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峰：柏楊和魯迅對國民性的揭露並未過時
友人寄來了景凱旋先生所寫《柏楊的意義》一文。問題很重要，也寫一點看法。
1985年，柏楊出版《醜陋的中國人》，抨擊中國人無誠信、愛麵子、卑怯、自私、狡猾、虛驕、猥瑣、勢利、愚味、殘忍、窩裏鬥、明哲保身、崇拜權勢，哪裏都是髒、亂、吵，不講規則，缺乏公德。柏楊斥此為“醬缸文化”，謂：“夫醬缸者，腐蝕力和凝固力極強的混沌社會也，也就是一種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利眼主義長期斫喪，使人類特有的靈性僵化和泯滅的混沌社會。”認為中國文化就是這種文化，中國社會就是這種社會。
柏楊
文章認為,一個缺乏自我批判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這，也正是《醜陋的中國人》的意義所在。作者重新肯定柏楊的啟蒙意義。
的確如此；完全應該肯定柏楊和魯迅對國民性的揭露的重要意義。今天,它並沒有過時。
“五四”時,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肩負使民族覺醒的沉重使命感,希望國人有一麵鏡子，從中自警,自強, 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所以在《阿Q》等小說與雜文中,痛擊國民的劣根性。魯迅的國民性改造和胡適的自由主義，李大釗、陳獨秀的馬克思主義, 當時在激起中國人的覺醒上起了巨大作用；自此而有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有一連串的愛國民主運動，有北伐的勝利，更有抗日戰爭的發動和八年浴血奮戰、前仆後繼、無畏堅持，在西方麵前表現出中華民族的極優秀的品質，贏得了世人的尊敬。魯迅提倡的韌性的戰鬥，“勝也好，敗也好，就是不跟他講和”，在八年抗戰中表現得舉世無與倫比。對比法國在1940年的屈服,國人奮戰到底的氣慨，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這是啟蒙的偉大成果。啟蒙帶來了民主、革命、自由、平等的新思想, 一洗“國民劣根性”的沉屙, 因而有抗戰的堅持與勝利；抗戰及其間的民主宣傳和建設也落實和深入了啟蒙，進一步改造了國民性。魯迅在以後寫的《中國人喪失自信力了嗎？》一文中一改前期對國民性的黑暗麵的揭露，大聲肯定：“從古以來, 就有埋頭苦幹的人, 有拚命硬幹的人, 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護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載《且介亭雜文》)抗戰把這一脊梁的力度特別彰現了出來。
故中國的國民性早已在曆史變遷中，在勝利與今天大國崛起中發生了巨大變化。要探討國民性，在當今，首先要在那大量湧現的英雄，無名英雄，無名奉獻，無名犧牲的人群身上，在《軍工記憶》，在《大國重器》，在《大國工匠》，在湧現的無數新創業者身上，在《屠呦呦傳》所記述的感人事跡和精神中去觀察，去得到應有的結論。
所以有兩麵鏡子，一麵是柏楊“醬缸文化”和魯迅前期雜文、小說的鏡子, 這仍然是有意義的；一麵是魯迅後期以及為現代中國貢獻了青春、熱血和生命，堪稱中國之脊梁的國民性的鏡子。隻講一麵鏡子,就會以片麵當“全麵”，混在醬缸中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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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對人性的探討有久遠的曆史。有講人性善的，有講人性惡的。對人性黑暗麵的揭露，淋漓盡致的莫過於韓非了。但他看到的是官場權力鬥爭中被成萬倍地激起的黑暗的人性，是在商場中為贏利所扭曲了的人性。他舉的人性黑暗、狡詐、自私、冷酷、殘忍、陰謀詭計、不擇手段，都是在這兩個場合中呈現的。孟子看到的則是人的普遍存在的同情心，天生的好仁好義好智的善良麵。這兩方麵都是人性,都是中國的國民性。你要到市場經濟的底層,到充滿生存危機的底層，你自會看到種種汙濁、卑鄙、懦弱、戲酷、狡猾、虛驕、猥瑣、勢利、愚味、殘忍、窩裏鬥、明哲保身、崇拜權勢等。你要到沒有監督的官場、權力場中去觀察，也自會看到權力所激起的人性的黑暗，有如韓非所描繪的，令人震悚。但曆史和社會的主流是向前的，向文明和進步的方向發展的。代表時代和社會之主流的是民族和人們中那些獻身的人，奮鬥的人，有大智慧、大勇敢、大無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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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偏於理性的文化，但卻有著深刻的矛盾。一方麵，這種理智是實用主義的，具有很強的自我保存的特性，很少講求公共倫理。另一方麵，個體缺乏獨立運用理智的能力與勇氣，或者說缺乏內在的自我。它是利己的，不是自我的；是愛麵子的，不是自尊的。虛驕與順從往往集於一身，形成欺弱崇強的權力主義人格。明明屬於無權者，卻偏偏具有權力者的思想。
本文認為，文化有大傳統和小傳統，兩者不可分，但不能等同。中國文化的大傳統不能用“實用理性”或“理性的實用主義運用”這種含混模糊的概念來概括，也不能用“情感本位”或“樂感文化”等等概括。法家、墨子等等都是實用理性, 但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的大傳統。孔子比較能代表。其特點是“內聖外王一體兩麵”,“即宗教即人文”, 以人為本，高揚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精神。不是神, 不是怪力亂神，是人自己創造的文化、文明塑造了自已。每一曆史時期, 中華民族所湧現出來的優秀人物, 就是由這大文化傳統所培育的，也是這種文化精神的集中與最好的體現。像孔子所表彰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管仲、子產，孔子自己及其許多優秀學生，墨子及其團體等，都體現這一傳統。曆代的大儒、誌士仁人都在其中。
中國文化立足於農業、農業生態，生意、生生不息，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是這精神的凝聚與提高。而同時，農業與小農經濟不可分。作為一種生產和生活方式，小農經濟會造成人的一種生活習性：自私、散漫、懦弱、因循、眼光狹獈、自足、不思進取，無公德觀念，無紀律觀念，等等。其社會組織形式-----宗法氏族或家族、宗族，也極易養成人們的血緣親情觀念，尊尊敬老、家長權威和立於其上的王權至尊觀念；加以政治上的權力等級結構，“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使生活成長於其中的人，不能有個體、個人獨立自尊觀念，不能有平等、自由的觀念產生。故生產、生活方式及其組織方式-----“製度”對“國民性”的形成是首位的因素。不是“實用理性”這種文化精神的東西決定了中國文化由以形成的農業生產及其氏族、宗族與政權組織形式的特點與麵貌，決定了所謂“國民性”，而是相反。
用“實用理性”解釋國民的劣根性及其形成，是表麵而膚淺的。物理學上，中世紀或近代科學以前，人們常將現象概括為一種“性”，如熱性、涼性、磁性、吸鐵性,等等,以為這就找到了根源；其實不過是對現象加了一個名詞而已。熱的本質是分子的無序運動，物體發熱是分子無序運動的結果；用“熱性”這名詞的人以為有了這名詞就找到了熱現象的根源，殊不知這“名詞”反倒是需要解釋的。
如果“實用理性”造成了國民劣根性，“實用理性”本身就是需要解釋的。它的提出是以西方，以邏輯理性或架構理性為參照的。實際上都隻是現象的概括，而非說明。
4
《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在衣食不飽的情況下，生存鬥爭激烈，人性的黑暗、自私麵容易擴增。
孔子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論語.衛靈公》)“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論語.原憲》)“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觚不觚， 觚哉！觚哉！”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孔子的感歎是深沉的。他講的是曆史的真實,並非頑固倒退的曆史觀在作怪。從“國民性”看，孔子時代與以前相比，確是變壞了。這是因為人口多了，生活資源相對少了，生存鬥爭加劇了，人的不安全感和對別人的不信任感大大增加了。《論語·季氏》講，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孔子，聽聽孔子的意見，孔子反對。冉有說：“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認為現在這個顓臾, 力量不小, 又靠近費邑。現在不消滅他們, 將來定會給子孫帶來禍患。這反映了當時國與國以及各種勢力之間的心理狀態。人與人之間必也如此。生產雖也在發展,但趕不上人口增多的速度, 趕不上統治者群體、不勞而食之群體擴增的速度, 趕不上統治集團日益膨脹的貪欲, 因而生存鬥爭激烈了,假冒偽劣也就出現了。市場如此,官場如此,人際關係和人的品性也如此。老子所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韓非很有曆史觀點, 說“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韓非子·五蠹》)“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五蠹》）”韓非看到了變化的曆史的原因，並用人口猛增，生活資料日益不夠來加以解釋。“古者, 丈夫不耕, 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 人民少而財有餘, 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 而民自治（自然而然地相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 子又有五子, 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 事力勞而供養薄, 故民爭, 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五蠢》） 人性“大爭”以至戰爭的動力，不僅是統治者的貪欲和弱肉強食的自然叢林法則；也有社會土地與人口的尖銳矛盾越到戰國時期越趨於尖銳這一情況的激化。通過戰爭，戰勝者的土地擴大了，人口因屠殺、沒收為奴而要求分土地的人少了，從而把矛盾實際解決或大大緩和了。秦始皇統一六國，還征集大量人口，以罪犯名義強迫勞動和征戌，這仍然有著這一矛盾潛在的影子在起作用。
看歐美,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人性的黑暗麵是十分突出的, 充滿了血和淚。以後,社會生產效率大提高,生活富裕了,人的文明和人性的光明麵也大為提高了。中國的明天也會如此。
應該看到,中國的曆史到今天為止,人的心理與行為方式還是農業文化與農村積習占主導地位, 遠未城市化、“工業化”。最突顯的就是散漫、無序、無法律觀和組織觀念, 缺乏公德和公共文明的禮貌和修養。與西方宗教、教會、教堂對人的訓練所形成的禮貌文明舉止, 是鮮明的對照。克服這種農業文化的積習,須要很長時間。但必會慢慢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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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比較了英國人與法國人的不同，這種民族性的不同導致了不同的路徑選擇(製度)。是人民自己選擇的，不是誰強迫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就是民族性。
“民族性”起了先驗的先天的始元的作用。實際上“民族性”雖有先天的差異，但後天的環境、積習、曆史、社會風習對發展路徑的選擇無疑有決定的作用。中國不能首先發展出邏輯理性，不能產生西方近代科學，在古代也不能產生古希臘那種幾何學和邏輯學，以及城邦民主，並不能用“民族性”解釋。
遊牧民族一般是強悍的,可以說具強悍的“民族性”。中國早早地進入了農耕文明,習慣於安定,不那麽好鬥了。似乎中原人的民族性先天就是溫順的。實際上，華夏民族也經曆了遊牧時期，堯舜時期的“百獸率舞”，大致有遊牧的史影。此前，黃帝一日百戰，與炎帝大戰於阪泉之北。大禹放逐三苗，武王伐紂，周穆王擴疆開邊；民族性還是強悍的。但長期的統一、農耕、和平，儒學教育，它的強悍的野性就慢慢消退、馴化了。明末，滿清的鐵騎以十幾萬人征服了中原，建立了大清帝國，但不到三百年的時間，其強悍性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有漢化的影響,更多的則是生活方式的改變。
中國在近世向民主轉化的過程中,沒有走上英國那種漸進的改良的道路，議會民主的道路，而走上法國大革命那樣激烈革命的道路。這是中國的國情-------農民汪洋大海------決定的。農民文化的主流隻習慣於皇權組織,農民也惟有軍隊的形式才能使其有效形成戰鬥力。由此產生的政權也不能不是中央集權的。“民族性”在這裏隻能解讀為“農民性”。
馬克思講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和東方都屬於這種生產方式。所謂“民族性”在這裏成為東方性。“五四”前後，東西方文化對立的思想盛行。東方文化被認為是靜的、怯於鬥爭的，順從的、奴性的、保守的；所以如此，歸之為東方民族的“民族性”。從文化看“民族性”，又以“民族性”解釋文化。這種膚淺的看法之所以形成，在於缺乏曆史唯物論的觀察方法。
但都是東方民族,其民族性和文化確也存在差異。中國與印度及日本，差異性十分明顯。部分原因確可以在習俗、曆史等等之外去尋找而歸之為“民族性”。那麽，中原或最早的華夏民族的“民族性”，顯著的特點是什麽？比較而言,我以為可歸結為四點：
1.文明和文化的早熟性。這不是重複梁漱凕先生的說法；我的意思是指它的下列表現：很早造出了文字，使自己“有冊有典”，文化遠遠高出於其他無文字的民族之上。這文字就是甲骨文。甲骨文記載了殷商社會的政治、經濟、祭祀、禮儀、製度。其最主要的特點是對事件的時間與地點有清楚確定的記錄，從而反映出一種曆史意識的覺醒，形成了《殷曆譜》，它雖是現代史學家據零散的早骨文編製的，但能如此完整，是世界曆史的僅見。猶如幾個孩子，有早早地就有自我記憶，並極為珍視而以文字記下的；有晚到成年了還像個孩子,不知有自我記憶，天天習慣地打發過日。前者即“早熟”的表現。與印度、日本比，此即是華夏民族所表現的文化早熟。殷人的曆史意識以後成為“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祖製”，為官修曆史奠定了基礎。《左傳》那樣的完整的民族曆史編年史，出現時間之早，在世界史上也是僅見的。
2、崇尚自由。這表現於它很早就對神之信仰持“理性”的態度，不完全畏服與盲從。如占卜，殷周人就已對之半信半疑，以自己的理性與知識解釋占卜，並在西周早年就寫出了《周易》這樣的文本，用作占卜之外，成為總結曆史、人生之經驗教訓的典籍、德義與哲理的教科書。周人的詩歌創作主要也是抒情抒誌, 不是頌神的，是自己教育自己的教材。《尚書》亦是崇尚人自己的政治經驗教訓的表現。從“神權”下的解放,是人崇尚思想自由的最早表現，這避免了歐洲中世紀“神權”奴役的黑暗。
3、很早就推翻了貴族製統治，推翻了“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等級製。很早出現了私人辦學，出現了孔子與其三千弟子形成的新的“士階層”或集團，或職業群體，享有文化知識和自由身份，能在社會等級貴賤結構中流動。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也辦有學園。但後者不引起社會的變動，孔子的辦學則引起了社會結構的變化。這也是崇尚自由之民族性的表征。
4、很早就出現了平民居統治的政權----劉邦集團建立的政權。雖然它是專製的, 農民陷入了新的無權、被統治狀態, 但貴族世襲製作為製度被根除了。農民的暴動、奪權、反抗，此後在中國曆史上持續不斷，規模之大，次數之多，世所罕見。這有經濟、政治的原因,所謂“逼上梁山”，但“彼可取而代也！”底層人們內心總根植著的這一反抗與“取而代之”的基因，是起了作用的。這從正麵看， 就是強烈地要求“平等”“平均”的基因。
中國民族由多元構成,不斷融合與吸收了各民族成份, 因而其民族性一直在不斷變化之中，特別複雜。以上是以華夏、漢族為主歸納而成的看法。
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前言》中說：“在未來的黑暗中，人們已經能夠洞察三條非常明顯的真理。一條是，今天，舉世的人都被一種無名的力量所驅使，人們可能控製或減緩它，但不能戰勝它，它時而輕輕地，時而猛烈地推動人們去摧毀貴族製度；第二條是，世界上所有社會中，長期以來一直難擺脫專製政府的社會，恰恰正是那些貴族製已不存在和不能存在下去的社會；最後，第三條真理是，沒有哪個地方，專製製度產生的後果比在上述社會中害處更大；因為專製製度比任何其他政體更助長這種社會所特有的種種弊端，這樣就促使它們隨著它們原來的自然趨向朝著那個方向發展下去。”這種“無名的力量”,就是對自由、平等的響往。它在法國的“民族性”中植根特別強烈。托克維爾的論述，具有一般的意義。
故民族性、國民性與製度的互動關係，是很複雜的，值得人們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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