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曆史上看，各種製度都創造過自己的輝煌。古羅馬那種混合了奴隸製和精英共和體製的製度讓羅馬輝煌了四百多年。中國部落式的君主禪讓製也讓中國創造了三代良政的輝煌。文藝複興時期的佛羅倫薩是美帝奇家族的僭主製度，可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的共和製度一樣創造了各自的輝煌。甚至連奧斯曼帝國那種政教合一製度也創造了奧斯曼帝國的輝煌和經濟文化的大發展。所以，對製度要有開放性思維，不可迷信。
法久弊深。我對南懷瑾這這句話深以為然。任何製度和治理模式都有輝煌和衰落的時候，輝煌是因為適合，衰落則因為不適。所以，沒有什麽最好的製度，隻有最適合的製度。現代西方民主製度也是為了適應工業革命的發展而建立起的政治製度，但現在西方民主製也在遭遇挑戰。至於上世紀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可以說還在摸索中，蘇聯那種教條主義的僵化的社會主義製度已經被曆史淘汰。所以製度本身是一個實踐產物，主要是一個為治理服務的工具，並不隻是某種價值體係的產物。這個亨廷頓看的比較明白，他始終將體製與治理效果相聯係，而非單純地與意識形態相聯係。
那人與製度如何互動才能保持製度的適應性呢？我認為，保持製度的活力的關鍵不是教條主義的死命維護這個製度，而是能審時度勢、不斷改革所實行的製度。思想有慣性，製度也有慣性。能意識到這個慣性，不刻舟求劍，而是實事求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對製度慣性進行遏製和改進，是活化製度，讓製度為治理服務的關鍵。
這就回到那天我和立討論的問題上。我那天用了一個製度的變化張力，有點詞不達意，其實我以前用的是製度的彈性和剛性，那天一下沒想起來，就胡亂寫了一句。今天早晨看到一篇文章，用的是活的製度和固化的製度這個術語，又激活了我的思路。借此與立及感興趣的朋友一起深入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到底是製度本身重要，還是製度本身的可塑性重要呢？我的看法是，製度的可塑性，也即製度的彈性更重要。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缺的製度，所以，製度如果固化和完全剛性，比製度本身的缺陷更可怕。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對經濟製度保持開放性和彈性。在政治製度上，一開始改革的呼聲也很大，可自蘇聯解體後，這個呼聲就弱了很多，但並沒有關閉大門。事實上，如果與改革開放之初比較的話，中國無論在經濟體製上還是政治體製上都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因為很多務實的改革拋棄了意識形態的束縛，致使中國今天的製度變成了四不像。沒人能清楚地描述中國的體製和國家性質。不管是特色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都不足以充分描述當今的中國。即使共產黨自己也沒有創造出新的話語來描述當代中國。
製度改變是為治理服務的。如果秉持這個理念，對習近平上台後的一些政治舉措和對國家主席任期製的改革就不會那麽憤憤不平了。製度的彈性不止表現在一個方向的改革上，也表現向另一個方向改革的可能性。一個方向的改革那是改革剛性，路徑依賴或曰改革政治正確。這其實不符合波普爾所言的改革的可逆性。習近平的專權是吸取了上兩屆九龍治水，集體領導等於集體不負責和山頭主義的教訓，所以專權從治理的角度看，也有其合理性。另一個例子是始於江澤民時期的村主任直選，實驗了很長時間，也引起了很大爭議。因為普遍出現的賄選，導致農村治理流氓化和家族化，最後不得不叫停，並停止向上一級政府推廣。現在村一級改革主要是致力於糾偏，但村級民主治理的輿論空間並沒有封閉，各種討論依然可以見著於網上和書籍中。有人提出村一級民主改革應該由選舉民主向直接民主轉化，我覺得這個思路很有道理。
民主製的主要功能是防止獨裁，可為了防止獨裁而付出過大的行政效率成本是否合適也是值得探討的。我比較憂慮的是美國的體製改革可能性，因為美國製度剛性太強。別說製度無法改革，即使是單純的政策性調整都難以實施。奧巴馬奮鬥了八年，上台前宣稱的改變沒有多少兌現的，隻出台了一個醫改還被特朗普一上台就給廢了。這其實也是美國的體製之累。總統在對內事物上權力有限，各州治理基本獨立進行。加上三權分立，總統隻有三分之一治理權。加上兩黨政治鬥爭的極端化，使得國內任何議題都很難取得共識。這次抗疫，美國的這個製度性弊病就充分暴露出來。國家沒有統一的行動，各州自行其是，疫情政治化。總統就像個新聞發言人和半個後勤部長，對各州如何抗疫隻有建議，根本無權插手。這是造成美國抗疫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當然，這不是美國一個國家的問題，整個西方國家都或多或少有同樣的問題。這讓人們看到，民主製也有治理盲點。當然自由主義文化也是原因之一。
因為堅持小政府的自由主義理念，美國的經濟比西方其它國家更具活力，也更具創新性。同時，美國貧富差距也是西方國家最大的。事物都有兩麵性，就看你看重哪一麵。富人要自由，窮人要平等。都有各自的道理，可國家和社會不能因此而撕裂，必須有一個合適的平衡。這就是政治家要做的事。如果政治家隻站在富人的立場上，那就會強調自由而非平等。如果是站在窮人的立場上，就會強調平等而非自由。這其實也是美國兩黨和所謂的左右之爭的根本所在。
反觀中國，雖然這次抗疫一開始出現混亂和地方瞞報的事情，但中央政府介入後，其迸發出的高度組織力和動員力讓世人驚歎。中央政府的統一指揮，全國一盤棋的集中力量打殲滅戰，讓一場差點失控的疫情被控製在武漢和湖北地區。這不能不讓人從另一個角度看待中國製度，即應對緊急狀況的能力。其實，與毛時代比，現在的社會動員力和組織力已經弱化了很多。但也正是因為這個弱化，增加了經濟的自由化程度，繁榮了中國經濟。
中國雖然在西方眼裏是個專製獨裁的國家，但中國今日之專製與毛時代比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如果一定要以西方民主製為參照物，你隻會不滿，而看不到進步。中國被西方和國內民主派詬病最多的就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因為文人精英最在意的就是表達權。然而，對廣大的體製外勞動者來說，他們最關心的未必就是言論表達權，因為這個表達權本屬文化精英的特權。他們更在意的可能是對所在單位領導的監督權和反抗權。我覺得這是中國今後民主改革的主要方向。如何讓企業員工（包括國企和私企）有充分的民主權利，有製度保障的免於不公平對待是中國實質性民主化的重要一麵。當然，對各級官員的監督更為重要。中國文化有以吏為師的傳統，官員隊伍的素質和道德水平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所以Y兄說的修身很重要。製度也是靠人運行的，製度和官員隊伍是保證善政和一個有效率的政府的兩個車輪，缺一不可。
在體製改革上不能形成改革政治正確，要允許試錯，也要允許改錯和對改革的反思。其標準則是社會治理效果。不知道所謂的治理現代化包括哪些內容，我認為最重要的一條應該是允許改革開倒車。不允許開倒車，而是堅持一條道走到黑的改革，不是實事求是的，也不是科學的，而是意識形態主導的改革。
總之，保持開放性的思維，開放性的改革態度，實事求是，以有效治理和人民滿意度為目標的改革就是好的改革，反之則是壞的改革。讓體製永遠處於改革中，是體製進化的保證。
先寫這麽多，拋磚引玉。我的思考肯定不成熟，盲點很多，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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