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女幹這個詞很敏感，不宜亂用。因此，就專門限定在抗日戰爭時期投靠日本人，幫助日本人侵略中國，殺害中國人的中國人。這樣應該沒有什麽爭議。
這些漢女幹的產生其實跟所謂的大一統思想有點兒關聯。也就是說，有大一統的思維基礎，就會有漢女幹的現實，尤其是在日本侵華時期。
為啥？
因為政治上的大一統反映的是大一統思維。中國人的思維是在貌似無序的多單位互相作用中產生意義。這意味著，構成整體的單位的互相作用是自由的。在語言中的單位是，思維中的單位是，群體中的個體也是。
這個特征在對比漢語與西語的差異時體現得特別清楚。
可以說，這種意義生成機製就是基於對無序單位進行統合。因此，它就具有了兩麵性：整體的大一統（統合）原則與個體的充分自由（沒有各種具體形式限製）原則。
在政治上，不同的個體構成整體，不同的整體構成局。而整體是個體互相作用形成的；局中的老大是不同整體互相作用產生的。局中的整體互相作用是意思生成的過程，也是政治鬥爭的過程。
在這個意義上，整體秩序必定是大一統的整體作用的結果。反過來，產生這種整體機製的個體又必須充分自由。
這與漢女幹有什麽關係呢？可以反著看：
如果所有中國人都被一個勢力大一統了，那麽就不會有漢女幹。而中國有，這說明中國人沒有被一個勢力大一統。這說明個體或者部分中國人個體有自由。
中國人個體有自由就要成為漢女幹嗎？當然沒有這個道理。
而之所以這些有自由的中國人個體成為漢女幹，又是因為他們還在大一統思維機製中：他們還是要通過依附來保障自己的利益。
日本侵華時期的漢女幹的產生其實是兩個老大的反映，中國是其一，日本是其二。如上所說，日本勢力之所以能成為中國人的選項，正說明有些中國人有相當大的個體自由。他們並沒有什麽忠君報國之類的群體利益導向的思想（同時，也是這樣的人容易反感以族群為取舍標準）。對這部分人來說，中國傳統的老大對自己的老大地位的維持（政治與思想大一統的宣傳與維係）策略是失敗的，沒有取得成為漢女幹的這一部分中國人的認同；這也意味著，對大一統的強調本身或許就證明中國人有“不受統”的特質。而這些人，無論在有一個老大，還是兩個老大，還是沒有老大的情況下，都是“自由”的。他們從來不曾真正地認同任何一個絕對信念，老大可以換，信念可以換，自己的利益不能換。統治者怎麽吹捧大一統也沒有用。
於是，日本強大，有些中國人就認為日本會成為新的老大，真正的老大，於是就成了族群標準下的“漢女幹”。其實他們並不是，因為他們從來也不是“漢忠”。
這部分人的存在，也與漢語的結構特征有關。個體總是相對自由，總是在等著向整體意思（現實中就是最大勢力）靠攏。
這就涉及到另一個思想，就是天與天命觀。有天命觀念的人比較容易認同公平的老大，而沒有的，則更容易認同利益或者勢力的老大。這樣，有天命觀的中國人向公平的老大看齊；沒有天命觀的中國人就隨時期待向勢力上的老大看齊。同樣有意思的是，也正是這部分向勢力老大看齊的人對中國哲學非常反感。本能性地抵觸。大概是因為中國哲學講天命講得太清楚，明白了就會強壓製這種勢力本能。
因此，大概可以這樣講，中國的大一統思想雖然成為漢代以來的政治主導意識，但天命觀卻從來沒有成為唯一原則。任何時代都有相當多的中國人享受著天命以外的“自由”。他們服從大一統的格局，隻是因為服從這個老大能讓他們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同時有多個老大，那麽他們的自由就會充分體現出來：他們隻選擇自己的利益的“大一統”，沒有天命，沒有群體認同。而這種利益導向的“大一統”，在他們倒向其他強大勢力的時候依然表現得非常清晰：他們用大一統政治思維來反對他們反對的思想與行為。二鬼子對中國人的手段與中國劣等腐壞官紳沒有什麽差別。
俺推測這是日本侵華時期的漢女幹產生的根本機製。
而這個機製的存在，則不限於任何具體時期。
草成，朋友們將就著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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