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與文學與藥與幼稚病之關係
這篇文章自然是脫胎於魯迅先生的名講演。他的大作快一百年，這個話題仍然值得討論。
魏晉時期加上後來的南北朝延續，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很有特色的時代。從東漢滅亡到隋朝建立，約三百六十年，承上啟下，有政治的大開大闔，有文化的多姿多彩，有思想的鉗製與反鉗製，有科技的持續發展，有宗教的融合，有藝術哲學的大繁榮。
隨著漢朝的結束儒家不再獨大，佛教繼續傳播，老莊思想開始複活，玄學成為重要的思想流派。這樣的思想和文藝繁榮此前隻在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爭鳴時代出現過。
文學方麵出現了很多流傳後世的大家，大體的脈絡可以從曹操的慷慨之歌，到竹林七賢的憤世嫉俗，到兩謝陶淵明的歸隱自然。文學的形式多了，深度增加，藝術性也大大加強。尤其重要的是，它打破了漢朝時期的儒家經學禁錮，文學的文以載道功能大大弱化了，文學成為探討內心抒發人性的工具。同時文學理論也發展成熟，出現了文心雕龍這樣的巨作。
這個現象的發生，和魏晉時期的社會狀態直接相關，三百多年裏朝代更迭令人眼花繚亂，人民長期處於顛沛流離民不聊生狀態。人處於動蕩的時候往往是創造力最豐富的時期，一旦養尊處優就容易就變成廝混終日的酒囊飯袋。同時長期分離動蕩的社會對個人的控製力減少，民眾的思想自由度增加，這對於長壽不利，對於文學卻並不是壞事。如果沒有魏晉時期的鋪墊，唐宋時期出現的文藝高潮是難以想象的，到明清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文藝的繁榮和自由程度大大減弱了。到民國時期又出現一個相對的繁榮局麵，49年後到現在基本又進入文藝的衰弱期。
魏晉時期的這麽一個景象，對後世有很多的影響。今人提起這個時代，常說的詞就是魏晉風度。大致說起來，就是魏晉時期建立在玄學思想基礎上的對強權的反抗和不屑，對人性的抒發，和對自由和自然的向往和歸屬感。具體到人的行為上呢，包括了崇尚清談，飲酒服藥，離世避俗，放蕩形骸，叛逆傳統。這裏尤其值得關注魏晉名士對孝的不屑一顧。中國的治國方略，千年來無非忠孝二字，在早期強調忠，到以孝治天下的時候，通常是要走下坡路了。從司馬晉朝以降，朝廷要殺人找不到理由的時候，不孝常是個好罪名。這一時期的孔融，嵇康就都死在這個罪名上。
後世景仰魏晉風度，和他們的個人魅力也有關。譬如竹林七賢之嵇康，高大偉岸，風流倜儻，李白頌之，說他喝醉的風姿“若玉山之將崩”。他文學，哲學，音樂，書法，皆有大成。但他真正的風骨，是寧死也不接受司馬朝廷的出仕要求。他在刑場上最後的要求，是撫一曲廣陵散。風骨如此，風姿如此，這樣的時代這樣的人才如何不讓後人為之心神飄蕩，連千年之後的魯迅也要甘心為他校勘嵇康集，還要創造出魏晉風度這樣一個詞來讚美他們。
人本質上都向往自由，雖然大多數人必須為五鬥米折腰，並不等於他們甘心做現實的奴隸。中國的文化，儒釋道，儒家是主流，代表經世致用，要入世要有作為。中國在海外辦孔子學院，不叫老子學院，或者孫子學院，並不完全是因為叫起來不大方便的緣故。釋是對死亡的解釋，以免忙忙碌碌之餘還要擔心死後無所遁。道雖然排名末尾，卻大不可忽視，它是生活方式，也是一種帶宗教色彩的精神寄托，它同樣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
魏晉風度依托的玄學上可追溯到老莊，它深刻地繼承了道家的思想，自然也繼承了煉丹的傳統。古人吃丹藥以為可以長生不老，至少也可以延年益壽。秦始皇派徐福出海找長生不老藥，今天要讓領袖們活到150歲。丹藥雖然是不吃了，但是這種信仰並沒有消失。
吃丹藥和吃中藥本質上沒什麽不同，都是以人體作為試驗台對種種不同材料的玄幻操作。譬如晉人吃五石散等藥，服藥後必得散步把藥力發散出去，否則命不保，所以有了散步一詞。散這個字也就和玄妙聯係起來。書法家林散之，未看到他的字以前光聽名字就已經感覺到仙氣撲鼻。後世人吃中藥倒是沒有了散步的要求，然而種種特殊的炮製方法，配伍的君臣佐使，還有各種玄而又玄的偏方藥引子之類，無不時時提醒著藥湯裏的魏晉遺風。
那麽這個對丹藥的向往態度到現在也沒有消失。中國人現在生病了，固然先想到的是去看西醫做檢查，但是稍有點麻煩，就有了中醫的用武之地。瑞得西偉在中國做試驗，找不到足夠的病人，因為病人都半道被挪去試驗蓮花清瘟清肺排毒湯等各種中藥組合了。
這種玄學的態度如千年老根，盤踞於中國人的思維深處。不求甚解的態度並不總是需要批評，它也是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中國人比其他民族有更大的勇氣拿自己來做實驗，砒霜，紅茶菌，綠豆，童子尿，都是可以用來做長壽試驗的。中國人吃各種野生動物，除了饞的因素以外，對從丹藥補身演變而來的食補的執念也是一個原因。
魏晉風度留下來的另外一個遺產是狷介之氣。也就是不好合作，脾氣大，古怪。這算是在強權環境下的一種勉強維持自尊的辦法，也算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古代表達，我們說的竹林七賢大體就是這麽回事。司馬昭派使者想和阮籍通婚，阮籍連醉六十日以拒之。魏晉以前也有這樣的人，但是總體而言還沒有那麽大的脾氣和架子。那麽這麽一個精神，本來是值得嘉許的，但是經過幾百年的流傳，尤其經過後來明清等時期，這個精神演變成了深刻的民族特色，阮籍的白眼一直翻到了八大山人的鳥身上。寧為雞首不為牛後也好，中國人不抱團也好，本質上都是這樣一個精神的後裔。散不但有散步成仙的含義，也不幸製造出來了一盤散沙這個副產品。從看不慣強權逐步變成了看不慣一切。
現在這個狷介之氣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隻是氣逐漸地變成了對外，對內部權力倒似乎是氣越來越小。氣往往不能隨意發散，因為百姓在強勢政權麵前是無力的，不到萬不得已之時他們並沒有反抗的意願和決心。但是氣和五石散一樣，長期不散發出來是要死人的。魏晉名士們除了散步，還可以喝酒或者寫點詩詞歌賦。現在時代變化，詩歌不幸式微，不過又有了個美國可以替代它的位置。隨著氣的增加，我們看到除了遍布的酒廠之外，拿美國來抒發的越來越普遍了。
從老莊到魏晉名士一路下來，對自然狀態的追求，對不拘泥形式的瀟灑的願望，混合著對長生不老的靈丹妙藥的幻想，中國人的心態始終在出世入世之間徘徊。儒家始終是主流，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從謀生的角度，入世是必須的。但是雖然入世了，內心深處始終有逃離的欲望，所以中國人對入世規則的遵守程度比較低。竊書不為偷，竊知識產權更不算回事。出世也好入世也好，在中國人的內心深處，永遠都有一個還沒去過的桃花源在等著自己。
因為這種心理，中國人對風度這個詞看得很重。吵架的時候，他們並不一定在乎對錯，風度是更重要的。大喊大叫有理也屬於無理，姿勢好看比準確度更重要。魏晉名士大多是弱者，多數的結局是被殺或勉強偷生，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後世想象中的景仰對象。寬袍大袖披頭散發捫虱而談，都是風流之至的行為。中國人通常不太講究儀容，除了財務的現實原因，大約也和這種風氣有關。東亞大約受中國文化影響太深，美國大學裏的日本韓國學生頭發亂糟糟一團跑來跑去的並不少見。
因為這種欣賞玄妙，風流，瀟灑的態度，中國人的行為獨有了一種特別的童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頭上插的幾朵野花，可以和廣場上一群成年人跟著兒歌跳小蘋果一樣的自然。中國畫愛寫意，人臉幾不可辨，古代的畫影圖形捉拿逃犯想來隻是個心理威懾或者交差的應付。明清小說隻是講故事哄人來聽，並不以寫人性為目標，所以它的最大成就是章回體，用下回分解把人拉住。這種兒童似的思維在千年的波瀾裏幫助中國人保持了內心的希望和寧靜，但是在進入工業社會後也構成了挑戰。賽先生在中國，往往會遇到額外的阻力，因為科學是童真的反對黨。而德先生的困境就更大些。兒童總是懼怕比自己強大的力量，他們對抗的辦法是以想象力來解決問題。民主的製度對中國人來說並不比自己的想象更有力量，所以我們時常看到樂觀而不實際的期待。這種期待和想象，在日常生活中，是對養生進補玩鳥盤玉搓核桃鬥蟋蟀的熱衷，但在涉及到政治這種嚴肅問題的時候，就完全地體現出其危害性。中國人對共產主義的接納顯然和這種玄妙的期待有天然的親近，天下大同是儒家的目標，也是中國人精神的桃花源，在這一點上儒道是相通的。
這種幼稚的思維方式導致中國人經常不能用認真的態度對待問題，他們對科學本已是模模糊糊得過且過，又把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帶入了政治生活。譬如對待政府，沒到萬分緊急的地步，中國人總是采取忍耐，總天真地想象當政者可以自己改良而不傷筋骨，而對政府的反對者，竟往往不自覺地排斥，以為其有失分寸和風度，甚至於上升到愛國的高度。中國曆朝以暴力革命收場的緣由，當政者自然不肯進步，儒家隻知以忠孝治國，同時百姓這種清流態度也是推波助瀾的合力。這是中國和西方很大的區別，西方的態度是，人是不可信的，權力更不可以信任，政權隻有在監督下才能有效運作。中國人並不是不懂得這個人性，他們和個體打交道的時候是很明白的，他們極其擅長於對人的警惕。一旦對象變成政權，他們的心態馬上就變了。對這種幼稚病的形成，曆朝的高壓政策有大的責任，從思想淵源上除了儒家明哲保身的教導，實在和魏晉風度之影響也有相當的聯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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