到離開台灣去加拿大前，還能在校園裏聽到背後有人輕聲議論，“那就是量子，全校第一名，大陸來的。”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孝宜受不了了，大聲回頭嗬斥，“第一名又怎麽樣？大陸來的又怎麽樣？”把學妹們嚇得立刻噤聲。
可是乖乖牌也有發飆的時候。公民老師是個很老很老的老芋仔，第一次上公民課，他說暑假剛去了一趟大陸，然後就開始大肆貶低大陸人的習慣品質。我聽著一股血氣往上衝，一怒之下竟然站起來和老師嗆聲。老實說，都不記得自己說了些什麽，隻記得老師沒想到在座的居然有一個貨真價實的大陸孩子，如此出言不遜，老羞成怒，氣得叫我去外麵罰站！後來國文老師來打圓場，叫我去給公民老師道歉，不管怎樣，公民老師很老很老，我該尊重老人家。可是我那湖南騾子的倔脾氣上來，隻氣得哭，“就不道歉，情願被開除。”最後也就這麽不了了之了。但是那一整學期上公民課都痛苦得要命，還好期末公民老師並沒有公報私仇，把我當掉。
惠文是我第一個朋友，剛認識就請我去她家玩。一進她家門，隻見一個很大的神龕，整個客廳都被照得紅彤彤的，從來沒有見過拜神的我第一次見到如此陣勢，嚇了一跳。她家就在我家對麵，那天晚上，我一邊做功課，一邊看得到她家的關公，紅紅的影影綽綽。害我晚上嚇得做噩夢，夢到那關公從她家窗戶起飛，一直飄進我家的窗戶，夢中我居然大叫，“我奉耶穌的名趕你走！”噩夢過後趕快把聖經和十字架拿出來壓驚。
除了外公外婆，我們在台灣唯一的親戚就是剛從美國回國的大舅一家。大舅跟我說，有任何問題盡管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那些建築物頂的紅燈是做什麽的？”“喔，是提醒飛機，防止飛機事故。”回想起來，當年的長沙高樓很少，可能飛機也很少，城市建設還很落後。
不過，台北的市容也讓人失望－－空氣渾濁，交通混亂，建築物老舊雜亂。我家住在大安區信義路二段，算是繁華社區，上學路上必經美國在台協會，總有人在排隊等簽證。每天黃昏走出附中校門，看往來川流不息的車輛，看夕陽給這個喧囂城市鍍上溫柔的餘暉，想到枯燥繁多的功課，父母的苦心，外公外婆的期望，小小的我，心裏卻堆積著揮不去的沉重。
必須公正地說，台灣的同學秉性忠厚，待人友善。漸漸地我交了很多好朋友，其中一個是如芳。有一次我們一起坐公車，在車上聊了好久，後來就熟了。大概過了一整年，有一天老師突發奇想，叫我們輪流分享同學間的趣事。第一個站起來的居然是如芳，她慢悠悠地說，“以前，我很怕班上的一個同學，這個同學就是量子。我很怕她是大陸的特務！我一直都不敢跟她說話。直到有一次，我們一起坐公車，原來量子這麽好玩。。。”全班都笑得歡聲雷動，隻有我驚訝得下巴都掉下來了。老蔣的洗腦果真徹底，可是台灣的小朋友天真到以為真的有14歲的匪諜？
我們在台灣的那幾年（90-93），兩岸剛恢複交流，但非常有限。同學仲華的爸爸去大陸出差，回來說，“大陸比我們落後十五年。”真的有十五年那麽大的差別？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大約是到台灣的第二年，有一天上學，學姐明儀和依惠十萬火急般告訴我一件新聞－－她們讀到報紙上一個和我一樣從大陸來的學生，很可憐，才來台灣沒有多久，爺爺奶奶就相繼過世，現在孤苦無親，全靠政府救濟。學姐們語重心長地說，“量子，你很幸運，要珍惜啊。”我忘了怎樣找到這個男生，打過一次電話給他，可是我又能幫什麽忙呢？他是我唯一知道在台灣和我們一樣的大陸孩子。
Marjane和媽媽在機場見麵的場景幾乎就是我媽來台灣探望我們的桃園機場版。我們剛到台灣的第二個月，媽媽就來看我們。那時候我們已經有整整三年沒有見麵了。當她清瘦的身影出現在機場的一霎那，我發足狂奔上去，媽媽把我攬在懷中，看著和她一般高的女兒，她流著淚不住地說，“如果在大街上見到，真的不認得了。”我也流淚，因為美麗的媽媽鬢角添了好多白發。
先寫到這裏，拉拉雜雜的，好久沒有回憶，要很認真地回想那時候的點滴，麵對當年那樣柔弱卻倔強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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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89民運的時候，我們一群懵懂的初中生也天天跟著去湊熱鬧，鑽在人群裏看遊行，讀大字報。爸爸卻憂心忡忡地把所有中學課本買回家，大概擔心學校停課，必要時得在家裏homeschool。民運被鎮壓後，大人們長籲短歎，不久決定把我和妹妹送去台灣依親外公外婆。
我忘不了臨行前爺爺和奶奶最後的擁抱，“要堅強！”，奶奶的眼睛裏充滿了不舍和克製的拉鋸，爺爺的臉上卻老淚縱橫。
1990年，我和Marjane一樣是十四歲，剛到台灣去上學，全校的學生幾乎都來看我。班上有不少從國外回流的小孩，但我是他們唯一見過的大陸同齡人－－雖然他們沒有惡意，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被圍觀，很尷尬，被不停地問，“你覺得台灣怎麽樣？你們是不是總說台灣人窮得隻能吃香蕉皮？”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層出不窮。有一個男生實在太好奇，每天都來，大概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某天來了大喝一聲，先做一個倒立，把我嚇一跳。他憋紅了臉，有點害羞地說，“天天來看你，真不好意思，也讓你看看我吧，這樣才公平。”我無語…你當我是馬戲團的猴子，還是動物園的猩猩啊？
這樣的情形斷斷續續持續了很久。我很辛苦地讀書，功課一直名列前茅。倔強好強的我有一股幼稚的誌氣，念好書，做乖乖牌，除了為了讓外公外婆開心，也是為了給大陸人爭氣。一直到離開台灣去加拿大前，還能在校園裏聽到背後有人輕聲議論，“那就是量子，全校第一名，大陸來的。”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孝宜受不了了，大聲回頭嗬斥，“第一名又怎麽樣？大陸來的又怎麽樣？”把學妹們嚇得立刻噤聲。
可是乖乖牌也有發飆的時候。公民老師是個很老很老的老芋仔，第一次上公民課，他說暑假剛去了一趟大陸，然後就開始大肆貶低大陸人的習慣品質。我聽著一股血氣往上衝，一怒之下竟然站起來和老師嗆聲。老實說，都不記得自己說了些什麽，隻記得老師沒想到在座的居然有一個貨真價實的大陸孩子，如此出言不遜，老羞成怒，氣得叫我去外麵罰站！後來國文老師來打圓場，叫我去給公民老師道歉，不管怎樣，公民老師很老很老，我該尊重老人家。可是我那湖南騾子的倔脾氣上來，隻氣得哭，“就不道歉，情願被開除。”最後也就這麽不了了之了。但是那一整學期上公民課都痛苦得要命，還好期末公民老師並沒有公報私仇，把我當掉。
惠文是我第一個朋友，剛認識就請我去她家玩。一進她家門，隻見一個很大的神龕，整個客廳都被照得紅彤彤的，從來沒有見過拜神的我第一次見到如此陣勢，嚇了一跳。她家就在我家對麵，那天晚上，我一邊做功課，一邊看得到她家的關公，紅紅的影影綽綽。害我晚上嚇得做噩夢，夢到那關公從她家窗戶起飛，一直飄進我家的窗戶，夢中我居然大叫，“我奉耶穌的名趕你走！”噩夢過後趕快把聖經和十字架拿出來壓驚。
除了外公外婆，我們在台灣唯一的親戚就是剛從美國回國的大舅一家。大舅跟我說，有任何問題盡管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那些建築物頂的紅燈是做什麽的？”“喔，是提醒飛機，防止飛機事故。”回想起來，當年的長沙高樓很少，可能飛機也很少，城市建設還很落後。
不過，台北的市容也讓人失望－－空氣渾濁，交通混亂，建築物老舊雜亂。我家住在大安區信義路二段，算是繁華社區，上學路上必經美國在台協會，總有人在排隊等簽證。每天黃昏走出附中校門，看往來川流不息的車輛，看夕陽給這個喧囂城市鍍上溫柔的餘暉，想到枯燥繁多的功課，父母的苦心，外公外婆的期望，小小的我，心裏卻堆積著揮不去的沉重。
必須公正地說，台灣的同學秉性忠厚，待人友善。漸漸地我交了很多好朋友，其中一個是如芳。有一次我們一起坐公車，在車上聊了好久，後來就熟了。大概過了一整年，有一天老師突發奇想，叫我們輪流分享同學間的趣事。第一個站起來的居然是如芳，她慢悠悠地說，“以前，我很怕班上的一個同學，這個同學就是量子。我很怕她是大陸的特務！我一直都不敢跟她說話。直到有一次，我們一起坐公車，原來量子這麽好玩。。。”全班都笑得歡聲雷動，隻有我驚訝得下巴都掉下來了。老蔣的洗腦果真徹底，可是台灣的小朋友天真到以為真的有14歲的匪諜？
我們在台灣的那幾年（90-93），兩岸剛恢複交流，但非常有限。同學仲華的爸爸去大陸出差，回來說，“大陸比我們落後十五年。”真的有十五年那麽大的差別？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大約是到台灣的第二年，有一天上學，學姐明儀和依惠十萬火急般告訴我一件新聞－－她們讀到報紙上一個和我一樣從大陸來的學生，很可憐，才來台灣沒有多久，爺爺奶奶就相繼過世，現在孤苦無親，全靠政府救濟。學姐們語重心長地說，“量子，你很幸運，要珍惜啊。”我忘了怎樣找到這個男生，打過一次電話給他，可是我又能幫什麽忙呢？他是我唯一知道在台灣和我們一樣的大陸孩子。
Marjane和媽媽在機場見麵的場景幾乎就是我媽來台灣探望我們的桃園機場版。我們剛到台灣的第二個月，媽媽就來看我們。那時候我們已經有整整三年沒有見麵了。當她清瘦的身影出現在機場的一霎那，我發足狂奔上去，媽媽把我攬在懷中，看著和她一般高的女兒，她流著淚不住地說，“如果在大街上見到，真的不認得了。”我也流淚，因為美麗的媽媽鬢角添了好多白發。
先寫到這裏，拉拉雜雜的，好久沒有回憶，要很認真地回想那時候的點滴，麵對當年那樣柔弱卻倔強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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