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你想象的要難
先看看日美經貿談判，也同樣是難產了幾十年。
“1985年日本順差占到GNP的3.7%，1986年升到4.4%.....1986年4月，日本發布了《前川報告》"，基調是：“日本經常項目收支順差是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混亂的主要因素”，“經濟結構改革勢在必行”，“必須調整到GNP的2%左右”。
“提出了許多建議，例如完善社會資本、擴大消費、相應調整稅收、開放門戶等......幾乎是集今日（小泉時代）所說結構改革所有菜單之大成”。 “小泉聲稱自己是涉及結構改革的第一人，事實恰恰相反，幾乎曆代內閣都涉足過結構改革，隻是效果有限罷了”。
“（1993年8月）細川內閣一成立，便開始實行結構改革，首先是籌建以放寬管製為核心的經濟改革研究會”， “清點細分的結果，日本的管製政策總數約11000項左右”。“《平岩報告》簡要鮮明的提出，原則上廢除全部經濟管製政策。一時間招致相關各省廳的激烈反對。”
“報告出爐不久，細川內閣就下台了。”“感到非常突然。下台的實際原因在於社會保障負擔和消費稅的問題，政府部門提出的相關方針事先並沒有和細川做充分的溝通。”
“村山內閣時，我親自主持製定了立足結構改革的經濟社會計劃，並通過了內閣決議，遺憾的是，這些政策至今無一落到實處”。
“日本的政府機構，特別是經濟政策領域，原本應該是就政策的有效性和政策本身進行爭論的，後來卻演變成為相互爭奪法定權限和財政預算權限，以及操縱這些權力資源的人事權限”
以上摘自《日本經濟政策親曆者實錄》，作者是日本經濟企劃廳的前高官 宮崎勇。
宮崎勇的評論提供了一個新角度：8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多數內閣其實改革意願強烈，可是內閣的改革目標與具體部委的目標和利益相衝突，部委拖一拖或者挖幾個坑，還很容易讓內閣下台走人。
如果這條脈絡能夠證實，那日美經貿談判的長期難產也就不難理解：部委不高興、不配合的，談判代表就沒法承諾（對方覺得你自私頑固）；強行承諾了簽約了，回來也難以有效執行（對方覺得你言而無信）；問題始終解決不了，係統就隻能長期帶病運行，等它自然消失或者出現另外的解決方案。
日本的官製，是日本特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官製的最大的特點是，流水的內閣和部長，鐵打的官僚。各部委（日本稱為省廳）的高級公務員們基本是一考定終身，除非觸犯法律幾乎不可能解職。考試門檻非常高，多數考進的聰明家夥的績效差距也不大，接近於完全按照資曆排位升遷，升到最後是“事務次官”，為避免內鬥，也避免內閣部長幹預提拔，慣例由幾位資深官僚內部推舉，通常每人一年輪流擔任，到者有份。設想一個大公司，總經理（首相）大致能決定各部門總監的人選，但各部門總監幾乎一個手下也開不掉、換不了，那政策能否執行、執行效果，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層團夥的心情。
這套日本特色官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維新時期，之前日本是各個封建主自有領地、家臣、武士，沒有現代政府、軍隊、財政、官僚係統，要從零開始抄襲拚湊一個現代政府架構，當時的共識是除了考試和年資以外，不給舊勢力派係留下任何幹預的口實。當這個體係開始複製並牢牢占據了社會生態位之後，就牢不可破了。
戰前日本莫名從君主立憲倒向軍國主義，禍害全球，官製就是驅動要件之一。俞天任的《戰犯參謀》對此有非常細致周到的梳理。比如，關東軍幾個軍官私下炸死了張作霖，首相向天皇保證調查並送上軍事法庭，可是到了向軍部要人時，陸軍說“絕無此事”。田中隻能辭職，沒幾天氣死了。到了九一八後，首相犬養毅不承認“滿洲國”還想查辦主事者，那索性刺殺了事。再往後，“七七”、“淞滬”、乃至避免太平洋戰爭的“日美諒解案”，內閣都隻能順從或者硬忍，忍不下去就走人。
戰後美國占領軍對官製動了第一次大手術。閹割陸海軍乖乖的聽內閣吩咐，地方知事（等同於省長）也不再由官僚選拔任命。不過經濟產業交通規劃民生等大權還掌握在官僚手裏，按照明治維新以來的慣例，每周各部委的“事務次官”們開碰頭會，把事情定下來，第二天的內閣會議再通過。不通過？你部長和內閣們換個地方吧，不能懷疑我們的智商、忠誠，更不能影響我們一輩子啊。
官僚主導了幾十年後，成長起來的企業、協會、智庫們大多都控製調教好了，國民和媒體也習以為常，偶爾不滿也吵不了三天就熄火。問題是到了1970年代，日本經濟管製的扭曲開始影響世界秩序，外壓（日語裏有個專用名詞GAIATSU），尤其是外部的帶頭大哥美國的不滿，成為一個持久的壓力。
這時的“外壓”不像戰前，畢竟安全要仰仗美國駐軍，經濟也仰仗對美出口，走向翻臉對抗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所以隻好拖延、硬忍。有些首相和內閣團隊不那麽乖順，會玩陰的或者來硬的，就趁機啃下一點點，比如增設副大臣、政務官來分解權力，大部製改革合並裁撤，曆經了十幾次大大小小的手術，尤其是2009年取消了有120多年傳統的“事務次官會議”，由首相部長們的內閣會議負責決策，官僚們負責執行和反饋，這以後日本的官製才勉強正常。
在長達幾十年的日美談判中，部委官僚們施壓談判代表少做承諾，或者麵上承諾，私下用土地審批、細節規定、行業協會等繼續阻撓，最後再兩手一攤“法律規定，等我們修法吧”、“民間行為，我們不好越權幹涉啊”。幾十年裏，美國總統和日本首相彼此努力示好，打高爾夫、看相撲，談判代表們一輪輪摳著字眼、宣布取得成果和共識，彼此辛苦的打好自己那份工，然後，大多數時是照舊。
對於這個病根，美方決策圈也一直沒摸清門道找到良藥，因為美方有他特色的短板。
美方外交團隊的短板
為敘述方便也從官製角度開始。美國聯邦政府的官製是另一種異類，議員、州長等官位隻來自於選舉，法院、聯儲等機構也接近完全中立，總統隻能從圈子裏挑個相對順眼的，加上議會、司法、預算等嚴格製約，剩下有限不多部門的人事權、決策權，就索性給足給透。這個傳統由來已久，比如林肯上台時能把1600多名聯邦官員換掉了1400多個。
美式官製有幾個好處：一是每屆總統的團隊內部，不會長期內耗和僵持，哪位高官形成阻礙就直接換掉；二是眾多商界、法律界、學術界的一流精英輪流進入政府，往往能夠引領變革、突破困境；三是換屆時高官們通常毫不留戀的走人，繼任者廢棄政策時沒有師徒情分的顧慮，甚至以此為樂以此為政績，這使得官僚機構對社會生態的扭曲塑造非常輕微。
這套官製是美國持續領先的重要組件之一，隻是很少得到重視和借鑒，追趕者大多停留在抄抄憲法和政製的層次。好像照抄卓越公司的章程和架構，而不考慮管理層執行層的選拔和約束機製，也能成長為一流公司似的。
負麵作用當然也有，而且主要表現在外交領域，尤其美國先天條件雄厚，“外交搞砸了又怎樣，也傷不了我們皮毛”。按照學者米德的說法，美國的外交傳統可以粗分為四種流派，分別更偏重商業拓展、民主製度、安全富強、世界道義。總統會傾向於其中一兩個流派，另外的就在議會和媒體上吵鬧施壓，除非碰到把這四派全都得罪的挑戰者，多數時候具體外交策略是不那麽穩固清晰的。
具體外交策略的不穩定確實傷不了美國的皮毛，對其他人卻往往致命。比如聽由德國一戰前挑戰英國，關稅法案讓多國陷入經濟危機和政權更迭；二戰時的外交也嚴重受蘇聯影響：雅爾塔體係丟掉東亞東歐、布雷頓森林體係把美元與黃金掛鉤、組建聯合國等等架構，摻雜了太多蘇聯的意圖（維諾納計劃）；之後在東南亞、非洲、中東等地，經常因為總統和國務卿的了解有限、倉促決策，搞得美國灰頭土臉，盟友們一片哀嚎。
回到日美經貿談判這條線上來。美方每幾年一換的代表們，很多是領了任務和指標，還沒搞清楚病症和病因，就又換了人，取得突破往往是巧合，糾扯不清、雞同鴨講、表麵上緩解而把病根拖下去，這才是常態。
至此，談判雙方是什麽人，總算大概有個框框了，輪到“雙方到底爭執為何事”。然而這個也不容易厘清，因為中間經曆過一次大的遊戲規則切換，原有的攻略不適合繼續用，各方都自己摸索新版的攻略，很容易產生摩擦。
新舊遊戲規則的劇烈切換
總統裏根、財長裏甘和聯儲主席沃爾克的四年期間，完成了黃金的徹底脫鉤，這相當於改寫了底層代碼，此前很接近你爭我搶的零和遊戲，而此後更接近聯手做大的增量遊戲。國際貨幣金融體係、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分工、經濟周期和發展理論，等等，也隨之調整。很多舊的攻略指南也紛紛不好用了，甚至越是努力，給自己帶來的損失就越大，給體係帶來的風險就越多。
美元掛鉤黃金時期可以算是遊戲2.0版本，很接近零和遊戲，沒可能長期持續。美國要顧忌庫存黃金能否維係承諾，不得不縮手縮腳近30年，援助給了英國、希臘、土耳其和以色列後就不夠給蔣介石，越戰需要每年摳著預算打，蘇聯在拉美、非洲到處煽風點火也隻能幹瞪眼，給反對派扶持幾百萬美元就算盡力了…說美元綁定黃金是霸權和剝削，還不如說是蘇聯下套戴上了鎖鏈更接近實情。直到裏根搞起全球資本自由流動，才掙脫這個枷鎖，國債總額從七八千億美元飆升到約三萬億美元，有底氣和蘇聯全麵硬懟，蘇聯就怎麽都支撐不下去了。
對於美國以外的各國，2.0時代也是悲劇。由於國際流通貨幣和資本嚴重不足，各國也承擔不起萬一緊縮連串兒貿易崩潰的風險，紛紛選擇關稅保護、自主替代等低效策略。日本雖然搭到了美國開放的便車，資本的大頭也是依靠自己積累的。60年代初曾為了1億美元公債那點利息的免稅指標，花了1年多談判懇求，誰能想到一兩代人之後，中國每天甚至每半天接受的FDI都不止這個數，根本不需要誰批準額度…
學界思想界的理論和分析範式，也能找到金本位影響的影子，間接影響曆史的進程。黃金不足必定引發貨幣和信貸的定期坍縮，大量資本、生產力和消費力同時毀滅，馬克思推斷財富會絕對集中、窮人將一無所有；凱恩斯主張提升政府開支比例以緩解信貸和經濟大起大落，一段時間內被當作救星；國際之間極難協調，新富的國家必須增持黃金，已富的國家無法忍受黃金流出不得不貶值再掙回來，無限期的協調忍讓不符合政客和選民的天性，早晚會走向貿易戰、匯率戰和熱戰，所以那時列寧判斷帝國主義之間必然爆發戰爭也是對的…..
直到裏根-裏甘-沃爾克時期，才把這個遊蕩幾百年的幽靈趕回瓶子裏，新的操作係統開始運行，世界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
裏根主導減稅增債、放鬆管製、私有化等措施後，官僚的幹預權力幾乎砍沒了，國內和全球投資者在產業、股票、期貨、外匯、基金、創新、VC、房產、農地、林地、油田等能夠想到的所有資產和組合方式上自由嚐試，也同時帶來效率、稅收、就業、知識技能和居民收入的最優實現。期間大量外部資本也湧入美國，引發美元快速升值，升值使進口產品價格下跌，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反常現象”。
對於資本流出國，政府也不需要像以前慣例去調低匯率、提升利率、緊縮信貸等措施來留住資本（黃金），讓整個社會都承受痛苦；什麽都不幹預反而更好，短期資本流向美國會導致美國需求強勁和自己幣值下跌，結果是出口和就業快速增長，當然資產價格會有些下跌。有些部門失血有些部門回血，幾個波動之後身體更健康了。以前是必須要堵否則會失血到休克，現在是最好別堵否則一定會長出腫瘤。
對照更老版本的操作係統的話，會發現提升更是顯著。把部落聯盟和皇權王室暴力競爭那幾千年當作1.0時代，自家資本是任意抽稅的對象，別國資本當然燒光毀光為好。光榮革命之後算2.0時代，英國政府彎下腰來開始和境內外資本達成穩定的契約合夥關係，百餘年時間就把1.0時代的恐龍捕殺完畢。3.0時代美國政府帶頭跪下後，“資本沒有祖國”，對各個政府挑三揀四，誰對資本更友好，就去耕種一番；誰繼續頤指氣使甚至動粗沒收、翻臉不認的，比如八十年代的南美，90年代的東南亞，以及這十幾年的津巴布韋、委內瑞拉等等，境內外資本就飛速消失逃離，留下滿地廢墟。
3.0時代資本沒有了國別之分，在投資收益率的壓力下，往往比別國政府還關心發展，關心能不能給窮人提供更多工作機會和工薪收入，消費能力是否能提升，交通電信的硬件網絡，民法商法和銀行金融的信用網絡，能否下沉覆蓋到盡可能多的人、盡可能多的土地和房產…新卷入的窮人買的起更多的家電、電腦、汽車和遊戲，如果還能開始申請汽車或者住房貸款就更好了，這些會給舊資本帶來更高回報，同時也是新增資本的源泉和基石。
這與之前的大國戰略外交理論完全相悖：霸主國家怎麽可能真誠的期待外部國家秩序穩定、經濟增長和人民富裕呢？可是設身處地的想一下，農業時代的爭奪土地，和工業時代爭奪廉價原料，這點價值，3.0時代的領跑者們真的看不上眼了。外部世界走向動蕩和窮困，才是他們最擔心的：這樣下去科技醫藥航空金融軟件芯片等賣給誰？薪水和分紅還能撐多久？我孩子將來是收入更高，還是去種土豆小麥，甚至背槍上戰場？不，絕不。
資本的擴張渴求，和美國政界的商業拓展派、世界道義派的主流一拍即合，成為全球化三十年奇跡的主要推手。當然其中會夾雜著各種浪花，對新資本仍然心懷疑懼的人群，試圖搭便車表演愛心爭取選民的政客，抗拒交出幹預權限的官僚，以及擔心在玩法下喪失優勢的企業和行業，等等。
所以，把日美經貿談判當成兩軍對壘的零和遊戲，起點就錯了，因為財富不再是限量的。走馬燈一般輪換的雙方代表們其實更像在同一戰壕，共同修補BUG，安撫自己背後各種利益團體對這個係統的不滿、哭鬧和幹預。
日美雙方究竟做錯了什麽
大致梳理了日方、美方的團隊，前後兩種版本的遊戲攻略，大合作小摩擦格局，總算可以開始評價雙方了。先理順框架並大致認同，才能避免基於碎片事實而推斷“美帝想要什麽，日本該怎樣才是對的”，這種片麵的曆史經驗和智慧，往往害人不淺。
為了中立評價雙方的行為，這裏完全虛構出日美各一位投行經濟學家的對談，直接切中核心，無需耗費很多時間去梳理雙方的無窮無盡的細節。
第一輪，85年左右，美方代表簡稱為A，日方代表簡稱為J。
A：滿世界都在討論美國財政和貿易赤字，可惜大多數連赤字的多麵性都沒想過。減稅引發的投資收益率升高，自然會吸引外部資金流入。這個流入，在我們眼裏是衝著投資收益率來的，而在財政眼裏是新增預算赤字有人填補，海關眼裏是貿易出現大筆逆差—出口商收的錢沒有買東西回去而是留在美國，自然是逆差；聯儲眼裏美元受歡迎，升值接近一倍；經濟學家看到了“無通脹的高增長的反常現象”，其實是美元升值導致進口增多而且價格下跌，摁住了通脹；議員們看到的就是失業和保護主義提案的表演機會。
在一定的限度內，通過給企業和工薪階層減稅的方式，把國債占GDP的比例提升20個點，那會刺激企業擴大投資，新增就業和員工收入，這些新增收入（小部分還會加上汽車或者住房貸款的杠杆）又會變成另外企業的新增盈利、新增就業和收入，這種循環乘數效應有可能導致GDP總量增長40%。當然這個遊戲會有一個上限。原則上通過減稅把更多資本留給企業家和就業者去支配，總歸是效率提升。其他國家最好盡可能籌劃跟進才對，盡快減稅、削減管製。
拋開各種表象和各流派的藥方，回歸一下基礎邏輯。資本和貿易同時自由的話，那失業，貿易順差逆差，資本流入流出，匯率波動，這些都是必然現象，就像人有呼吸有脈搏。美國紡織、汽車和家電行業的失業是好事，如果日本賺到的錢買了波音、惠普或任何其他公司的產品，這些公司的擴張會直接或者間接的吸收失業。即使不買產品，而是選擇某些企業的股票、債券或者其他資產，那也會因投市場變化匯回，或者因個人因素而變成采購，這對彼此的消費者和產業界乃至政府稅收，都是有利的。
但政府管製就完全不同，特別是錢被你們央行收做外儲長期投放回來，就是一個雙輸的幹預。你們的錢沒有變成訂單，相當於我們的企業和工人被抽水，卻沒有回流；訂單的消失意味著投資機會的消失。而投資機會是一切增長的源頭：在生產循環是就業和工薪提升的源頭，在資本和貨幣循環也是貨幣創生和還貸支撐的源頭。持續抽走訂單直到極限時，工薪的現金流無法支撐房貸價格，股票分紅和債務利息無法支撐養老金增值，或者資方和工人的不滿積累到要求政治解決時，都會引發係統的不穩定。
所以前十幾年的協調和爭吵其實是走了彎路，應該隻盯著資本和貿易自由，減少政府幹預尤其是限定外儲比例。穩定匯率的任務交給市場，要方便境內外民間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們自由對賭，看多方本來就是看空方的最好儲備。日本想避免升值過快傷及出口，那就分析怎麽能多進口，比如廢除進口關稅和管製；比如減稅提升企業投資回報率、國內就業和工薪收入，優化信貸覆蓋、保險覆蓋和土地房產流通抵押，讓更多人能夠買更多國產高端品還有進口高端貨。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勒緊腰帶，犧牲居民的福利，犧牲企業的資本積累，去為美國輸血，還惹得美國火冒三丈、循環不暢。
可惜，行長、財長、商務部長、外長等技術官僚，總統首相議員等政治家，總是盯著眼下的KPI和壓力行事，糾結於症狀而非病因，真是糟蹋寶貴的時間、金錢，破壞盟友之間的友誼和信任，還增大了體係的風險。
J：日本這邊政府和國民的觀點非常糟糕，可能是政界學界和傳媒缺少一流的金融家的影響。老派穩重的國民以為美國借債度日是墮落和隕滅，擔心未來世界去向哪裏；年輕的民族主義者相信順差證明了日本的優勢，滿心期待著未來是日本世紀。如果他們想明白，在國內增長率和投資收益率高於美國時，還出現外儲和順差，屬於強製對美輸血，那不知他們會不會去罵央行“非國民行為”（注：日奸行為）。
美國成為全球投資者的樂園，一流企業優選去美國投資或者上市，各國精英富豪優選移民去美國，形成了資本+人才+富豪的巨大順差，那必然對應著二三流商品領域的巨大逆差。這種新玩法的訣竅，不知下代人能不能搞懂。
我感覺，從農業轉換過來的第一代人，都會為現代工業和技術目眩神迷，以為搞定就贏得了終極勝利，其他應該是被壓縮的犧牲的，他們理解不到，是金融和資本的循環機製，在主導著分工和貿易，主導著他們提供什麽產品和賣給哪些能買的起的顧客。而理解不到，就追趕不了。
除了觀念不接受外，更多明著暗著的阻力，來自於各省廳這些逐年熬上來的官僚共同體。比如通產省就不想開放，一是為了自己的政績好看，二是放外資進來就不好繼續幹預指導，三是確保關聯的圈子利益不被衝擊繼續圍著他們轉，開放了進來了很多不把他們當神的美國人，那日本企業也不把他們當神了。至於高價由國民支付，麻煩由談判代表擦屁股這些，跟他們的獎金升遷一點關係都沒有，自然毫不關心。而其他負責具體行業和要素市場的幹預的部委，比如國土廳和農林水產省，就比通產省隱蔽而且致命許多倍。
A：你們也是奇葩，沒有單獨的商務部。財長行長外長商務部長的思考起點通常還是國家利益，通產省、國土廳、農林水產省這些家夥一直阻攔的話，那順差、外儲、貿易摩擦就永遠不順暢。我們那邊的搗亂也很多，不過沒什麽持續性，過完選戰那一陣風就又搖擺回來了。偶然的失控一次，倒是捅了天大的亂子。胡佛總統競選時向憤怒絕望的破產農民承諾一定通過關稅法案，不顧上千位學者反對，也不顧福特老板和摩根總裁的整夜跪求，仍然選擇兌現。結果引發全球連環的經濟危機，德國日本脆弱的憲政體係沒能撐過去。不過我相信幾代人之內，美國絕大部分力量都會不惜一切代價去避免悲劇重演，在最壞的選擇時，寧可單獨對一國發動戰爭，也好過全麵切斷貿易引發全球混戰。
J：你們那次關門可真是間接要了一億人的命，但回看過去的話，你們的破產農民早晚會造反的，金本位這個老係統的曆史車輪總是要不斷的碾壓一些人，拚命阻攔的越久，出來碾壓時的犧牲品就越多。除非一戰之後各方沒有恢複金本位，而是創建了類似現在的體係。
第二次：1988年前後
J：趨勢很不妙，三年來，匯率升值約一倍，但貿易順差還是漲的很快，為了防止升值導致緊縮的財政擴張預算也在執行，加上資本流入，三個水龍頭各自灌各自的水，央行不得不拿日元買下來，股市和房價已經有泡沫的跡象。央行如果放任日元無限製升值，確實能強製調整，但三年升一倍已經不慢了，也想聽下你的意見。
A：哪有央行不得不拿日元買下來，還是不肯改弦更張。要立即放開企業和居民持有和交易外匯資產（注：實際上到1998年才完全放開）。阻礙他們持有，可不就是央行代為持有，接盤放水會讓你們澇十年旱十年，一代人大起大落。交出去以後，央行就堅決坐視升值直到市場信心動搖開始掉頭，前幾年法郎英鎊四年貶一倍也沒什麽。堅持不介入，升值也會迫使出口部門找進口管製部門幹架。
二是這麽多資本流入，你們卻拿不出更多的杯子接，可不是要溢出來。務必要保證土地房產和股票等資產的供應增速能夠靈活跟上。聽說你們核心農地轉移用途需要部長和省長批準，不轉用途也隻能轉移給農民打理，禁止資本公司和市民插手，農產品貴到天價，整個經濟都在給輸血卻又沒什麽產出，簡直就是現代經濟的麵子封建農奴的裏子，禁止流通還讓泡沫全堆在城市裏。（注：直到2009年時日本務農人口平均年齡約60歲了，很多土地拋荒，資本下鄉經營農地的禁令才解除）。
J：國土和農地確實管製極多問題很大。你們有全世界的優秀企業跑去買地建廠，美國企業一有機會就到城郊大塊的拿地建總部，可是日本土地管製極嚴。不僅是外資工廠進入日本受到阻礙，日本製造業以外的公司大多也隻能擠在城裏付高租金推高房價，富豪也沒法像你們退休後下鄉去搞大房子。結果導致與美國相比，日本的機會更多積聚在劃定圈子裏，錢也都更多的堆在劃定圈子裏，也有更高比例的青年又苦又累好幾年才擠進小房子，生育率自然也會比你們低不少。
可是國土廳和農林水產省根基非常深厚，由於人均耕地太少、糧食自給率太低，管製和保護很少有人質疑，積攢的法律也很多。農民選票和農協、基層官員利益一體，組織程度堪比二戰前陸軍海軍，內閣和議會很難搞定他們，倒是他們使個眼色，內閣和議員們就會識趣的趕緊低頭閉嘴。
A：關於土地，我們好像有個專家組來過，建議務必停止國土硬性管控，方便房產商和居民換地流轉整片開發，把規劃審批權限給到基層社區，為了避免過度囤地可以統一征收一點點持有稅。你覺得能調整多大？
J：很不樂觀。即便明知泡沫將至，也很難讓國土廳修改目前的第四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隻能等到編製“五全綜”時放鬆（注：“五全綜”是94年修訂、98年執行）。國土廳如果承認“四全綜沒能預計到需求猛漲，所以需要緊急調整”，那別人會問“難道以後就能提前預計十年嗎，還是方便個人業主自行交易、地方自行核準吧”，會危及到官僚們的位子。而如您所知，官僚們寧可滅國也不肯自裁，這是我們的文化傳統，當年珍珠港咬你們時，你們隻以為日本政府瘋了，沒看到背後是陸軍官僚們堅硬如山，內閣垮了好幾次。
A：土地流動性推進不了，那金融開放能不能補救？你們的銀行，會數地皮、和老客戶喝酒、按計算器就能活的很好，有著全球規模的資產，管理還停留在20年前，照慣性思維加碼信貸是火上澆油。還有你們股市的市值排在世界前列，可感覺公司治理比我們要落後兩代，要是在紐交所上市的美國公司，早就被收購兼並重組了，二三流業務線賣給同類、做強自己優勢部門，高管也優化幾輪，股價這麽高也會增發股票囤積現金還會壓低泡沫。銀行和股市是對成千上萬個企業的競爭優劣進行裁判的係統，難以想象一個經濟大國的核心功能，竟然是這個樣子的。
J：現在正是歡歌笑語的高潮時期，多半要等摔倒了才會大動。沒有世界一流同行進來毆打一番，自己的進化就停滯了。我倒是很懷念明治維新初期時的製度創新發明，那時四成政府預算用於給武士大名發津貼，協助完成了新舊勢力的切換，不像大清保守派和維新派耗了幾十年死了無數人。
第三次，1995年前後。
A：恭喜你們把自殘之路都走了一遍，現在還在繼續自殘，未來可以當作教科書了。
危機處理有幾點很好奇，一是財政政策，為什麽大興基建花錢，同樣是增發國債，走減稅道路的話還能刺激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新基建已經沒有回報，浪費了寶貴的窗口期和國債額度，最後不得不增稅時就徹底鎖死了。國民背著巨債擠小房子又沒有生育率，將來國債找誰接續，用什麽資產的現金流撐著？
二是貨幣政策。這幾年日元居然還升值。銀行喪失放貸功能屬於係統性危機，救助是央行最緊急的要務。這時企業變賣境外資產回國補窟窿，無限接盤壓低匯率是一舉多得，一是能幫那些企業還債輕鬆一點，二是有想試著抄底的吞並的也得到足夠軍火。泡沫前不該放水的時候放水，危機後該放水的窗口期又矜持了。搞不懂。
三是為什麽不趁這個機會強製重組出售兩三家大銀行和證券公司？讓美資進來占一兩成份額，把銀行和資本市場效率提升一級。清理掉失敗者、讓優勝者擴張，這對係統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撇賬，也是社會為危機支付慘重代價後所能得到的最有價值的回報。
J：還是幾個官僚集團各吵各的、各做各的，內閣無法協調。總算上來一位不是自民黨的首相細川護熙，他沒太多利益糾葛，可是也沒太多實力。他計劃要廢除全部管製，切斷官僚與企業界和協會的關聯，實現日美經濟一體融合，可惜公布沒多久官僚們就給他挖坑，逼他辭職。更寒心的是，他辭職了一個月，竟有槍手在公開場合刺殺他，理由是因為他的戰爭道歉，還好沒有擊中。
我覺得日本二十年內難有起色，再以後，思維更現代更國際的當下年輕人熬成高級官僚了，也許會不一樣。如果十幾年前，裏根改革時施壓更係統化一些而不是整體縱容、零打碎敲，或者日本沒有自滿於產品和技術的進步，而是更多關注產權金融和製度等領域的開放和跟進，或者雖然不懂但隻管無腦硬抄，那即使官僚、公司高管、土地的流動性隻有你們的一小半，也不致此。
A：部委和官僚沒有流動性，公司和高管沒有流動性，土地缺乏流動性，製度也缺乏彈性，處處和資本貿易要求的流動不合拍。趕巧了20年就走到極致，時代或者係統一變就死活轉不過來，是這個意思嗎？真是太可惜了。
J：沒能突破確實非常可惜，倒也沒啥奇怪，似乎隻有英語民族的心態文化是和資本規則是先天就內嵌互生的，看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羅斯中國，日本韓國台灣，大家都或多或少的需要英美的壓力才能轉過去。我們倒是有個專用名詞，外壓gaiatsu，還好外壓來自你們而不是法德俄等，那可是會糟糕到不敢想。
日本沒什麽激動人心的了，要不我們換個關注方向，一個重量級的新玩家？
A：我也覺得中國的走向激動人心浮想聯翩。93年起他們的動作很大也很堅決，但估計嚴重缺乏經驗和人才，比如明明很窮而且增速很快，為什麽要追求貿易和資本雙順差，把寶貴的外匯存在美國而不是換成急需的設備、原料和技術，還搞到通脹不可收拾？而且現在鎖定了匯率，再這麽鎖定的話，泰國印尼馬來菲律賓會受很大影響。看不懂。
J：日本已經很難懂了，對中國就不宜著急下判斷。他們走了幾十年的公有製，企業、員工、土地大多還是國有的，現代銀行和金融近乎於零，各種部委廳局倒是百八十個，能轉過來的難度和風險比我們高好幾倍。但願這次轉折能少一些彎路，也祈禱這頭大象千萬別亂撞，把係統給搞崩了。
（上篇完，下篇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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