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二二八事件中，居大多數的無辜受害者是外省人，而不是本省人。

本省人被難的，有許多是因為自相仇殺、報複而遭難的。 本省人的諸多派係本來就因為在光複後分享政權時產生了不和。在二二八事件後，大陸來到台灣平亂的軍隊，隻知道應該追查　“肇事元凶”，但因為人生地不熟，並不知道應該去抓什麽人，隻能去詢問知曉內情的當地人，尤其是本來已經在政府裏麵擔任職務的本省人。　　這時派係的不和就起了大作用了。　國民黨的政治組織裏麵，有三民主義青年團、有國民黨內部的中統組織、還有軍統，各有其自己的聯係，但彼此之間並沒有常態性的聯絡。　事件發生之後，這些人之中也有參與臨時組織的奪權組織的，原因各自有別。　但是當平亂的軍隊來到，這段經曆就成了可能的罪狀。於是發生了很多　“舉報”　的案件。這些舉報，難免有真有假，也有確有其事，但是誇大其詞的。　外省人在光複後到台灣工作居留的，多半是懷著看風景的心理去台灣，準備作短期居留的。　到了這時，許多都有了驚弓之鳥的感覺，束裝而回返大陸的很多，即使是留了下來，也因為在事件當時是被襲擊的難民身份，隻能見到個別案件的凶手，而不知道那些造反殺人的組織、領導是誰。　所以出麵舉報、舉證具體何人組織了什麽團體的，絕大多數是本省人。　　在五十年後的　1990年代， 李登輝授意、民進黨占大多數的所謂 真相調查，就刻意把這個重要的關節略去不說。他們把整個二二八事件的重點，放在大陸來台的　“中國”　軍隊到台灣後審訊、處決肇事者；　而完全不提，大多數因為造反被處決的，是因為攪進了本省人之間的權力鬥爭。   本省人與外省來客之間保持友好關係的也有。位於台中市的省立台中第一中學，在事變初起之時，有學生組織了自衛隊，把暴民攔在校門外，以保護外省籍的校長、教師等。到了政府軍隊來台，開始搜捕禍首時，外省籍的校長、教師又出麵向軍隊證明，學生中沒有參與作亂者。  因此之故，這所學校之內沒有一人因為被事件波及而受難。（個別學生參與校外的暴亂活動者是例外）　在台南縣，省主席陳儀的外甥丁名楠是當時的曾文區區長，也是類似情形，與當地起來奪權的學生們互保，因而沒有人在事件前後遭難。　
外省人遇難者，有許多是年齡較輕，孤身在台的。他們多是學校畢業未久，想去台灣闖天下，或者去看風景。　這類單身客在事件中死去，因為沒有家屬出來為之伸冤，在日後幾次的調查中，都成了沒有名字，可以忽略而不引起抱怨的孤魂。　事件之後幾年，國共內戰隔斷了海峽兩岸的來往；使得他們在大陸的家屬，也沒有管道再為自己的親人說話。　這些單身在台的人才是真正的冤魂，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