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兩會落幕。這次兩會不僅召開的時間早，而且是曆年來會期最長的一次兩會，輿論一度分析這種時間的安排是否具有特殊意義。就在閉幕隔天，《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出台。當細數本次《改革方案》的內容之後，輿論給本次兩會“為何會期最久”找到了答案！
本方案全文有八個大方麵改革，《方案》單列出來的具體改革內容達到60條。分別涉及黨中央機構（20條）、人大機構（3條）、國務院機構（22條此前公布、1條新公布）、政協機構（3條）、行政執法體製（5條）、跨軍地（6條），還包括群團和地方機構等若幹條目。這次的機構改革，可以說是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40年以來，範圍最廣，觸及麵最多、權力整合以及政治架構調整最廣泛、最深的一次。《人民日報》強調本次機構改革“力度之大，影響麵之廣，觸及的利益關係之複雜，都是少有的，是一場係統性、整體性、重構性的變革”。如此形容，毫不為過。
曆數大陸五年來的變化，可以發覺無論經濟方麵還是社會變化都出現了明顯的進步，而在政治改革尤其執政黨反腐方麵的變化更為突出。
今年是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如果把過去五年的變化結合改革開放四十年綜合觀察的話，可以發現大陸從計劃經濟時代到市場經濟時代的變化，是一個充滿各種變量和萬千選擇的過程，從政府主導到市場經濟起到支配和絕對作用的演變過程中，無不反映出大陸在不停“改革”的現實。而這背後的關鍵則是執政者始終在不停的“自我革新甚至自我革命”，這也是大陸改革開放40年來發生巨大變化、社會質量高度提升的根本原因所在。
不得不說，正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共自身一次次的“自我革新和革命”，屢屢催生並完成了大陸多次的改革浪潮和發展進步。中共在十九大確立了“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則是為實施完成這項政治任務所必須構建的一個政治基礎。為了實現製定的目標，北京開始了全方位的政策布局，而如此大幅度的改變和改革，一方麵反映了中共改革“深水區”的難度之大，從另一方麵也反映了中共改革的決心。本次《方案》中，最重要的改革當屬“黨中央機構改革”，其改革項目高達20條，僅此一點或許就看出中共正在通過實際行動實踐著習近平強調的“黨必須勇於進行自我革命”這一要求。可以說，本次改革是中共四十年前“自我革命”的延續和新的開始。
把視角落在台灣
目前的台灣正有這麽一些事情在發生和剛結束，九合一選舉開始、核二電廠重啟、新建深澳燃煤電廠、潑紅漆事件、管中閔台大校長事件、太陽花被判無罪等。如果把這些事情歸納起來可以輕易看出，每一件事情都是毫無例外的充滿爭議、充滿抗爭。
列出這些事情，絕非要做出某種形式對比，而是看到了一種現象。如果把歸納的時間段涵蓋過往的三十年裏，會發現盡管內容不同，但是形式完全相同的爭鬥場景三十年來不斷在台灣屢次重演，而且可以研判這樣的劇情在未來依然會循環。
1987年解嚴以來，台灣的政治生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盡管社會民主化進步頗大，但是民主化的負麵影響也同時在的一步步擴大，並日漸成為了台灣民主常態化的重要顯性特征。三十年來，台灣的民主已經越來越有“政黨革命”的特征，尤其在經曆了三次政黨輪替之後，“革命式”（以“消滅”為目的）的政治生態已儼然成形。現有的政治體製和“國家”概念已經無法成為各政黨的共同要求和共同的遵守標準了。其中一方希望建立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出現完全不同的政治架構以及政治生態，並且希望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生態，甚至是文化生態。這是台灣民主化後，新執政者的主要訴求。
由於彼此存在強烈政治矛盾和政治意識形態對立，尤其新執政者對傳統政體的顛覆性作為，三十年來台灣的政治基礎和體製已經在強大的政黨惡鬥衝擊下遭到了嚴重破壞，連帶也導致兩岸關係出現了曆史低潮期。這種強大的“破壞力”的初衷與結果符合了政黨革命的特點。
在“革命”的過程當中，現有的政治體製和政治生態遭到了破壞，甚至傳統的政治道德也麵臨崩解。不僅如此，政治革命所產生的巨大顛覆力，在過去的30年當中正一步步的蔓延到台灣的各個層麵，台灣社會在三十年裏經曆了一場看不見的“革命性變化”。革命往往意味著破壞一切，更意味著要重建一切，但是在目前台灣來講，一切都正在破壞當中，但是破壞之後並沒有建立起新的一切。
“顛覆性”的變化之後，更加美好的現實並沒有出現。反而這種顛覆已經給台灣帶來了越來越多的悲劇性後果。社會對立尖銳、民眾信任不再，年輕人機會稀少、理想稀薄，經濟連續衰落30年、四小龍美譽不再，政治民主、但更民粹。各個政黨和利益集團為了各自的生存和壯大，越來越無法對於整體台灣前途的掌握和關注而隻在乎自己。“愛台灣”變成了一種政治口號，在高喊“愛台灣”的同時彼此展開了慘烈的政治廝殺。
30年當中，台灣不僅沒有對民主機製進行係統性的研究和發展，反而把“破壞民主機製”當做追求民主的一部分。最終，政治民粹性取代了民主正義，這不但讓台灣政治發展停滯不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也遭到了嚴重破壞。更讓人擔憂的是，政治革命甚者讓一些普世價值都受到了負麵影響。台灣曆任執政者也都強調“台灣要改革”，但是改革的後果隻是演變成獲取自身利益的“革命”。如此改革的後果，就是台灣的實力越來越弱，發展也越來越沒有方向。
把大陸和台灣做一種比對，並不是要把其中一方來作為評比另一方的標準，這不公平也不現實。但是無論兩岸的政治體製如何不同，雙方追求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目標是相同的，同時高能、高效，高瞻遠矚的清廉政府也是共同追求的。無論是大陸的一黨製，還是台灣的多黨製的社會，都要遵循相同的普世價值。所有這些追求不會因為政治體製不同而有不同。
過去五年，大陸內部都發生了巨大且進步的變化，中共十九大和本次兩會之後的機構改革更是可以看的出中共在持續推動的“自我革命”進而實現大陸不斷的“改革”的決心。反觀過去五年來，台灣在政黨惡鬥當中持續著熱鬧而混亂的無序狀態。政黨三次輪替完成，但也僅僅是完成“輪替”而已，政治生態沒有因為輪替而發生根本變化。
台灣和大陸都有各自麵臨的發展問題，都需要改革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大陸四十年發展的重要經驗之一是社會凝聚力的強大，這既是解決問題的基礎也是維係大陸發展的動力源。另一邊，卻更像是在通過“革命”阻礙甚至取代“改革”，凝聚力隻有在屢次的政治鬥爭中才能體現出來。缺乏政治共識和共識基礎上的行動難以形成社會持久的凝聚力，當然也談不上解決問題和發展。
四十年裏，存在著很多對北京改革的各種擔憂，但是更多的人卻因為40年後的變化開始越來越相信北京的“改革”。三十年裏，也存在著很多對台灣的信任，但是疑惑甚至失望在30年後也越來越多。“不斷改革”的大陸和“不停革命”的台灣在此時出現了曆史的交匯。此時油然而生的，不是簡單的一聲歎息，也不是的一種諷刺，更多的是一種不得不的深思。
PS：這次北京機構改革中，首度成立了“退役軍人事務部”，顧名思義就是照顧退役軍人的專屬機構。而在台灣，今天是反金改抗爭期間不幸殞命的退役上校繆德生的告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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