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27日電（作者 柳金財）近期藍營政治明星、高雄市長韓國瑜，不斷與蔡英文在兩岸路線上隔空較勁，對比以往這樣的“中央”與地方在兩岸路線競逐現象絕無僅有。這顯示“九合一”地方選舉後，由於藍營獲得十五席縣市執政地位，試圖運用“地方包圍中央”削弱民進黨執政的“中央”政府對兩岸事務主導權，擺脫被邊緣化地位。韓國瑜市長拋出的兩岸論述，主要圍繞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兩岸你儂我儂、指腹為婚”、強調“兩岸一家親”的心理文化認同。
一、“新型”南部崛起衝擊民進黨國家戰略思維
從韓市長發展高雄的藍圖來說，“貨出人進、高雄發大財”目標即是奠基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發展西進政策及南南合作。這不僅標誌著韓國瑜路線，是向2008－2016年期間兩岸立基在“九二共識”政治基礎致力於經濟交流與合作的回歸；同時也意味著南台灣最大城市在地行動在長期彌漫台灣主體意識的形塑下，新形式的“南部崛起”對民進黨執政“中央”的國家戰略進行挑戰與反動省思。
韓國瑜以其心直口快、庶民語言直決對球，宣稱既然蔡政府掌握行政和立法權完全執政，既不要“九二共識”，也不敢台獨，又不承認“中華民國”，也不要“台灣共和國”，那到底要什麽？既然民進黨在“立法院”是多數，乾脆就獨立了，不要“裝腔作勢擦脂抹粉”。蔡英文“總統”則回應國家的方向隻有一個，就是“自由、民主、安全及繁榮”，“我們是主權國家”，人民有獨立行使的意誌，也有自由的選擇，沒有“指腹為婚”這回事，並酸“以為多了好幾位陸委會主委”。顯然，蔡“總統”的兩岸論述仍然還是局限在“中華民國”與台灣關係上。韓國瑜直指“維持現狀”的目的性為何？國家願景與目標一直欠缺清晰性？台灣民眾對於台灣前途未來與兩岸關係發展已經沒有方向感？
高雄在民進黨長達二十年執政下可說是最富有台灣本土意識與主體意識區域，反中及追求政治自主性意識最為強烈。但韓國瑜認為高雄發展需要“政治降低，經濟拉高”，向民進黨執政“中央”喊話“再阻饒高雄市與大陸城市交流，就是無聊”，強調城市治理發展主義主軸。反問民進黨當局“現在幫2300萬台灣同胞找到什麽路？”反問民進黨動輒說2300萬人民要尊嚴，難道他韓國瑜就不要尊嚴嗎？“我不也說不要懷疑台灣人民追求民主的決心”。顯見，韓國瑜在高雄發展主軸上強調“發展、尊嚴、民主”
二、蔡英文治理“國家”願景與目標模糊性
韓國瑜市長對蔡英文“總統”的質疑，正是未清楚勾勒兩岸願景與目標，導致大陸當局疑慮蔡當局走向“漸進式台獨”、“法理獨立”，從而引發一係列外交壓製、軍事威逼措施，衝撞兩岸關係。韓國瑜認為“須講出九二共識，爭取和平做生意”，這代表一種經濟發展主義思潮，重新將兩岸關係發展接軌“九二共識”共同政治基礎。韓國瑜市長質疑“蔡英文“總統”還是沒有說清楚，要帶領台灣2300萬人何去何從”，“但‘中華民國’的‘總統’必須告訴2300萬人民怎麽走，未來何去何從，身為‘總統’，這是最基本的職責所在”。
韓以地方首長身份質疑蔡的“國家”願景及治國理念欠缺清晰性，不僅凸顯“中央”與地方在兩岸事務分歧欠缺一致性；也凸顯由於政黨間因兩岸路線分歧，導致台灣當局兩岸政策可能因政黨輪替而產生“斷裂現象”、“典範轉移”，增加大陸當局對台政策調整適應難度。同時，韓國瑜市長質疑蔡英文若無法回答如何帶領台灣人民發展方向，那就應該“中華民國”、“九二共識”這個狀態繼續走下去，給予人民和平環境與清楚“國家”方向要怎麽走，在“國家”發展戰略上“說清楚講明白，不能含糊帶過”。
韓國瑜質疑國家願景目標不能含糊帶過，這其實是正中蔡英文兩岸政策論述罩門。蔡英文提出“維持現狀”主張 ，依據“中華民國憲政體製”、“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但並未清晰說明“憲法”是“一中架構”、“一國兩區”定位。提出“新四不政策”承諾不變、善意不變、不會對抗、不會屈服等原則性說明，欠缺具體而清晰策略思維。
三、著重經濟發展主義淩駕政治現實主義
韓國瑜發展高雄的訴求是對反服貿“太陽花”學生運動的質疑與反思，2014年爆發學生運動強調守護台灣民主、台灣主權獨立、反對黑箱服貿的意義，最終導致“經濟自由主義”思潮讓位“政治現實主義”，經濟利益讓位於政治自主性追求。2018年國民黨在地方選舉勝選，則又是經濟發展主義思潮回流，認為強硬與僵化意識型態將束縛兩岸發展且衍生對立衝突關係。韓國瑜堅持“九二共識”及推動兩岸南南經濟合作，不僅是重新嫁接國民黨路線，也充滿韓式庶民語言重新“熱炒”包裝設定兩岸議題，進一步搶奪兩岸路線發言權，避免綠營執政後國民黨兩岸路線淪為被邊緣化地步。
“韓流”來襲在南台灣崛起及彌漫全台，這標誌著經濟務實發展主義與政治現實主義思潮較勁，尤其南台灣是充滿高度台灣主體意識區域，陷入“國家安全”、“政治自主”與“經濟發展”雙重選擇矛盾困境。圍繞著是否接受“九二共識”與“政治前提”、“經濟發展”主軸議題設定，故表麵上看似“政治零分、經濟一百分”的“政經分離”思維，其實是“政經合一”思路，即在認同“九二共識”政治基礎下共享中國大陸發展機遇。但韓所謂“政治零分”的政治語意恰是回歸“九二共識”；這與民進黨當局提出兩岸對話、交流與協商，不應預設任何政治前提其意義有所不同，這反而是強調“政經分離”，認為不需要“九二共識”也可以進行兩岸經濟合作交流與對話協商。
蔡英文年初及回應習近平紀念《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講話，呼籲大陸當局正視“中華民國台灣”存在事實。但究竟“中華民國”與大陸地區有何“特殊關係”界定卻付之闕如，這其實也是點出1999年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清晰界定“中華民國”與台灣關係，但涉及對大陸關係模棱兩可。國民黨地方諸侯對民進黨“中央”政府兩岸政策質疑，導致台灣當局“中央”層級政府兩岸政策的“碎片化”、“分散化”現象，同時也“被地方化”、“被國民黨化”所穿透。
最近綠營“中央”與藍營地方在兩岸關係議題進行“戰略對話”，然而究竟是“各自表述”呢？或走向“戰略協同”呢？能夠形成“中央”與地方、跨政黨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嗎？還是最終變成“戰略競爭對手”呢？這勢必要縮小台灣政黨間“國家認同”分歧及強化共同“國家利益”界定，始能分進合擊促進台灣安全、政治自主性及經濟發展利益極大化目標。問題是，在這樣“國家認同”處於分裂社會中，國民最大公約數產生何其不易，即使“中華民國”是最大公約數，但也存在“各自表述”極大差異性。
（作者：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係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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