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麵,任何一個國家,在製定外交政策的時候,把本國的國家利益放在首位,這不僅是正常的,也是應該的。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都會這麽做。這麽做也很自然。----事實上,這正是我在文章中所倡導的基本出發點。
另 一方麵,我感覺,在美國的內政外交政策製定過程,確實存在著理想主義的傾向,它至少是個有理想的國家,不是赤裸裸地完全為本國利益服務。這個傾向,在一戰 以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行為,集中地體現出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折中,貫穿了美國對外政策製定的整個曆史。一般來說,國務院和政府的職業外交官 們,比較現實主義,而國會的民選議員們比較理想主義,因為他們要反映美國選民的意見,普通的美國選民是比較理想主義比較天真的。國會可以通過外交委員會, 和立法權,來影響外交政策。
在冷戰時期,美國的國家利益這個現實主義目標,和推進民主這個理想主義目標,是一致的:東歐國家實行民主的同時,也變成了親美政權。
但是,把冷戰思維應用於阿拉伯世界,卻行不通。我在文章中就是要指出,美國政府習慣於沿用冷戰思維,似乎沒有意識到,在阿拉伯世界推行民主,和美國的國家利益,其實背道而馳。這是美國製定中東政策時候,一個基本的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