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戰略模糊性與澳大利亞的台灣問題

“如果美中因台灣問題爆發戰爭，澳大利亞會怎麽做？” 現在是一個必須公開、慎重解決的問題。在九屆總統政府中，“戰略模糊性”促進了地區穩定。現任拜登政府的反複無常讓人們對“戰略模糊”作為遏製台灣戰爭手段的有效性產生了懷疑，因為美國專家、將軍和政界人士大聲預測未來三到五年內即將發生衝突。

1954年金門危機後，“戰略模糊”表現為“雙重威懾”。美國的邏輯是走極端，讓北京和台北都無法全權委托。無論發生什麽，保衛台灣都會為獨立宣言開綠燈。另一方麵，如果解放軍攻擊台灣，美國則沒有采取行動。“戰略模糊性”有中文翻譯，也是北京熱衷分析的主題，但這不是中國的政策。北京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尋求影響力。台灣問題的“保留”成為中美邦交正常化和建交談判的一大亮點。

毛澤東告訴基辛格，如果美國“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非官方關係可以容忍“一百年”。基辛格承認自己的“國內情況”，包括國會反對與台灣繼續某種形式的非官方關係，因此需要北京的寬容。盡管仍擔心台灣扮演美國“不沉航母”的角色，但北京對繼續軍售問題“保留”。毛澤東很坦誠。美中之間的正常關係是“大問題”，即世界和平。台灣作為“一個十幾萬人口的島嶼”，是“一個小問題”。雙方都預計美台軍事關係將逐步結束。1974 年 11 月 26 日，基辛格向鄧小平再次保證，美國與台灣的防務關係不是“無限期維持的問題”。他認為，“……承認行為本身就會改變[我們與台灣的關係]的性質，因為你不能與一個國家的一部分簽訂防禦條約。”

1978年12月，美國在接受美台斷交、廢除《美中華防衛條約》、美軍從台灣撤軍三個條件的情況下，最終確定了建交。1982年8月17日，裏根總統加速簽署中美第三次公報，重申最終將逐步停止軍售。與此同時，國際上承認“一個中國”的進程也在繼續進行。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 180 個聯合國成員國通過條約認可了這一做法，聯合國也擺脫了台灣代表中國的荒謬謊言。

2001年，喬治·W·布什收回了美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台灣的聲明，“戰略模糊性”被暫緩作為政策。但布什拒絕將中國視為“戰略夥伴”，將“中國威脅”放在首位，並增加對台軍售。特朗普上台後，“戰略模糊”的地位再次被削弱。包括前國務卿喬治·蓬佩奧在內的一係列批評者主張美國徹底承認台灣的主權。

美國對中國經濟成功做出回應，聲稱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已轉變為一個侵略性大國，現在有能力攻擊台灣。然而，習近平在2019年1月2日的台灣講話中宣稱，海峽兩岸人民“是一家人”。習近平闡述道：“一個民族的靈魂是由它的文化塑造的。我們大陸和台灣有著相同的根源、文化和民族認同。” 習近平將“一個中國政策”稱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聲稱將“和平複興”與“和平統一”結合起來將有助於構建“全球命運共同體”。

那麽，中國為什麽拒絕在台灣問題上避免使用武力呢？中國繼續主張“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太可能向自己的“家人”投下核彈。這既不利於民族團結，也不利於“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拒絕廢除常規武力並不是什麽新鮮事。習近平在拒絕的同時提出警告：“我們不放棄使用武力，並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擇。這是為了防範外部幹涉和……“台獨”活動。它絕不針對我們台灣同胞。”

中華文明的“複興”提醒我們，中華國家是一個寧戰不戰的文明。它頌揚儒家的“仁”為“人性的基本特征”，頌揚和諧共同體理念中的共同人性。毛澤東譴責儒家思想否定階級鬥爭，而習近平則主張互惠、平等、互學互鑒，反對欺淩性的單邊主義。在談到“中國大道”時，他拒絕排他性的文化優勢，支持文明之間的互學互鑒。習近平指出：“……文明多樣性是人類進步的基石。”

澳大利亞對於習近平的實際政策洞察力以及澳大利亞自己正式承認包括台灣在內的“一個中國”的條約持什麽立場？中國違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行為被誇大了。人們常常認為中國人希望按照自己的形象創建自己的世界秩序。澳大利亞政策是否充分探索了中國政策和戰略的優勢？所謂“莫裏森主義”則相反，主張印太地區的“聯盟弧”是澳大利亞維護地區穩定與和平的唯一現實選擇。

中國的戰略更傾向於真正的“夥伴關係”，而不是“聯盟”，“聯盟”預見戰爭，同時限製在昨天的大國政治結構中較弱、被剝奪權利的國家的主權獨立。遵循鄧小平“與大家交朋友”、“不結盟、不打牌”的號召”，習近平主張“結伴而不結盟”。他呼籲各國“培育基於對話、不對抗、不結盟的夥伴關係”。這與“莫裏森主義”的主旨形成鮮明對比。前總理莫裏森和他的傳教士同伴、前國務卿邁克·蓬佩奧拒絕接受認為所有國家都是好的“相對主義”。莫裏森采取了不合時宜的權力平衡遏製手段，而中國作為一個叛逆的、根深蒂固的、非法的威權主義國家，被置於與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無可救藥的對立麵。

在澳大利亞，在 AUKUS 和四邊安全對話中與美國關係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人們開始重新考慮，甚至口頭上表示反對。北京對於推動“太平洋北約”的危險的看法被忽視了。7 月 9日，保羅·基廷（Paul Keating）——從不樂意受愚弄的人——斥責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是一個“大傻瓜”，因為他主張北約擴大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活動。他堅持認為台灣是內部“民事問題”，並正確地指出：“我們與台北沒有結盟。堪培拉沒有一張與台北結盟的文件。” 無視基廷，阿爾巴尼斯總理維爾紐斯 北約 7 月 23日聲明將烏克蘭的鬥爭與台灣問題聯係起來，這是北約捍衛印太地區基於國際規則的秩序的倡議。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校長朱莉·畢曉普 (Julie Bishop) 在 2023 年 7 月 26 日的全國新聞俱樂部巡回演出中同意外交部長黃英賢的觀點，即台灣戰爭將是一場災難。她希望澳大利亞扮演美中對話者的角色。除非澳大利亞修正其對華政策，否則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作為真正的對話者，澳大利亞能否在建立聯盟並質疑其對中國的條約義務的同時進行調解？中國並不是要建立自己的世界秩序！它牢固地紮根於現有的基於規則的秩序，強調聯合國集體安全範圍內平等主權國家之間的相互尊重和互惠。澳大利亞的政策應該明確、坦率地履行其確認“一個中國政策”的法律承諾。戰爭和對中國國家合法性的否定，

習近平支持包容性、非戰爭性的方針，“各國應建立對話、不對抗、不結盟的夥伴關係”。遏製優先於接觸嗎？莫裏森的“聯盟弧”需要被否定。中國人並不真的想在台灣發動戰爭，他們想要建立自己的國際秩序的說法也值得懷疑。將北約推入印太地區損害了中國的信任。推動中國走向戰爭不符合“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乒乓外交五十年後，一些人仍然在尋找“床底下的紅色分子”，而不是與世界上最複雜的文明之一接觸。或許，台灣隻是“小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夥伴關係”本質上並不是一個壞主意。與其回到一種病態的二元狀態，削弱對日益危險的地區和國際危機的強有力的多邊反應，不如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個中國政策的基礎上進入國際體係內部，而不是外部。基於規則的秩序？

（穀歌翻譯：Post-strategic ambiguity and Australia’s Taiwan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