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數大了，眼前的事經常記不住，可小時候的事卻記憶猶新，隻是時間線記不準了。
大概是一九六七年秋天，我們結束了停課鬧革命，開始複課鬧革命。我印象裏就是從這時開始，大院孩子和全國各地的城市孩子一樣，掀起了一股學習樂器的熱潮。
在此之前，我們大院隻有北三樓我同學的大哥吹竹笛，他大哥是鐵西一個工廠的工人，比我們大十幾歲，其竹笛水平堪稱專業級的。每天晚上，我們在院裏玩的時候都能聽到他哥哥清脆悠揚的竹笛曲，尤其是雨過天晴的夏天，在院裏下棋或玩遊戲時聽他的竹笛是一種特別的享受。也因此我對大院的記憶總是帶著很多溫馨。他最常吹的就是這首文革時家喻戶曉的笛子曲：
等我們這些小孩子開始趕時髦學樂器時也受他的影響，大部分都選擇了學竹笛。當然，他的影響隻是原因之一，其實最重要原因是竹笛便宜，當時最便宜的竹笛隻有一毛錢。我就買了根一毛錢的竹笛跟著學了幾天，後來自覺沒有天賦，早早就放棄了。也曾想跟二樓鄰居何兵和我同學小凡一樣學拉二胡，可二胡太貴，買不起，就隻好放棄。有的孩子買不起二胡，就買把京胡拉，京胡最便宜的隻有一塊錢一把，但那聲音太鬧，招人煩。當時樣板戲還沒普及，我們大院學拉京胡的幾個人沒一個學出來的。
那些天放學回家，吃完晚飯後，院子裏就響起各種刺耳的竹笛聲，以至於我同學大哥都不願意站陽台上吹笛子了。有和他熟悉的孩子想拜他為師，他基本不教，很是看不上這些瞎起哄的孩子。當時全院孩子裏學竹笛的不下幾十人，可真正學出來的隻有我鄰居小哥憲立。憲立哥大我兩歲，很文氣，很懂事，也很有音樂天賦，他兩個姐姐也都有文藝天賦，家風如此。憲立哥學竹笛非常認真，進步很快，單吐、雙吐，甚至三吐都很快掌握了。到六九年年末或七零年年初，憲立哥跟著父母下放到朝陽前，已經能吹很多當時的流行笛子曲了。
下放到朝陽後，小哥曾給我來過信，我現在還記得他信上的話，話中帶著一種滄桑和宿命的味道。他在信中說：以前我總是羨慕高幹家的小樓，到了農村後才知道，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在暖和的屋子裏睡個好覺。朝陽冬天很冷，農村的房子不嚴實，有的四處透風。我想小哥剛到農村時沒怎麽睡好過，心情一定很抑鬱。艱苦的生活會壓低人的幸福閾值，也會壓縮人的欲望，讓人容易知足。
小哥在農村沒什麽說得來的朋友，所有的閑工夫都用來學笛子，這也成了小哥的精神寄托。後來，小哥又跟二姐夫學會了長笛，水平接近專業級。在農村最寂寞的幾年，是小哥笛子技藝長進最快的時期。音樂學院恢複高考後，小哥報考了長笛專業，成績排第四，遺憾的是那年沈陽音樂學院隻有三名長笛名額，小哥與音樂學院失之交臂。
可小哥的音樂學院夢並沒有熄滅，後來在他女兒的身上實現了。她女兒從小就學鋼琴，後來考進沈陽音樂學院鋼琴係，畢業後留校當老師。可能覺得鋼琴專業太普及了，沒什麽獨特性，後來他女兒又轉學古箏，老師是上海音樂學院的。為了讓女兒學古箏，小哥每周陪女兒飛上海一次，小嫂子賣服裝賺的錢都交了女兒學費。功夫不負有心人，現在他女兒是音樂學院為數不多的古箏老師之一。
文革時的革命歌曲，我最熟悉的就是《鐵樹開花》，這全因為我家樓上的王宏偉每天都拉這個小提琴曲。王宏偉也比我大幾歲，表情嚴肅，沉默寡言，學什麽都很認真。從他一開始像鋸木頭一樣鼓搗那個小提琴，到後來完整地拉出《鐵樹開花》大概不到一年時間，我覺得進步飛快。據說他家幫他請了一個專業老師，那時能買得起的小提琴的家庭不多，能請到專業老師的更是鳳毛麟角。他家就他一個孩子，所以生活水平遠高於我們這種孩子一大堆的家庭。直到現在我依然覺得這首小提琴曲非常好聽，是文革中的佳作。
幾個學二胡的發小，後來都算沒辜負家裏買的二胡。二樓鄰居何冰，一樓發小小虎和南三樓的同學小凡後來二胡拉的都很好，都成了學校和單位的文藝骨幹。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那段時間是下放前大院最幸福的時期。夏天的晚上，幾個學各種樂器的發小們會湊在一起，來一段合奏。等到下放後，院裏就開始冷清了，經久不衰的隻有何冰的二胡聲。他最得意的二胡獨奏就是《賽馬》，這也是文革時的神曲之一。
而我同學小凡在下放前每天必拉的曲子是有點悲悲切切的《聽媽媽講那過去事情》和《二小放牛郎》，這和他當時的心情很契合。
我後來對吉它著迷了一段時間，是因為何冰的一段情緣。這個故事留待以後再講。我的吉他是跟西二樓的小馬學的，小馬家裏就倆孩子，他上麵有個姐姐，那時已經工作了，所以他家有錢買得起吉他。吉它曲基本都是洋曲，比那些民族樂器洋派不少。我記得當時最時髦的曲子是《紅河穀》，我學的第一首吉它曲就是《紅河穀》，還有印象的則是《燈光》、《小路》這些俄羅斯音樂。我其實是在插隊前那半年跟他學的吉他，沒想到這點本事插隊後還真派上了用場，使我得以混入冬天的文藝宣傳隊，享受幾天不幹活可以拿工分的日子。
以前我一直以為我對文革時的一些音樂的喜愛是一種懷舊情緒，也隻有我們這代人才會覺得文革時的音樂好聽，後來知道不是這麽回事，我們的下一代八零後和九零後，也有很多喜歡這些音樂的。這說明，好的音樂是能夠超越政治，穿越時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