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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和魯迅，兩人都沒有大量的理論論述。胡適忙於頭疼醫頭、腳痛醫腳，有點像對國家縫縫補補的老大媽，而且他的“實用主義”本身便是反主義的主義，所以對一切觀點都是婆婆媽媽的。魯迅早期靠阿Q國民性著名，這其實是在拾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托亞入歐主義的牙慧，問題是日本靠政府改造國民性越改越遭，直到二戰中日本政府人民都為軍國主義發瘋；真正改好日本國民性的是美國將軍麥克阿瑟統治日本四年，而不是國民性的改造。魯迅對於蘇俄的共產主義，當然不便大筆地論述，而是通過他的雜文、他的翻譯、和他的組織活動體現出來。誠如其它網友說的，魯迅是克薄和仇恨的專家，斬釘截鐵的專家，有點像今天忿恨國事的憤青——不過要老辣許多。
胡適和魯迅的文學遺產，今天看來是後者高許多。胡適的大部分新詩隻能看成是打油詩，文也有些雜籬不清。而魯迅的古體詩、散文、幾篇小說，文學性都是很強的。這不僅有兩人天賦的差別，而且有兩人出發點的差別。胡適在文學觀上遠比魯迅激進，認為文學要徹底白話化，他最得意的一篇文章是給幼稚園兒童的一篇講話－－因為同去講話的四個著名文化人中，小朋友看來隻對他的話懂了。而魯迅是要靠賣文為生的，文無五彩或者語言不犀利便賣不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