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子--西史辨偽係統進階、普及讀物之《大回環》係列：
近代科學思維的兩大特征是形式邏輯體係和試驗觀念。形式邏輯體係正是以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學》為基礎。物理學的奠基：以亞裏士多德的名義，開創了物理學。初步提出以物質運動及物質本原為研究對象以形成一門獨立的自然學科。
可以看出亞裏士多德作為“上古希臘哲人”所凸現的非凡價值和影響力，所以最後亞氏成了百科全書式的超人，幾乎可以對所有的學科進行奠基。而最初把“亞氏”炒作為上古之最的，這啟動之功就要歸於其阿拉伯之源已經醞釀了幾個世紀的理論準備，要歸功於阿維洛伊、阿維森那等阿拉伯學者，在科技、思想、哲學等方麵的把東方文明“集大成”式推進。
這也反過來說明，正是因為亞氏的作品缺少權威的版本和書目，才給這種隨意“偽托”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廣闊的市場，從而累積數百萬言甚至更多軼失在他的名下。對比於我們孔夫子同樣的權威和最有學問的上古大家，數千年在中國也沒有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宣稱新發現了他的著作。
此時，一個進一步的疑問就產生了：這樣大批量地托偽亞裏士多德，在中世紀的後期，難道可以簡單解釋為“僅僅是個人化行為”嗎？
還有一連環之詰問是： 西方其時為何不正本清源，用正常的方式去引進外來文化，去革除自己枷鎖和積弊，而要製造一個立不住的古希臘文明的“神源”？“偽托”一個亞裏士多德這樣的“神人”，去打造一個這樣漏洞百出的千年“神話”呢？
這個連續的追問的答案其實很簡單： 這就是“托古”的力量，西方正是這樣憑借如此，才成功地取得了“托古改製”，實現了現實的千年蛙跳跨越。而所有“新神”的製造都是源於初始為了對抗“舊神”之必需，曆史本來麵目的錯訛在一開始就已鑄就。
那我們就來進一步回溯，看這場“造神”運動更深層麵的社會和曆史緣起。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seudo-Aristotle
(偽亞裏士多德是哲學或醫學論文作者的通稱，這些作者將自己的作品歸因於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或者其著作後來被其他人歸因於他。這種被錯誤歸因的作品被稱為偽作品。亞裏士多德語料庫一詞涵蓋了亞裏士多德的真實著作和偽著作。)
意識文明和物質文明是相互能動作用的。意識文明的生產即人類知識的生成過程，知識的生產則可以大輪廓地劃分為以下幾個裏程碑：
語言產生
→文字產生
→詞匯量豐富的文獻產生
→紙張出現
→印刷術出現
→電腦及網絡出現
古希臘文明史的記錄正是在這幾個大裏程碑上，出現了生成的悖謬
古希臘文明代表性人物的著述，發現一些共同的超常特點，如下：
1.文明初起之時的口語化鴻篇巨製。
2.原稿皆灰飛煙滅，版本流傳路徑無跡可循，多屬千餘年後重獲。
3.這些作者都可留下長篇的著述，自己的生平卻很少有確切的隻字片語，皆不太可考。
醫學家
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0？傳世約30萬字）
此曆史大輪廓導致了以下悖謬矛盾：
1.文字生成悖謬——沒有足夠的生成時間
教科書式的曆史信息 古希臘從公元前800年借用腓尼基字母，幾乎同時就開始產出《荷馬史詩》，不到300年就遍地開花地進行鴻篇巨製地寫作。注意，公元前800年時是借用字母，兩者字母表實質迥異，才剛開始產生單詞。
和中文的生成過程比較 從可以簡單記錄到口語化寫作，中文的演化時間大於2500年，而從理論上分析，表音文字這個過程應該更複雜、更費時，原因是：
（1）字母到單詞是兩次生成過程，先生成字母，穩定字母表後才可以讓單詞慢慢趨於穩定。
（2）表音語言對於時間、空間兩個維度的不穩定性，沒有標準化的組織和工具的情況下，很難鎖定積澱。
（3）表音語言的語法複雜，需要更多的時間慢慢建立。與同是表音的英文生成過程比較：英文也是公元5世紀借用拉丁字母起始，字母表的穩定至少花了600年時間，用了900年時間方可翻譯聖經；英文標準化是經過了至少1200年（直到約1750年穩定），在傳入的紙張和印刷術（1494年傳入英國）的幫助下，“火箭”式推動才完成的。
2.詞匯量生成悖謬——詞匯量無法生成
先可定性地粗略分析一下支撐百萬字著述所需要的詞匯量支持：
和英文類比 以英文為母語者的中等水平，單詞量要在兩萬到兩萬五左右才可以自由化寫作。要想進行百萬字的亞裏士多德百科全書式寫作，沒有個三、五萬的詞匯量無法完成。英文是依賴字典完成詞匯量的積累和標準化。
和中文對比 中文的著述門檻遠低於英文，3500個常用漢字就覆蓋了現代出版物用字的99.48%，用1339個不同的字寫出《論語》，小學生常用漢字表約2500字。
為何如此？因字母文字不可避免地都會陷入詞匯量巨大。字母文字的最小語言單位是字母，以單詞來對應萬事萬物，字母單獨無含義；而表意的中文最小單位是字，單字便具意涵，固定數百或上千的常用根字即可進行文字記錄，海量詞語可由二、三、四的根字排列組合逐漸生成，無須死記。
進一步用邏輯嚴密而簡明的數學語言來對比闡述如下：從漢字到詞可以看作是二維圖像信息的組合對人腦產生的理解反應，漢語根字數量合適，正好在個人記憶的能力範圍之內，其組合能力無限，表意能力亦無限。相比而言，字母文字的字母表不可太大也不可太小，太小意味著造詞能力有限，字母需要大量重複使用，單詞長度增加，才可造出新詞，就會記憶困難；太大意味著複雜度增加，同樣記憶困難。字母因為簡單，圖像的信息量小，外形上易於相互混淆，對字母表的大小形成了製約；字母表固定後就是這少量字母的單維度地線性拚接，不具備漢字根字幾乎可自由拚接造詞的二維組合能力。總之，字母文字字母量少且不具意涵，作為表意基本單位的單詞，在生成上比漢語的字詞多了一個層次，而表達能力上少了一個維度，從而易碎片化；直白而言，漢字的根字集合比西文的字母集合，具備更強的表意能力和更好的詞匯組合、擴展能力，也具備更優的學習曲線，更不用說漢字在千年傳承中不依賴發音，在時空上所表現出來的超強穩定性。
以上數個因素綜合起來，注定了字母文字詞匯量驚人。另外就是較漢字相比的穩定性問題，因為表音，受個體發音器官和習慣所限，口音各異，需麵對時間和地域兩個維度的流變，進一步造成鎖定及規範困難。牛津詞典曆時近50年於1928年編成，共12冊，詞匯量已達40多萬。
中文的語法穩定過程時間遠短於表音的英文，走了一個從書麵文言到逐步口語白話的漸進演化之路，用表達的非精準性和簡潔來降低著述開啟的門檻，所以越早期的文言，多義性越明顯，釋讀越困難。即便如此，中文也是借助字典才得以完成字詞的累積和規範化。西方表音語言的口語化著述，一上來就聲稱可追求和口語等同的精準性和表達的豐富性，這會是一個很高的衍生門檻，曆史演進的真實過程為如何，後文在綜合分析以後，將對此進行更多的探討。
此時可以得出一個公理化的結論：超過數千以上的詞匯量，就超過了普通人可以記憶的極限，不借助類字典式的標準化和流通，口語化百萬字著述要麽無足夠詞匯量寫成，要麽寫成了也無法流傳，或者無法達成社會化普遍理解，也就失去了其產出的社會基礎。
詞匯量所需的生成和鎖定時間遠遠不夠，而字典類辭書，是自由化口語鴻篇著述的必然產出和必需工具。不僅拚寫，讀音、詞義皆需要字典標準化才可穩定，表音語言還麵臨複雜的語法標準化問題。沒有標準化過程，就無法實現社會著述和研學的普遍化，更無法跨越數千年進行釋讀和傳承。
3.口語化著述的詞匯累積和標準化關口——字典生成悖謬
字典作為表征及鎖定整個社會知識的詞匯集合，是鴻篇著述的剛需，一旦出現將被無數個體攜帶，不可能集體失傳。而曆史所載的希臘文字典是在16世紀，有了紙張和印刷術之後才出現的，比拉丁、法、英、德文強不了多少，它們都是集中在16—17世紀才問世，英文則到1755年才有真正意義的《約翰遜英語詞典》。
古希臘塑造了一堆的“某某之父”，唯獨忘記了“字典之父”，更無字典或相關記載傳世。
對比分析中文字典、梵文字典、拉丁文字典、英文字典的生成過程和各階段的詞匯量收集情況，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支持口語化寫作詞匯量的字典，都經曆了千年的演化。
（2）字典是表音文字口語化寫作固定詞匯形、音、義必須通過的集合點。
（3）廉價的書寫載體（紙張）是字典產生的前提條件。
故而，在沒有字典工具的情況下，古希臘的鴻篇巨製是如何寫作完成的？是如何在當時的社會流傳的？如此多的詞匯量又是如何傳承學習的？失傳2000多年後重獲又是如何被準確地釋讀的？這都是字典的生成悖謬。
4.個人著述能力悖謬
中西橫向對比：從前麵表格就可以看出，古希臘的個人著述能力已經達到中國明清時代的水準，且是突然爆發，沒有漸進生長過程。
西方縱向對比：古希臘的個人著述能力超過古羅馬，遠勝於中世紀，某些突出的個人如亞裏士多德，甚至達到了當下電腦時代的水平。
5.社會整體文明（著述能力）倒退悖謬
古希臘“早熟”的著述能力帶來一個無法解釋的社會演進困窘，其隨後的羅馬及中世紀是退化的，在文藝複興時期才恢複到了古希臘的水準。更具體的矛盾是：借助公開的英文字典的收詞量記錄，時至1582年，理查德·馬卡斯特收錄的詞典Elementarie中，英文的書寫詞匯量還隻有8000個左右，1668年，由威廉·勞埃德（William Lloyd）再次收錄時還不到12000個；此時的地中海文明圈，還沒有進入公元前5世紀希臘人口語化、鴻篇巨製的自由寫作狀態；故此，幾十年後的1687年，牛頓在進行其科技論文《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寫作時，還在拉丁文和英文的使用選擇間徘徊。拉丁文的發展顯然是早一點，但其字典的最早記錄也是晚至1286年才出現，是由約翰內斯·巴布斯（Johannes Balbus）編纂，一本詞匯量極少、簡陋得難稱之為字典的聖經閱讀輔助詞匯表——《天主經》（Catholicon），真正具意義的拉丁文字典是1502年才發行的《安布羅吉奧·卡萊皮諾詞典》（Ambrogio Calepino’s Dictionarium），及至1532年，發行了一個更成熟的版本《拉丁語詞典》（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
如此巨量的詞匯和知識突然人間蒸發，從一個隨機、流動性的社會群體內消失，這是怎樣的一個2000年社會倒轉，經曆過飛跑又重新學步這樣可笑的悖謬矛盾!且偏偏是詞匯，除非是經曆過種族滅絕，否則不可能人間蒸發如此之文明產出物。同樣，如此多的古希臘鴻篇巨製得以“寫成”，為何卻沒有完成及傳下來更為緊要的辭書類著作呢？而且，這些巨著中也沒見任何辭書類的相關記錄。
6.承載及傳承悖謬
演生悖謬 著述能力與承載物廉價易得易用是相輔相成的，無法想象古希臘如何在莎草片這樣“是草而非紙”的原始載體上，經短短300年時間就演化出超前的口語化著述能力，曆史上其他對比記錄都在千年以上。
口語化、修辭悖謬 在莎草片如此稀罕並難以書寫的情況下，惜墨如金是自然之理，如何能支持修辭化，不吝詞句的口語化著述？詞匯量少之時，晦澀難懂、詞義變遷是自然之理，古希臘何以能沒有這個逐步成長的過程？或這個過程如果發生過，何以能不留演進痕跡，一步登天？
原稿集體遺失悖謬 人類如果能發展到古希臘如此鴻篇巨製的寫作階段，則書寫載體、書寫語言及詞匯量，特別是對於如何保存這些典籍以及版本有序地流傳就不會是一個問題，如成問題，就無法形成知識積累的正循環，無法衍生出這樣的文明形態，何來原稿“集體”灰飛煙滅？
作者生平無考悖謬 既然鴻篇巨製可以準確流傳千古，為何作者的生平及師承脈絡、學問源流卻無法同步流傳？個別或可理解，為何幾乎是所有的著述者皆生平無考？
總而言之，文獻的產出和版本留存是社會著述能力的表征，而詞匯量、書寫工具、傳承載體構成社會著述能力的三個基本要素，其發展是連續漸進、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的。古希臘原始、極弱的書寫工具和傳承狀態，無法支撐起海量詞匯的演生需要，也無法支撐起鴻篇巨製大量產出的曆史敘事。
第一個反向驗證還是通過曆史大輪廓進行回溯，歐洲社會到現在語言、文字也沒有統一，在法、英、德語各自發展，形成鼎立之勢之前，按照西史敘事依次出現的語言有：
希伯來語（前8世紀—公元1世紀）
→古希臘語（前8世紀—東羅馬陷落）
→拉丁語（前3世紀—文藝複興）
→英語（公元5世紀—當下）
為何不斷有新的語言產生和舊語言死去？這說明不管是希伯來語、古希臘語、還是拉丁語，在曆史上從來沒有形成強大的著述能力及足夠的詞匯量，不會產出多少有價值的著作，不能帶來足夠的影響力和標準化能力，這才有當下歐洲語言之現狀。或者說，以上任何一種語言，若在紙張西傳前，具備百萬字著述的能力，依賴知識係統傳承的自我影響、鎖定能力，現在的歐洲語言一定統一在該種語言之下（按：元朝推行蒙文及清朝推行滿語的失敗可見文字及知識傳承的鎖定力），而不是每次各自回到原始狀態從字母、單詞重新開始。所以，在法、英、德各國摸索各自語言文字的成熟道路之前，西方文明體係從來就沒有出現過這樣一套他們所夢想的古希臘語言文字係統。
第二個反向驗證是古希臘“引以為豪”的民主形式，有出土文物輔證的“陶片放逐法”，此陶片顯露出古希臘文字和著述的真實狀態，即還處於原始階段，否則不會用如此原始、低效的方式來行使這項最威權、最根本的國家權力。
第三個反向符合性驗證來自諸玄識和董並生先生近年的研究：一項是莎士比亞作品的產生過程揭秘，另一項就是所介紹的美國波特教授的“漢字密碼”展開說。這些曆史研究進一步地還原、驗證了紙張和印刷術在這些表音文字的海量詞匯鎖定和標準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其詞匯量的飛速擴展乃至表意功能的攝入，以增強其表達能力，這和當時漢語的輸入影響是分不開的。由此可見古希臘時代脫離這些生成條件獨自“早熟”，抵達口語化著述狀態是多麽地不切實際。
其實理解了上文的思路，對莎士比亞著作的證偽就很明了，莎著最少需要3萬的詞匯才可以寫出，而莎翁所在的時代，英文自我記載鎖定的詞匯遠遠沒到這個量級，故此，莎著隻能是後來托偽、層累之作。此法也可以推及到羅馬時代各色的鴻篇著述。
學界沿襲西方的成說一直宣稱，表音語言的口語化著述，能說話就可以寫作，不會提筆忘字，可大幅降低了西文的寫作門檻。其實大謬不然，這種口語化著述，非但不是西方能快速進入鴻篇巨製的利器，相反卻是一個桎梏；因為表意語言詞匯量的巨大，語音在時間、空間兩個維度的不穩定，在文明的早期，沒有紙張和印刷術的幫助之下難以鎖定、標準化足夠的詞匯，造成起始門檻太高而難以跨越，就無法循序漸進地演化出成熟的文字著述係統，無法進行長篇著述，繼而造成了歐洲狹小的地域，各種語言紛呈，長期文字獨立的曆史形態。實質而言，這一製約並非曆史的偶然，正是由表音的字母文字造字、造詞的基本特點和思想方法所決定的。
如此亦可解釋，在文藝複興前後，在中國造紙術和印刷術西傳的幫助之下，西方表音語言才逐漸克服了這一障礙，借助詞典鎖定了足夠的詞匯，其口語化著述的優勢才得以展開。自此，西方逐漸開啟了知識研習的大眾化，進而專業化到理論化，迎來了知識積累和爆炸的黃金時代，進入到了意識和物質文明快速迭代發展的快車道。歐洲各國的語言及著述能力都是在這一時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卻因各自為政、各自發展，使一度在少部分人中通行的拉丁文卻成為了“死亡的語言”，隨後沒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和曆史縱深來完成同一化，造成了當下語言分立的現狀。換言之，脫離了文藝複興這個時代和“四大發明”“中學西傳”這樣外部條件的輸入，去臆造一個早2000多年古希臘的口語化著述時代和科學奠基時代，是禁不住邏輯推敲的。
根據前麵的討論，至此已經由點及麵，正反兩個方向證無了古希臘的文字著述係統，無此係統就無從產生其文明的承載物——古希臘文獻，這些文獻就隻能屬於後世偽托，具體說來隻可能是出現字典前後的文藝複興時期的產物；古希臘意識文明實際處於一個很低級的原始狀態，借助物質和意識之間的相互能動性，其物質文明也難以演化到相當的高度，從而證無了西方文明史中萬般推崇卻屬全盤虛構的那個古希臘。
在本文的結尾給出幾點更一般化的、簡潔的表述和總結：
人類的知識或意識文明的發展史被文字、文獻較真實、係統地記錄下來了，這是一個在較大時空範圍內才可以衍生的人類文明成果，根深蒂固地持續對後世產生影響並留下記錄痕跡，想係統性地造假異常困難。
強大的文字和詞匯量形成的著述係統代表強大的文明，已經浸潤整個社會人群所隨機攜帶、繼承，而被雪藏、湮滅，回到原始狀態重新起步，在約2000年後被重獲是不可能發生的。
詞匯量和記錄載體發展到一定程度，對文明成果進行記錄，並作為進一步發展所必備的知識基礎，故古文獻的流傳如同文明發展的循序漸進，會構成一個近似連續遞增的數學曲線，西方的文獻存留顯然不符合這樣的數學規律。換言之：作為文明及知識載體的文字文獻，在曆史的過程中必然構成一個近似連續、遞增的數學曲線，如果不符合則涉及作偽，屬於統計學加文獻學意義之上，可歸結為“文明”的“孤本”，“孤證”不立。
《大回環（上篇）-中華文明的輝煌、迷失與複興》，2018年
《大回環（中篇）-證無古希臘古羅馬》， 2019年
《大回環（下篇）-人性政治經濟學》，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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