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蘭德與麥卡錫 — — 冷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上）
2016年3月10日在啟蒙編譯所主辦講座上的錄音整理稿
二十世紀是革命時代，對於美國來說，它就是從傳統的美國，經過羅斯福新政、麥卡錫主義和越戰時期的文化鬥爭，逐步由一個海外的瑞士變成世界羅馬的過程。在這三個轉捩點上，安·蘭德是一個適當的見證人。你把安·蘭德和她同時代的在這三個轉捩點上的美國人的生活軌跡畫出來，就可以看出這個參照係所體現的美國憲法的演變了。
三十年代以前或者說二十年代末期以前的安·蘭德，是正在鞏固和收縮的蘇聯體質內部的一個叛逆者。她所看到的美國，基本上是經過蘇聯宣傳扭曲過的一個漫畫性的形象，所謂的“百萬金元帝國”，這些形象其實通過某些改頭換麵和篩漏效應在比較早的漢語的讀物中都還可以看到，所謂的繆斯神在從巴爾納斯山來到金元國的遊記之類的東西，那就是當時蘇聯宣傳部門企圖塑造的一個美國形象。但對於蘭德這樣敏銳的人來說，這個塑造的形象恰好就是她喜歡的。她通過反麵來理解蘇聯的宣傳，從宣傳漏洞中看到了蘇聯企圖掩埋、掩蓋、歪曲或者顛倒的某些東西。這種事情你可以腦補一下，假定一個朝鮮人除了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以外看不到任何非朝鮮人寫的和非主體思想的著作，但是他能夠通過馬克思的著作，看到馬克思背後那個歐洲。安·蘭德瞭解美國，當時就處於這種類似的情況。
對於她來說，她心目中的那個美國 — — 也就是蘇聯醜化的那種大資本家的強盜樂園、勞動人民的人間地獄，恰好對她來說，是促使她從現在這種日益逼仄的生活環境解脫出來的一個重大的資源。她有點像是八十年代某些中國青年，在雷根時代的美國身上看到了甘迺迪時代的美國。那些人心目中的美國就是一個自由放任的國家，他們可以在避孕套和青黴素的保護之下，男女社交極度自由，可以隨便離婚，可以享受高度的性自由。其實，這樣一個美國在甘迺迪時代也是表層，在雷根時代已經不合時宜。但在他們心目中，美國就是這樣的，因為美國即使在它保守主義盛行的時代，似乎社會風氣仍然要比中國要自由得多。當時安·蘭德就是這樣看待美國的，從宣傳的漏洞中留下來的一鱗半爪的材料來構築她的思想。
所以她後來形成的思想，在很多方麵都有蘇聯那種誇大變形的漫畫性格，就是說，她喜歡描繪挑戰傳統的精英，喜歡在既有的社會秩序外，建立一群挑戰者的烏托邦式的樂園，而這個烏托邦式的樂園以近乎革命性的方式來對付原有的社會。而原有社會的邪惡，總不大像是那種因為製度衰弊和腐蝕所產生的那種慢性的邪惡，而是像一個誇張的漫畫，由一係列很像是蘇聯諷刺小說中的誇張百萬富翁那種具有漫畫形象的邪惡者。
像她小說中描繪的那些社會主義者，通過跟官方和國會的交易實行壟斷權，然後把手下具有天才的那些少數人逼得走投無路。你得注意，除了那些人是社會主義者以外，他們的形象其實是非常接近於二、三十年代蘇聯諷刺作家描繪的美國資本家。像左琴科這些人描繪的邪惡的美國百萬富翁，恰好就是用安·蘭德《阿特拉斯聳聳肩》那些小說中類似的方法，通過跟國會勾結，跟資本家收買的政客勾結，通過不利於工人階級的各種價格協定之類的，把工人階級逼得走投無路。儘管安·蘭德是極端反蘇的人，但是你無法看不出這兩種諷刺性的漫畫描寫，在結構上有非常相通的地方：他們的反麵人物都不大像是人，不大像是由於人固有弱點而墮落的人，而像是一個誇張的、就是為邪惡而邪惡、就因為邪惡的本領格外超群而感到自豪那種特殊性的人物。這種人在真實的生活中是很少存在的，但是在蘇聯宣傳中成長起來的人，腦子裡麵多半都有這樣的漫畫形象。
就在安·蘭德剛剛到達美國的時候，她做了一件事情，充分證明當時的她對於美國來說完全是局外人，基本上沒有什麼瞭解：她第一次有資格參加大選的時候，她投了佛蘭克林·羅斯福一票。從安·蘭德死後的聲譽來看待安·蘭德的人，肯定會覺得這種事情即使不是一個汙點，也是一件荒謬古怪的事情。因為一般人投羅斯福的票倒也罷了，無關緊要，但是安·蘭德恰好是資本主義的先知和自由主義的思想家，而羅斯福則恰好代表了她企圖譴責和糾正的一切。她這樣一個人居然會投羅斯福的票，其他人眼力不好倒也罷了，對於她這種先知式的人物，居然有這樣眼力不及的事情，那就是難以解釋，隻適合於悄悄忽視。所以安·蘭德的粉絲很少會提到這一點。
但這件事情相當重要。其實，第一它說明，即使像安·蘭德這樣聰明絕頂的人，隻要她是局外人，對於美國政治的來龍去脈，至少在這個開始的時期是很難有真正的瞭解的；第二，說明她確實是高度機敏的人，因為等到麥卡錫主義的時代，她在美國政治鬥爭中的站隊已經非常符合她自己形成的思想體係價值觀了。這就說明，有天賦的格局理解力和敏銳觀察力的人，能夠在極短時間內用極少的資訊，掌握那些比較遲鈍的人用大量的資訊和很長的時間都掌握不了的東西。這是三十年代的安·蘭德。
就在安·蘭德投佛蘭克林·羅斯福的票的時候，另外一位未來的風雲人物剛剛走出威斯康辛的養雞場，他就是未來的麥卡錫參議員。這位麥卡錫參議員在威斯康辛當法官，積累了很好的聲譽，不是因為他的法庭知識很豐富。照我們現在掌握的證據來說，他老人家在養雞場的時候學習成績不好，而且從來就沒有過愛學習的時間。他之所以能夠當上法官，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在美國的大多數州，至少除了紐約這樣極少數的大城市以外，在大多數州的農村和小鎮，在美國學法學、當律師和法官，其實不是門檻很高的事情。在那些地方當律師和法官，通過了法學考試，其實本身也是一種很水的事情。你在那些地方當法官能夠當得下來，主要不是出於你法學知識水準的高深，而主要是出於你的德性符合標準，或者說你很能得到家鄉父老的出於本能的信任。
家鄉父老自己也沒有什麼鑒定法學水準的能力，而且小鎮和鄉鎮民風淳樸，本來就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案。你處理案件，很可能幾十年處理一件了不起的離婚案，或者是處理一件情殺案就了不起了。這樣的地方，你作為律師，也根本就沒有發揮特殊天才的局麵。你不可能像未來的希拉蕊·克林頓一樣，剛初來乍到就正好趕上水門事件，讓尼克森總統給了她大顯身手的機會。民風淳樸的威斯康辛州都是些養雞場、奶牛場，家道殷實的農場主和雜貨店主，這裡基本沒有窮人，也很少有壞人，偶爾極少數的犯罪分子多半都是因為男女關係或者其他衝動的原因，出於感情問題犯了一些稀鬆平常、簡直作為偵探小說題材都很不夠資格的罪行。在這樣的地方你當律師的話，處理的都是些雞毛蒜皮的案件。
所以這種地方，照儒家的說法就是德勝於才的地方。而青年的麥卡錫也就是這樣一個德勝於才的人物。他後來當了威斯康辛州的法官，在威斯康辛州深得民心，也主要是因為德的緣故。他在這個階段的生平也就很像是後來好萊塢拍攝的那些B級片，所謂什麼《哈代法官》、《法官一家》那些係列片。那些片，你如果用要讓中國人能夠理解的話，你可以把它稱為美國的主旋律片。因為它是B級片，藝術不是很精湛，但是因為它切合了美國中產階級的思想形態，讓他們看到這樣的片子，他們就會感到極其溫暖，覺得這就是描寫我們周圍的人，我們周圍的好人就是這個樣子的。這時候的麥卡錫參議員就是這樣一個哈代法官。
而這時候的安·蘭德則是一個剛剛混進紐約，混進加州，剛剛取得一點成就，花了一點錢，開始培養自己圈子的遊士。這個時候，你從他們的交際圈就可以看出兩種多麼截然不同的人。麥卡錫，他基本上就是美國內地民間社會的產物。他跟他周圍那些滿腦子盎格魯撒克遜偏見但是德性很好的那些白人鄰居，基本上想法都是一樣的：談不上有什麼理論體係，辦事情也不靠什麼理論，主要靠經驗和常識。他跟他周圍的社會共同體一點都離不開，他怎麼都想像不到，他有可能會離開他周圍的社會，以挑戰者的姿態反抗他的社會。實際上如果有人這麼做的話，那他唯一可以去的地方就是紐約，他在家鄉父老中間會變成一個路人側目、誰都會覺得跟瘋子沒有多少差別的怪人，他隻有到紐約去做一個文人，當一個作家，當電影演員才能夠混得下去。
而安·蘭德自從來到加州然後又搬回紐約以後，她的交際圈基本上都是知識份子。而且在知識份子當中，猶太人占的比例，如果沒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話，至少是超過了一半。剩下那些不是猶太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當中，歐洲大陸人又占了壓倒多數。所以直截了當地說，安·蘭德認識的人，除了她丈夫以外基本上就沒有真正的美國人，其實她丈夫也不是地道的美國人，總而言之，她很少瞭解真正的美國人，也從來沒有進入真正美國人的圈子。後來她名氣大了以後，布蘭登那些投靠她的人，都是些私智極其發達的學生，而這些學生中間，猶太人又一次占了極高的比例。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可靠地說，無神論者和外國知識份子蘭德，她從來沒有真正進入美國社會。她瞭解美國社會的方式，跟麥卡錫這樣的人完全不一樣。麥卡錫憑著他的經驗和本能，用我們熟悉的陳詞濫語就是說是，他跟人民是心連著心，打斷了骨頭連著筋，擁有本能的、天生的血肉聯繫。而安·蘭德靠的是什麼呢？她是一個遠距離的知識份子，正是因為她不接觸美國社會，所以有一種超然的公正，再加上天生的敏銳和把握思想符號的特殊天才，所以她能夠迅速地掌握各種不同符號背後代表的是什麼。
於是，兩個人順著各自的軌跡，進入了新政時期的美國。新政對於美國是根本性的，也就是對美國現在這個帝國式的格局是根本性的。新政時期以前的美國，政府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時候的美國，更像是古老的英格蘭，像是十九世紀，甚至十八世紀、十七世紀以前的英格蘭，照亨廷頓的話說，它像都鐸王朝時期的英格蘭。這時候政府是基本不存在的，隻有社會，而且社會也是附屬，也就是說，隻有各式各樣的自治團體，法規法律是各個自治團體之間相互博弈形成的一係列成例。這樣的地方根本就沒有形成一個有效的政府集權的條件，也沒有這樣的打算。而歐洲人之所以把美國看成是世外桃源，托克維爾和其他人都崇拜它，就是因為在這個地方看不見國家，好像社會完全能夠自我治理。而黑格爾這樣的人之所以瞧不起美國，還有斯賓格勒這樣的人之所以瞧不起美國，也就是因為這一點。在他們看來，美國根本不算是一個國家，它有社會而無國家，說明它還處在社會發展的初級階段，隻有比較原始的社會才會有社會而無國家，發展到比較複雜的階段的時候，它註定會產生國家。後來戴高樂也是這種看法，他認為美國就不能算一個國家，不但不能算一個國家，甚至比拉丁美洲那些比美國軟弱貧窮得多的地方，都更不能算一個國家，因為拉丁美洲至少還有一個歐洲式的政府，而美國政府就是一個純粹的擺設。
這樣一個美國是不可能在世界歷史中發揮重大作用的。之所以能產生重要作用，關鍵就在於兩件事情：新政和二戰。這兩件事情都是佛蘭克林·羅斯福的傑作。在他以前，美國 — — 我們不能把它稱為美國，隻能把它稱之為聯邦 — — 它與其說像一個國，不如說像一個瑞士或者聯合國那樣的東西。它放在中世紀的歐洲，比放在列強爭雄的近代世界更加合適。德國的將軍們和大多數歐洲人都認為，這樣名義上的國家之所以能夠存在，完全是因為離歐洲太遠，被大洋保護。它如果生存在歐洲的話，用不了一小時，就會被法國和德國的老兵和老將碾得粉碎。他們沒有看到，這樣一個社會裡麵隱藏了巨大的羅馬式的力量，經過佛蘭克林·羅斯福通過福利製度強化了聯邦政府以後，這股積累下來的巨大力量一旦轉化為軍事力量的話，就能使除美國以外的整個世界在它的腳下戰慄了。
這種東西，你如果把它理解成為左派或者右派，都是看得太輕了。正確的理解就是：它是一種羅馬性。它的福利製度，根本上講，不是說抽取資本家的錢來補貼工人的問題，不是說它建立的官僚製度抑製了自由市場的活力的問題，它是一個再造共同體的運動。在那以前的美國，隻有各州的美國，各州才是他真正的祖國；而美國經過佛蘭克林·羅斯福之手進入世界以後，美國和世界的不同才凸現出來。這時候，二戰後期和五十年代初期，美國的愛國主義 — — 就是說“美國和世界不同”的這種特殊的愛國主義，才勃然興起。而麥卡錫主義也在這個時間興起，同時以“非美活動調查”為名，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美國的國家建構，像羅馬的國家建構一樣，它體現於美國對海外事務的仲裁者地位和突然的參與。這兩件事情都是羅斯福準備了條件，然後才成為可能的。如果你把它僅僅看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忽視了美國在世界體係中的特殊地位的話，那就沒法解釋後來的發展了。
美國進入世界的一個重大後果就是，從此世界政治格局和美國憲法之間要發生密切的互動。互動總是雙方的：因為你從美國之外看待它，你看到的可能是美國對世界的幹涉，體現為大家都知道的老生常談：美國總是要輸出自由民主，使蔣介石感到討厭，史達林感到討厭，毛澤東也感到討厭，所有人都感到討厭。但是另一方麵，這其實是世界格局對美國發生的影響的一個部分，正因為美國參與了世界，以後地方政治就不再是各州之間的政治了。威爾遜總統參加國聯的企圖之所以失敗，關鍵就在於美國各州要按照地方性政治的原則來處理美國政治，而不高興美國參與了世界事務以後，世界事務對美國的國內遊戲規則構成回饋和幹擾。
但是二戰以後，這種情況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二戰要實行統戰，要團結一切反對德國和日本的力量，於是就產生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就要對美國國內的格局產生相應的影響。在二十年代，紐約的左派知識份子就算有，也是小醜式的漫畫式人物。而且反體製的人，多半不是左派知識份子，而是符合美國傳統，像《瓦爾登湖》那種傳統，那種極端個人主義，一種近乎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像孟肯（H. L. Mencken）這樣的人，他與其說是接近後來的左派思想家，不如說是接近於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和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傳統，美國式極端的個人主義的傳統。但是三十年代以後，在三十年代的紐約，你想找一個知識份子不是猶太人，那是很難的。如果你想找一個知識份子不是史達林主義者，那麼十之八九那是因為他是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
安·蘭德混跡於好萊塢和紐約的時候，形勢就處在這種狀態。她開始自己的事業生涯時對美國的瞭解之幼稚，除了投佛蘭克林·羅斯福的票以外，還體現於這一點，就是說，她發表反對蘇聯的言論，企圖掐那些好萊塢的左派演員和知識份子的時候，她以為這裡是美國，這就是她應該做的事情，結果她發現，她的編輯和經紀人都非常不高興這麼做。他們告訴蘭德，因為出版界基本上是被左派分子把持了，如果她在美國公開說史達林同誌的壞話的話，那麼她的書就不好賣了，不好出版了，在好萊塢的演藝生涯也會受到阻礙。蘭德當時聽到這個話的時候，還覺得她的經紀人很沒出息，把他痛駡了一頓。但是過不了多久，她自己換了幾個經紀人以後，就發現她的經紀人其實不但沒有高估事態的嚴重性，實際上是低估了事態的嚴重性。這時候她的自力精神開始發揮出來，她開始在好萊塢舉行自己的串聯活動，企圖召集一批維護美國傳統精神的人來打擊甚囂塵上的共產主義滲透運動。但在她組織活動的過程中，你也可以看到她跟美國社會是多麼隔膜。她跟麥卡錫從來就不一樣，她組織起來的那群人從來都是知識份子，全部都是知識份子，儘管他們不是左派的知識份子，但是他們跟他們反對的左派知識份子一樣，跟美國的民間社會沒有什麼聯繫。
而美國人民是怎樣容忍這一切的？不是因為他們相信了左派的說辭，也不是因為他們反對左派的說辭，而是因為他們對左派和海外的事情都非常不瞭解。人對自己不瞭解的事情就隻能通過標籤來看，他們隻能模模糊糊地聽他們自己選出的總統說，蘇聯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正在為反對納粹做殊死戰爭，在保衛全世界民主國家，蔣介石是民主在亞洲的領袖，他是一個基督教徒，正在反對日本異教軍閥的破壞性行動，國民黨有一個民主的結構，他是中國民主的帶頭人，作為基督教徒保衛亞洲民主的堡壘。因為領導人是這麼說的，知識份子也是這麼說的，於是他們就相信了。
這時候好萊塢拍的是什麼片子呢？他們拍的一個片子把蘭德氣得要死，因為它描寫的是鄉鎮教師、音樂家之類浪漫的戀愛，把蘇聯的集體農莊描繪成田園牧歌。蘭德逃出蘇聯的時候，蘇聯還沒有大規模餓死人，這時候已經有幾百萬人甚至更多人餓死了。而美國卻拍這樣的片子，讓美國公眾相信蘇聯是這樣一個人間樂園。與此同時，賽珍珠和她的國民黨朋友也在跟美國做同樣的宣傳。你看抗戰時期拍的些什麼《龍種》（1944）之類的片子，也把亂七八糟的中國農村描繪成為一個世外桃源，而且說這個世外桃源是因為戰爭才破壞的，好像他們原來都過著田園牧歌的日子。這些其實就是統戰的體現。這些做法使美國公眾相信，幫助史達林和蔣介石本身都是正義的。他們之所以能夠這麼想，就是因為他們既不瞭解史達林又不瞭解蔣介石，領導人和知識精英給他們提供的一些誤導性很強的資訊把他們引入了歧途。
因此這些人在戰爭結束以後，一方麵，在亞洲方麵，國民政府的腐敗和專製突然暴露出來；另一方麵，在歐洲方麵，史達林蔑視條約，奴役和壓迫東歐國家，撕毀他在德黑蘭以後達成的列強協議的行為突然暴露出來，美國公眾感到受了欺騙，難以理解。這時，曾經欺騙過他們的那些一小撮政治家和知識份子，突然就像是被戳破了的氣球一樣，從歷史上消失了。華萊士原先是很有希望接替羅斯福總統的人，但是區區幾年時間，在他的大本營紐約都隻能得到很少的票。二戰時期曾經風雲一時的紐約知識份子，不到五年時間就差不多變成人人喊打的角色。這時美國進入了麥卡錫時代，蘭德和麥卡錫同時進入了這個舞臺。
麥卡錫本人不是一個很有政治頭腦和政治思想的人，他隻是出於他的，可以說跟美國父老血肉相連的這個關係，他覺得這些事情是不正常的，我們美國的好人不應該是這樣過日子的。但他講不出什麼政治理論，也不知道他麵臨的威脅是什麼。所以他搞出來的那個委員會叫做非美調查委員會，意思就是說，我們美國的傳統生活方式不是這樣的，那個傳統生活方式是很好的，你們破壞了我們的傳統生活方式，但是你們到底是什麼我也說不清楚，反正你們不像美國人，你們還是趕緊滾蛋好了。就是這個意思。蘭德在這個時期抓住了機會，到聽證會去作證，控訴那些好萊塢的蘇聯間諜。她在這方麵取得的成功比她以前自己私人搞協會的成功要大得多，給她增加了相當多的信心。
但是麥卡錫和蘭德其實看到的都是故事的一部分。麥卡錫真正的問題並不是他能不能夠清算共產主義的問題，共產主義在美國是很脆弱的，沒有麥卡錫也會被清算，他也輕而易舉完成了這個任務。他沒有看清，他麵臨的真正的危險，違反他心目中那個美國傳統生活方式的真正危險，不僅來自共產主義，而且來自於反對共產主義的力量，這就是要把美國從美洲的瑞士變成世界的羅馬這種帝國化的力量。在這個帝國化的力量中間，他憎惡的羅斯福手下的新政幹將，實際上跟他的共和黨盟友是完全相同的人。所以麥卡錫最後的政治生涯，並不是毀在了他痛恨的左派分子的手裡麵，而是毀在了共和黨的艾森豪總統手裡麵。
為什麼會這樣？這就是冷戰自由主義的起源了。冷戰自由主義是什麼？它是戰時統戰聯盟的一個變形。戰時的統戰聯盟是美國傳統政治、共產主義者和其他什麼烏七八糟的進步主義者聯合起來反對納粹的同盟。在冷戰爆發以後，這個同盟自動地轉變為反對共產主義的大同盟。當然，基本精神仍然是統戰的。統戰的精神是什麼呢？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反對少數。儘管史達林的邪惡比起希特勒來說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為了打擊希特勒，我們仍然要團結史達林，把他說得很好，就是這個意思，因為要盡可能地孤立希特勒。現在，蘇聯共產主義是敵人了，我們也要盡可能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新政的左派當然是團結的一部分。艾森豪時期形成的冷戰自由主義，後來由甘迺迪、尼克森這些人一直繼承下來，它根本是一種不成文的兩黨共識，也就是說，把建立新政的民主黨左派和反對新政的共和黨右派團結起來，在反蘇反共的基礎上形成團結。照麥卡錫和安·蘭德的想法來說，蘇聯後來搞的那些事情，根本就是佛蘭克林·羅斯福和他周圍那些左派分子幹的事情，現在我們要撥亂反正，恢復美國的自由傳統，重要的就是把這些罪魁禍首打掉，打掉，打掉。但是實際上的歷史發展不是這樣的。實際上的歷史發展是，這一批人和反對他們的人結成了一個聯盟。
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是一個切割階段。就是說，原先在羅斯福時代的親共分子現在麵臨一個選擇：你可以在這個時候選擇隻擁護後來杜魯門民主黨的中左路線而與共產黨切割，這樣，你在以後的冷戰自由主義中間仍然是頂樑柱的作用；如果你不肯切割，那麼你就會被劃入親共分子這一邊，以後美國就永遠沒你玩兒的地方了。後來美國知識界和政界人物中間，有很多是三十年代繼承下來的，他們在三十年代的表現實際上比許多在五十年代以後銷聲匿跡的人還要激進，他們之所以能夠維持下來，就是因為在麥卡錫時代這次切割當中，他們很機智地選擇了站在冷戰自由主義這一邊。也就是說，我們仍然是左派，但是我們是反共的左派。反共的左派在歐洲屬於社會民主黨的傳統，一般都以社會主義者或者社會民主黨人、民主主義者自稱；在美國，他們就要以自由主義者自稱。所以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實際上是偏社會主義的中左力量。在羅斯福和二戰時代，這種力量跟真正的共產主義及其同路人是沒法區分的。由於麥卡錫這麼一鬧的話，他們不得不做出切割。拒絕切割的人從此永遠出局；願意回歸的人，今後要構成新的政治聯盟的一部分。麥卡錫和安·蘭德所希望的情況都沒有出現。冷戰自由主義的主要班底和原先他們的反對者，構成了冷戰共識的基礎。這就是冷戰自由主義。
這一點，我們不能僅僅歸諸於政治上的權謀計算，而要看出，新政給美國的貢獻，不僅是像安·蘭德這種人看到的，它破壞了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秩序，它同時給美國提供了一種原先的自由經濟沒有給它提供的東西，它為美國提供了一種帝國結構。無論佛蘭克林·羅斯福和他的朋友的動機是什麼，也可能羅斯福周圍的某些左派分子，像哈裡·霍普金斯這種人，他根本上就是想要建立福利國家，沒有想要建立帝國，但是，沒有羅斯福製造的這個龐大的軍事政治機構的話，美國以後要做一個帝國，技術困難是很多的。有了這支極其龐大的軍隊和政府機構以後，它做帝國變得很容易了。
同時由於這樣的機構的存在，它想要不做帝國也就難了。因為體製本身有自己的力量。我們想想，計劃生育委員會存在以後，廢除計劃生育是不是變得非常困難了？因為你要砸掉這些人的飯碗啊。艾森豪以前在麥克亞瑟將軍手下混事兒的時候，他辦公室裡麵隻有幾個人，美國的軍隊還沒有保加利亞的人口那麼多；艾森豪自己當總統的時候，數百萬美國軍隊部署在全世界每一個地方。你想想，這樣一支軍隊，它是不是本身就會對美國的未來的政治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它和歐洲局勢和世界局勢一樣，共同構成了美國很難離開帝國位置的一個重要因素。
美國的帝國化從技術上講，從官僚機構、軍隊建設和國家角色建設基礎上講，主要是左派和佛蘭克林·羅斯福的功勞，而不是右派共和黨人和美國傳統精神的功勞。所以共識政治給他們雙方都安排了地位：沒有左派的話，帝國的機構不會存在；沒有右派的話，美國的意識形態站不住。美國的意識形態主要是共和黨給它提供的，是強調美國的傳統價值和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這個資格，這些東西跟新政的精神是距離比較遠。但是這個精神之下必須有物質，執行精神必須有機構來執行。直截了當地說，你如果要反對共產黨，你必須有一套能讓共產黨害怕的機構。這個能讓共產黨害怕的機構，很可能就是共產黨的一個鏡像，它本身也需要有像共產黨一樣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否則你根本鎮壓不了它。所以冷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立，有它物質上的必要因素。它恢復了美國傳統意識形態的頭，但它離不開羅斯福為它打造的這個身體。
而麥卡錫和安·蘭德兩個人都是因為容忍不了這個身體，以後註定要在美國的政治社會中間變成邊緣人。對於麥卡錫來說，這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情，因為他跟美國的社區有著密切的血肉一樣的聯繫，離開政界對他來說是一個極大的痛苦。但對安·蘭德來說，是無所謂的事情。她一開始就是，我常用的那個詞，她是遊士，她跟美國社會沒有血肉相連的關係，她是一個知識份子，她是靠賣理論出來的，隻要有人買她的理論，她到處出書、到處巡迴演講有人招待她，她就很得意了。很顯然，願意買她書的人越來越多，聽她講座的人越來越多，她覺得她是一個成功者。美國共識政治的達成對她沒有任何損害，恰好相反，對於知識份子來說，有一個敵人是很好的，有一個穩定的擺在那兒的敵人，你可以不斷攻擊他，這就是等於給你提供了無限期的存在價值。
對於麥卡錫是失敗的東西，對於安·蘭德則是一個重大的生財之道。大家都知道，棺材店老闆是不怕死人的。安·蘭德這樣的資本主義自由鬥士，實際上，對她最有利的情況，其實就是美國存在一個官僚主義大本營可以供她不斷地抨擊。因為蘇聯太遙遠了，你去控告集體農莊餓死了多少人，美國的公眾是沒有印象的；但是，聯邦政府的官僚辦事多麼拖遝，聯邦政府又增加了多少稅，以前我們才交多少稅，在冷戰時期我們多養了多少官，多養了多少兵，我們又多交了多少稅，每一個美國的雜貨店主都清楚他比他的爺爺輩多交了多少稅，就憑這一點，就能使安·蘭德的論證變得很有說服力。所以對麥卡錫不利的，對安·蘭德倒是非常有利。以後安·蘭德後半生的主要經歷，基本上就是在不斷的攻擊冷戰時期的冷戰自由主義。
冷戰自由主義表麵上是自由主義，因為它對美國以外的整個世界來說，至少是提供了一套比蘇聯共產主義要自由得多的路線，所以稱它為自由主義，從這個角度來講也是名副其實；但對於美國國內來說，它無疑侵蝕了美國共和，導致了美國的帝國化，它在國內稱為自由主義是不大適合的。之所以能夠維持下去，關鍵問題還是因為美國的帝國角色。我們要知道美國跟歐洲不同，美國工人階級也好，左派知識份子也好，他們的威望和實力都非常薄弱，如果僅僅依靠他們的力量，他們是不可能使美國左傾化的。促使歐洲左傾化的力量，也許來自於歐洲知識份子、官僚階級和歐洲社會本身，但這些東西在三、四十年代的美國還基本不存在。促使美國左傾化的主要力量來自於美國的帝國角色。這是美國特殊性的一個體現。對當時、現在和未來的世界都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
麥卡錫是早死了，但是冷戰自由主義並非產生不出它自己的對立麵。經過越戰時期的極左運動以後，可以說，原先比較中庸、願意接受冷戰自由主義的人都直覺地感到不對勁兒了，需要尋找新的思想資源。這時候，我們都知道的，雷根的開路人 — — 戈德華特出現了。戈德華特跟雷根的關係，差不多就像是施洗約翰和耶穌基督的關係一樣。約翰說他是替基督來清路的，而戈德華特就是替雷根清路的。新保守主義在越戰時期極左化的最高峰，代表了美國傳統政治精神的一種反擊。它在思想界方麵的人物，那就是威廉·巴克利這些人。在此之前，美國沒有成型的保守主義，或者說沒有保守主義理論。保守主義，你可以說它有現實，有一種模模糊糊的、作為生活方式的現實，但它沒有理論。如果有理論，麥卡錫就不會搞什麼非美活動了，有理論他就會直接把理論帶出來。之所以叫非美活動就是因為沒有理論，說不清楚到底是什麼東西。現在，在巴克利時代以後，美國的保守主義開始有了自己的理論。這個理論就不用詳細介紹了，大家自己去找巴克利和他同道的作家，去找雷根總統的政綱，就可以知道美國新保守主義是什麼東西了。
這個新保守主義之所以能站得住腳，就是因為它不是一種麥卡錫時代的那種絕望的、向後看的保守主義。向後看的保守主義要能夠恢復美國生活方式的話，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說，那種美國生活方式，隻有在美國仍然像瑞士一樣當一個中立國的時候才能成立。他們無法回答這一個問題：如果美國真的像你說的恢復到華盛頓時代那種美好的生活方式，那麼請問，這樣的美國怎麼能夠抵抗得了蘇聯呢？如果抵抗不了蘇聯，那你這一切豈不都是扯淡麼？蘇聯人來了以後，你還談什麼狗屁傳統自由。既然有蘇聯人存在，不管官僚機構有多麼壞，我們還得有官僚機構；不管中央情報局搞了多少亂七八糟的秘密活動，既然有克格勃，我們就得有中央情報局；蘇聯有幾百萬軍隊在那裡，不管你說華盛頓的民兵有多好，反正民兵還是鬥不過常備軍，蘇聯有幾百萬軍隊，我們還是得有幾百萬軍隊。這些東西你都提供不了解決辦法啊，你的理論說得再好，你提供不了能夠應付現實政治的解決辦法，你就不行。所以冷戰自由主義必定能夠戰勝傳統保守主義是因為這個原因。
新保守主義的特點就是什麼？它一方麵重新弘揚了美國傳統的價值觀，弘揚了社區自治的精神，弘揚了個人自由、獨立、負責的精神，弘揚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精神；但另一方麵，它又容許並且支持美國發揮它的帝國作用，它要求並且支持美國在全世界推行它的自由價值，在全世界反擊邪惡帝國，通過這個過程使自由價值變得更加強大。因此新保守主義能夠跟冷戰自由主義競爭。這就是戈德華特之後能夠產生雷根的根本原因。於是我們都知道，八十年代美國政治出現了佛蘭克林·羅斯福、麥卡錫以後的第三次大轉折，發生了雷根的革命，也就是產生了現在的美國。這就不詳細介紹了，因為大家應該都知道得很清楚。
這時候麥卡錫早已去世，但是安·蘭德仍然在世。她的反應，你可以想像，她一直是冷戰自由主義不共戴天的敵人，一直在激烈地用她的文章、用她的筆、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宣傳鼓動，反對這些東西，她是不是應該跟戈德華特和巴克利很友好？然而並不。她雖然一度支持過戈德華特的選舉，但是跟巴克利的關係一直非常糟糕。不僅跟巴克利一個人的關係非常糟糕，而且安·蘭德和她周圍的知識份子小圈子跟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小圈子之間一直是門派之爭非常厲害的，基本上是誰都看誰不順眼，雙方很快就分道揚鑣，各人去搞各人的了。因為美國市場是如此巨大，因此他們以後就很少相遇。儘管蘭德活到了八十年代，但是在雷根革命時期，她基本上已經說不出什麼新鮮的話了。而這個時代恰好是巴克利和他的朋友們大顯身手的時代。
這裡麵的根本原因，用貼標籤的話來說，是因為基督教的原因；從更深刻的角度來看，它實際上是一個有機知識份子和遊士之間的矛盾的問題。基督教本身不是一個教義的問題，我們可以說，基督教雖然在宗教和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作用，但是同一個教在不同的社會中處的生態位是不一樣的。在新教為主的美國社會中，教會的團體是最重要的社會資源和社會資本。基本上可以說美國主流社會出來的人，他們從小到大，一舉一動，都跟他們的街坊鄰居的關係、都跟教會脫不了關係。教會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一個抽象理論的問題，而就是你平時從小一起玩兒的同伴，你婚姻出了問題的時候需要去諮詢的那些人，去醫院辦社區公益事業，隨時都要通過的組織。這些組織如果不是教會本身，也是基督教青年會或者諸如此類基督教色彩很濃的組織。對於他們來說，他們儘管不是麥卡錫，但是他們跟麥卡錫一樣，跟這些組織有密切的、血肉相關的聯繫。從這裡麵出來，即使你後來變成知識份子，變成了超然於社會之外的人，但是原先童年時代給你打下的烙印是沒有辦法切斷的，你是一個有機知識份子。
而蘭德始終是無機知識份子，她是遊士，她看待任何問題都是從抽象觀念上看待的。她眼中的基督教不是別的，就是一種思想統治力量。但對她來說，就像是八十年代中國那些啟蒙運動者，我好不容易才逃脫了共產主義的統一思想，憑什麼又要接受基督教的統一思想？所有的統一思想都是壞的，無論你是基督教的、伊斯蘭教的還是共產主義者。在她看來，美國的傳統精神不是基督教所代表的社區主義，而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是極少數天才人物的個人主義，相當於她小說中描寫的天才主人公一樣，隨時會像一個革命家一樣跳出來對抗全社會。這在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看來，那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對於美國新保守主義來說，美國的社區自治就是美國的自由本身。如果美國有什麼不同於蘇聯、不同於全世界的東西，有什麼應該貢獻給全世界的東西、值得為全世界保留的東西，那就是美國的社區文化。如果你跳出來，像冒險家一樣反對這個社區文化的話，那你不但不是自由的朋友和保衛者，你本身就是自由的敵人。
這個基本的分歧，造成了兩個現象就是：蘭德主義者始終是一個知識份子和精英人物的現象，始終不能深入民眾；第二就是在美國最終轉向新保守主義的時代，蘭德和她的黨羽基本上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後來有人說是，蘭德作品的銷售量近似於聖經，我想這肯定是不正確的。如果所有的著作是隻算學術著作的話，那麼蘭德那些著作肯定比大多數學術著作銷得好。但是要說它能跟像《荒漠甘泉》這樣泛基督教的心靈雞湯讀物相比，我是不相信的。我沒有做過任何考察，但是憑我對美國社會的直覺瞭解，我相信，第一位的銷售量肯定是聖經，第二位的銷售量多半就是教會出版的家庭手冊、《荒漠甘泉》這種泛基督教文化產物，第三位的應該是偵探小說、驚險小說之類的讀物，然後在第五十位以後，才會輪得上蘭德這樣的人。這就是蘭德在美國真實地位的體現。她最終擺脫不了她的出身，她無論在哪裡，都是一個異鄉人。
然而這已經不再重要了。可以說，什麼叫做神意呢？神意就是，反對你的力量終將為你效力。儘管佛蘭克林·羅斯福和新政時期的盟友並沒有想把美國製造成為一個帝國，儘管麥卡錫和新政的反對者沒有想把美國造成一個帝國，儘管越戰的支持和反對者都沒有想到把美國當成帝國，但他們行為的合力，把美國一步一步地推向帝國的道路。當新政促使美國向左轉的時候，它使美國向帝國靠近了一步；當冷戰自由主義促使美國向右轉的時候，它使美國進一步地向帝國靠近了一步；當新保守主義者促使美國更進一步向右轉的時候，它使美國比以往的任何時候都更像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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