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0月21日電（記者 黃筱筠）民進黨特務風波越演越烈，在駐日代表謝長廷公開替創黨已故主席江鵬堅辯解後，前主席施明德太太陳嘉君今天一早再度在臉書長篇文章回應，並且直指謝長廷也是特務。陳嘉君說，“我為什麽敢於公開說謝長廷是特務”，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前“調查局長”高明輝先生陳述他的親身見聞。高不隻對他這樣說，也在法庭上作證說，謝長廷是自己人，前“調查局長”阮成章曾頒發獎金給謝。
陳嘉君也對謝長廷說，你若“不是”特務，上法庭是唯一一條路。請無需顧慮我們，無需用冠冕堂皇的言語逃避。否則你就是。
施明德臉書也轉發陳嘉君臉書，並說，“真相是用表決決定的嗎？和解是以權謀促成的嗎？”
陳嘉君臉書全文：
【公開回覆謝長廷】
一、關於江鵬堅先生向施明德袒露自己的特務身份一事：
特務工作需要隱匿身份，這是身為特務的天職，親人朋友被蒙在鼓裏非常正常。
江鵬堅先生的特務身份，一如黃國書先生的線民身份，一如謝先生你自己的特務身份，都需要徹底隱藏身份才能從事情報工作。特務的身份一旦曝光，對身邊的親人、朋友和社會大眾造成震撼，是很自然的事。這也是經曆過半個世紀的特務統治後，台灣社會非常需要真相與和解的原因。
江太太顯然不知道江鵬堅與施明德先生見麵一事，更不知道江與施談話的內容，也不一定知道江派司機將證物送到施明德先生的“國會”辦公室一事。如今，江太太對自己無法也不能澄清的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像他先生一樣勇敢地“坦然接受”。江太太多說無益，就像妻子說再多也無法替一個外遇的先生澄清他沒有外遇，是一樣的道理。
江鵬堅先生的特務身份不僅經由他親自向施明德先生告白，他自己還提供“證據”給施先生保管。顯然他用心良苦，思考周慮。任何人難以辯駁。基此，江鵬堅的太太，或是江鵬堅的諸多好友、同事基於任何理由出來替他澄清與辯護，都是沒有證據力的，作為律師的你其實非常明瞭。
二、關於謝長廷先生的特務身份一事：
謹提供下列論證與資訊，供台灣社會、媒體和讀者自己仔細判讀。
1、曆史邏輯：美麗島軍法大審15名辯護律師，請告訴我們誰“不是”蔣經國派來的？
Ａ、以雷震案為例：（1960年至1970年之間入獄十年）
梁肅戎律師擔任雷震辯護律師這件事情，從頭到尾都是蔣介石的安排指示。
根據施明德先生的親身經曆：在黨外總部工作時期，關中與梁肅戎代表國民黨，向黃信介與施先生等人提出溝通的要求，因此吳三連（自立晚報的董事長）作東，邀雙方見麵吃飯。席間，施先生向梁肅戎先生說：“你好勇敢啊！你好了不起！”梁肅戎問什麽事？施先生說：“你敢替雷震辯護。”梁肅戎笑起來：“我哪裏敢，是蔣先生找我的，雷震的法庭是公開審判，會有國際媒體都來。他說，法官我們信任，檢察官我們信任，然後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我們信任的律師來替雷震辯護。所以就由你來替雷震護。”由此推論，在那樣的獨裁統治時代，根本沒有公平審判的空間，這我們早就知道（法院都是國民黨開的，這句話民進黨喊了三十年。）更遑論不受政府控製的律師。
Ｂ、以“促轉會”公布之資料來看：
光是從“促轉會”公布的80年後的校園檔案資料，就已經呈現出非常綿密的特務部署係統，“全國”校園有三萬人以上。以下為引用資料與出處：
a、透過分析監控檔案，發現遭監控的學生社團或宗教團體，經常會被打入或拉出數名線民，這些線民通常與固定調查員合作，同一樁監控案件可能由好幾位調查員共同負責，再透過所屬調查處站向“調查局”回報偵查進度或接收監控指令。至於跨縣市的監控案件（例如台大師生到外縣市活動），會由外縣市調查員利用當地線民回報被監控者的言行動態，再將這些情報直接傳回“調查局”；此外，“調查局”為強化大專院校安定工作，另由“調查局”第二處循保防體係在各大專院校建立重點布建1000人左右。根據統計，“調查局”於1980年代在全國布建的線民總數超過3萬人以上，試圖組成滴水不漏的社會監控網絡。參：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10170203.aspx
b、根據“促轉會”委托林國明教授所做的報告：《威權統治時期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以本研究關注的1980年代校園和宗教監控為例，主要負責單位便是“法務部調查局”。為了盡可能掌握台灣社會的風吹草動，“調查局”在阮成章擔任局長期間，曾將大量預算投入負責布建業務的第五處，並運用龐大線民／協力者對特定個人與群體進行嚴密監控。當時，“調查局”要求每位外勤調查員要掌握數十名布建人員，希望藉此達成“每五百人之中就有一個布建”的規模。根據“調查局”在1981年3月編印的《布建工作手冊》，布建人員依其工作目標和重要性，可以分為偵破布建、內線布建、重點布建、一般布建（又稱通訊員）四類，而在一般布建之下，還有一批協助“調查局”工作、卻不願參加該局組織的運用人員。”
c、以曆史情境與條件而論：
基於上述兩點，我們反推回去美麗島事件時代的曆史情境，試想當年國民黨對黨外助選團、黨外總部、美麗島雜誌社、台中事件、高雄事件等群眾運動的特務布建怎麽可能比林國明教授所研究的1980年的校園布建更為鬆散呢。
特務於1979年發動大逮補，怎麽可能沒有更加嚴密的布建。出乎特務意料之外的是，施明德居然神奇脫逃成功，為了逮補他，除了啟動全台灣軍警特務係統全力追緝施明德，更不斷加碼獎金誘惑線民。逮補施明德到案後，在特務嚴密組織動員監視之下，當局在二二八當天屠殺林義雄全家，緊接著三月在各方壓力之下被迫必須公開審判，在這種特殊情況之下，要讓有理智的人相信“美麗島辯護律師”裏沒有特務布建，根本是天方夜譚。
呂秀蓮表示，除了他自己的哥哥，所有的辯護律師他都不相信。施明德基於他對特務統治和時代的了解，也表示：“在那個時代，我們應該探究的方向是，美麗島辯護律師誰不是特務？而不是問誰是？所有的辯護律師裏，我隻認識尤清，他是我的初中同學。”
江鵬堅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很明顯的他是代表“調查局”的辯護律師。當時國民黨特務係統有：警備總部、“軍情局”、“國安局”、警政係統、黨部二組、憲兵係統，而監控不可能是單線進行，每一個係統都需要埋伏至少兩名，係統之間也要互相監視，以確保情資的精確度。在這種情形下，美麗島辯護律師才15個律師而已，全部名額給國民黨的特務布建都快不夠用，是不是各個特務機構為了做業績都搶破頭了。
講白一點，美麗島事件15個辯護律師，沒有一人曾參與過任何黨外時期的民主工作。除了尤清與呂秀蓮的哥哥之外，都是一些陌生人，根本與黨外沒有淵源。臉也沒看過，名字也沒聽過。當時在審判過程，也沒有人敢信任他們。每一個美麗島辯護律師，除了尤清、呂傳勝，我們都應該合理懷疑是國民黨安排的特務。
2、人證：
我為什麽敢於公開說謝長廷是特務，最直接的因素就是高明輝先生對我陳述他的親身見聞。高明輝不隻對我這樣說，也在法庭上這樣做證：
Ａ、前“調查局長”高明輝跟我本人敘述，1982年間蔣經國先生對時任“調查局長”阮成章表示對謝長廷的表現很滿意，“謝長廷是我們自己的人，於是阮先生約謝長廷到仁愛路招待所，請我也出席，見證阮先生頒發二十萬獎金給謝長廷。這是局裏的規矩。”
Ｂ、台北地院檢察署檢察官餘股98年度偵續一字第179號偵訊，於99年2月25日下午3時傳訊高明輝作證。在偽證罪7年徒刑的具結之下，高明輝的證詞依舊如上。
三、關於謝長廷為何不提告？
因為隻要上法庭，我們就有權調閱謝長廷和“調查局”的檔案，謝長廷是特務這件事，就會被徹底地證實，他會立刻失去一切的公信力，名譽掃地。
一個人很難自證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比如，一個無辜被控殺人者，很難自己舉證沒有殺人。因此必須由指控的人提出論證。
謝長廷先生若“不是”特務，則他為自己澄清的方式唯有上法庭。因為當他此刻的話語失去公信力，他又無法舉證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法庭是唯一的路。
上了法庭，他什麽都不需要作，是他的被告必須舉證，要求法官調查證物，這時法官才能調閱國家檔案，讓真相大白。王幸男先生控告我毀謗他，我在法庭請求調查證據，法官調閱國家檔案，裏麵清清楚楚記載王幸男被捕之後自請做內線，如何供出“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鍙住家情報，和“台獨”聯盟在世界各地的組織等等，巨細彌遺。
1977年因郵包爆炸案被捕時，施明德先生尚在坐牢，監獄的莒光日上課，教官周周在課堂上講述王幸男被捕後的情形，如何供出的情資……等等，試圖瓦解政治犯的信心，打擊政治犯的士氣。王幸男的事根本不需要高明輝告訴我，我們就一清二楚。
2006年反貪倒扁時高明輝找我，親自對我陳述，是擔心我被王幸男和你當時對施先生輕挑的辱罵行徑，嚇到崩潰。他對我說，施先生是一條漢子，我們做特務在裏麵看太多，沒有人像施先生這樣是一個真正的英雄，你要相信他，你一定要相信他。他對施先生很有信心，他膽心的是我被你們打倒。
所以，你若“不是”特務，上法庭是唯一一條路。請無需顧慮我們，無需用冠冕堂皇的言語逃避。否則你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