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7年2月28日上午，前往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的抗議群眾（資料圖）
【海客說】
1947年2月28日，在台灣省人民發生了一場反專製、反獨裁、爭民主的群眾運動，受到了當時國民黨當局的鎮壓，後來這場民眾起義被稱為“二·二八事件”，於今已七十周年矣。與當時發生在大陸的其他一些民眾起義事件一樣，“二·二八事件”是解放戰爭期間人民群眾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時間回到現在，我們再次回顧這一曆史事件，卻發現這一事件已經受到人為極大地扭曲。島內的一些“獨”派分子借此炒作族群矛盾“去中國化”，將無數先烈的鮮血變成謀求政治利益的手牌，還原曆史真相打擊“台獨”活動勢在必行。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台籍博士生王裕慶從個人經曆出發，向海外網（m.haiwainet.cn）投稿，講述“二·二八事件”如何在島內一步步被人為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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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大陸公開宣布今年將舉行228起義70周年紀念大會，筆者觀察兩岸媒體報道發現，島內學者再次把228起義的史料拿出來，並用五味雜陳的心情來看待大陸紀念228起義70周年。
筆者本身曾經曆228起義話題開始“解禁”的年代，並也有家人因公務而參與了事件本身調查的工作，因而會了解到一些人為什麽會如此五味雜陳看待大陸今年紀念228起義70周年。 當然，曆史的真相也不容任何人隨便扭曲，更不能成為政治打手，筆者相信隨著大陸今年紀念228起義，就會打開更多我們在台灣看不到的史料，而讓台灣有心利用228起義悲劇的政客們，打一個大嘴巴。 同樣的，我們在談228起義的同時，也需要知道台灣社會裏的普遍老百姓，是什麽時候知道以及如何知道228起義的，這原本被當局列為禁忌的話題，又是如何突然解禁的呢？
談到228起義話題突然解禁的年代，我們不能不開始談80年末解嚴後，一部電影是否能自由上映開始。 在1980年末台灣正進入所謂“政治民主改革”的年代，當時的台灣社會已經進入每天示威遊行與天天有公知挑戰當時國民黨政府禁忌話題的狀態。 並且，很多導演也開始尋找一些台灣地方題材，來拍攝寫實社會情況的電影。 然而，這些題材並非僅是討論民生生活的內容，更多是打政治的擦邊球，談論一些如228起義一樣的社會問題，同樣也包括現在的同性戀議題等，這些國民黨當局覺得傷風敗俗與危害政權穩定的事情。
換句話說，228起義的話題，其實也僅是黨外人士抨擊國民黨不民主的一個曆史理由，而事件本身也是被包裝在白色恐怖之的曆史裏，大家完全沒有連結228起義與族群矛盾在一起，就如同老兵回家、山東學生在澎湖被迫害事件與後來的“美麗島事件”一樣，僅是專門控訴國民黨不民主的表現。 當時這些故事因國民黨一邊“反共”一邊禁忌阻止討論，外加上兩岸還沒有正式往來，大陸的書籍史料也被禁止來台發行，故而台灣一般隻有非常少數的老百姓僅能從不專業的民間說法與黨外人士和刊物的描述，來了解這些白色恐怖時代禁忌話題的故事，而其他多數的台灣老百姓則幾乎對228起義完全不了解。 一直到1988年一部導演侯孝賢編導的電影“悲情城市”的上映，這時的台灣社會才從電影裏粗淺了解到228起義。不過，大家了解到的228起義，仍是國民黨白色恐怖的一部分，而沒有過多思考族群矛盾的方向。
正因電影“悲情城市”是一部直接以228起義為題材拍攝，來挑戰當時國民黨對於各種禁忌話題的封鎖電影。 故而，這部電影非常熱賣，不過評價也是褒貶不一，有的看完覺得很好，有的則嚴厲批評電影逾越了藝術正確與政治禁忌的界限，尤其是過於談論族群矛盾。 就如筆者所讀的小學，當時的老師對這部電影也出現這種情況，有的“思想開放”的老師，就會非常肯定“悲情城市”的內容，還希望我們家長能帶小朋友去看，而“思想不開放”的老師，則會大肆在課堂上批評這部電影的內容，比喻電影內容就是把當時1985年後，台灣發生的各種群眾暴力事件，美化成一部可歌可泣的曆史。當然，到了台灣社會更後麵的政治發展，李登輝所謂“本土化”政策的推行，就把228起義，不斷的從一場人民起義爭取民主自由的事件，大肆扭曲為一場國民黨就是殺台灣人的血腥事件，而且還利用扭曲曆史事件的“政治正確”， 把當局內部外省精英人才，一個個趕走，並且還塑造一個“外省人有228起義原罪”的偽曆史觀，以完成李登輝希望“台灣人當家做主”的惡劣政治觀念，並也導致台灣社會內部也開始出現嚴重“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對立，這時被扭曲真相的228起義，就被當成對立的“神主牌”，一次次被李登輝、陳水扁到現在的蔡英文等傾向“台獨”的政客們拿來變成奪權的工具。
至於，後來的國民黨也不爭氣，本身除了“反共”與區別台灣曆史與大陸曆史的連結，以保護自己在“割據政權”的生存利益外，寧可迎合選舉以配合李登輝路線承認自己屠殺了台灣老百姓的說法， 也不願意承認台灣人民曾經與中國共產黨在內戰時期有攜手起義抗暴的事實，寧可不斷為228起義搞沒有意義的道歉，也不願意正式拿出強而有力的曆史資料，反駁民進黨與“台獨”們借228起義偽造的族群矛盾曆史觀。
正如同我們在研究228曆史時，也應該了解到228起義與中國內戰的關係，尤其是筆者在很多日後在大陸的曆史材料裏了解到，類似228起義的反對國民黨的抗暴運動，也不僅是在台灣發生，在228起義發生的同年5月20號，在南京也發生了國民黨軍警鎮壓群眾的血案，俗稱520血案，而其他血案也在各地層出不窮的發生。 而且，我們更不能忽視後來幾個曆史事實。 第一，在228起義發生後，1947年3月1日時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也因全國腐敗與“法幣”出現嚴重通貨膨脹導致社會動亂而下台負責，陳儀也被撤職，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同年4月，也由當時比較了解經濟的魏道明重組台灣省政府，擔任省主席一職，以特別關注台灣人民的吃飽與農產品物價和省政府組織效率與清廉問題。
第二，蔣介石也在228起義後的隔一年，就是1948年初來台灣了解情況， 同年12月還特別派自己的心腹陳誠來台灣接替魏道明擔任台灣省主席，而後於1949年也同意陳誠代表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推行“375減租”國民黨自己版本的首次土地改革，讓台灣老百姓正式過上佃農安定富足的生活，而島內的治理也比228起義發生前來的有秩序和清廉。至於，國民黨軍隊在228起義發生後在台灣的鎮壓，也並非是針對台灣人民，而僅是如同對待其他大陸省份一樣，用“寧可錯殺一萬，也不願意放過一個”的態度，來清理共產黨在地方的發展，甚至我們也可以從最近解密蔣介石給陳儀的電報裏，可以發現到蔣介石對台灣人民是非常愛護，尤其是他還特別命令陳儀“嚴禁軍政人士對台灣人民施行報複，否則以抗令論罪”。 由此可見，除了蔣介石派軍隊來台灣要平亂與清剿共產黨在台灣的發展外，台灣人民並不是他想嚴厲鎮壓的對象，甚至還心懷仁德的希望自己的軍政人員對台灣老百姓克製不要進行報複行動。 再說，228起義發生後幾個月，島內也因當局的無能呈現“無政府狀態”的暴動，出現了各種島內勢力相互械鬥與官民械鬥的情況，由此可知，228起義的開始不是為了要殺所謂那個“特定族群”而起來的事件，更不是一個族群矛盾衝突的問題。換句話說，228起義反而是給國民黨蔣介石一個治理台灣當頭棒喝的提醒， 同樣228起義中與中國共產黨在島內並肩作戰的同誌也是各種族群都有，而且目標一致就是打倒當時在台灣的國民黨地方腐敗政府，配合祖國解放戰爭一起完成統一大業。因此，我們研究228起義時，就必須用非常客觀從當時人民的角度與政府的角度，甚至中國內戰的角度來了解全局，而不能出現曆史錯覺產生斷層，甚至還扭曲曆史原貌而偽造曆史觀成為政治打手。
總之，228起義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的一場失敗的起義悲劇，而不是“台獨”與民進黨政客們所謂族群衝突而產生的悲劇。 所以當大家過於關注228起義與族群融合的討論時，我們是否應該了解到228起義的本質，並同時了解台灣同胞在80年代開始普遍了解228起義時的最初感受，而且更應用中國內戰的全局曆史角度來看228起義與在台灣地區以外的解放鬥爭的互動關係。 因此，在紀念228起義70周年的時刻，筆者身為台灣同胞就希望兩岸早日統一，不要讓228起義與白色恐怖犧牲同誌與受難者的血白流！ 當然，更希望能做好日後統一治理台灣的準備，並用228起義的曆史經驗創造出穩定過渡，給台灣老百姓免於動亂可以安居樂業的生活。
（王裕慶，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台籍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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