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你幸存下來,隻為今天替台灣誌士們說一聲“無悔”(陳明忠印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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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幸存下來,隻為今天替台灣誌士們說一聲“無悔”(陳明忠印象記)

餘亮

資深情懷黨,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

 

87歲的陳明忠靜靜坐在上海書城三樓的簽售台旁。剛剛在他的新書《無悔》發布會上,陪伴的人很多,高金素梅在右手,朱實老先生在左手,夫人馮守娥和呂正惠教授坐在第一排笑眯眯地看著他。但這會兒人都不在跟前,有的先去樓上報告廳準備新書研討,有的在附近忙碌。大媽們排了一長隊等簽名,這時書沒了,營業員趕緊打電話去調取。他一時閑了下來,一個人坐在輪椅上,看了看旁邊空著的椅子,有一點茫然地等待著。

8月15日,陳明忠新書《無悔》在上海書城舉行新書發布會。

這是2016年8月15日上午的10點半。這一瞬間的孤單他一定不陌生。生命中一大段時間都在國民黨的監獄裏等待著,就像《百年孤獨》裏的奧雷裏亞諾上校,一生都在等待暗殺者的到來。先是被關進日軍監獄,恰逢光複,但1950年因參加“二二八起義”反對國民黨被捕,關押十年。出獄後憑借出色的化學知識做製藥生意賺了錢,悄悄資助陳映真辦左翼文學刊物。1976年他再次被國民黨政府投入監獄,備受酷刑。這讓他想起1950年代入獄的那段悲情時光,熱愛新中國的獄友們一個個走出監獄趕赴刑場,出門時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馮錦輝與他道別握手的時候,手卻是溫熱的,視死如歸。大陸來的地下黨員張伯哲赴死前說:“孔子不是說過嗎,朝聞道夕死可矣。”獄中安靜了下來,他已成為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因為台灣保釣人士在國際上大力呼籲援救他,他終於被免死刑,最後由蔣經國昔日秘書馬英九出麵斡旋,1987年獲準保外就醫。

呂正惠:這是他的大舅子綁著出去被槍斃的時候。這是吳石。(北京的新書發布會上)

無人聽見的歌聲

陳明忠回憶錄《無悔》的校訂者,台灣淡江大學榮退教授呂正惠有一次告訴我,他喜歡兩首歌,一首是《歌唱祖國》,一首是《安息歌》,後麵一首是陳明忠獄友赴刑前唱的歌。他們的歌聲平靜,仿佛瞿秋白在說“此地甚好”。

但沒人聽見他們的歌聲,我是說,我們大陸人很長時間不知道也不關心他們的歌聲。隻有被寫在課本、小說裏的就義時刻才會被人銘記一段時間,隻有熱播劇裏的餘則成才能讓人追問一下那些台灣誌士的命運。但這樣的人曾經何止千萬。

我也是近年才知道陳明忠,但已滄海桑田。少年時候我愛不釋手的台灣作品都是龍應台、餘光中、王鼎鈞……優雅的中上層知識分子。那時節大陸統戰工作聚焦於老“朋友”國民黨群體,相關作品紅紅火火。而台灣左翼在大陸出書,非常不容易,這次出版堪稱幸事。

陳明忠的小夥伴陳映真1980年代終於有機會來到魂牽夢繞的大陸新中國交流,結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不受大陸作家歡迎。他說改革開放要警惕跨國公司的負麵,以訴苦文學著稱的張賢亮立刻打斷他,“跨國公司快點來汙染我們吧!”難說誰是誰非,實在是相隔久遠,兩邊預期落差太大。

台灣誌士終於活到與祖國相逢,而大陸的作家經曆了極左驚魂,這時一心想著擁抱美國。今天的年輕人不再知道《安息歌》,卻熟悉《十年》——“十年之後,我們是朋友還可以問候,隻是那種溫柔再也找不到擁抱的理由,情人最後難免淪為朋友”。直到近年來中國發展成就被混亂中的世界另眼相看,台灣誌士的聲音才重新被大陸民族主義者發現。

1995年,台灣導演侯孝賢拍攝影片《好男好女》,伊能靜出演白色恐怖時期的犧牲者、共產黨人鍾浩東的夫人蔣碧玉。蔣碧玉父親的角色,侯孝賢特意邀請鍾浩東曾經的獄友陳明忠先生扮演。

而陳明忠,1980年代在獄中看到了大陸的傷痕文學,一群“聰明”人寫的東西,控訴極左政治的傷害。陳明忠不懂怎麽回事,深受打擊,難道自己夢寐以求的大陸已經不再珍惜那場革命了?所有的流血犧牲還有什麽意義?他那被酷刑、死亡、無助重壓住的身軀,全憑對新中國的熱望活下來,一時間希望全沒了。隻有失落過的人才能體會這樣的痛苦吧。但真的猛士敢於麵對慘淡的現實,作為島內極少數偷偷閱讀魯迅作品的人,他堅強地開始調整自己的思路去理解大陸的變化。

他說:“台灣左派內部的一個分歧點就在這裏。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才開始接觸社會主義的人(文革左派)的看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就開始接觸社會主義的人(譬如我這一代)的看法,就很不一樣。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參加共產黨或接觸社會主義的人,對改革開放有一定的理解。因為新民主主義者,本來就主張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實行現代化、采用資本主義方式、利用資本主義、又限製資本主義,然後才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個過渡時期所采用的,不是完全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而是有限製的市場化。”“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終於慢慢厘清了自己的思想。我跟劉少奇一樣,可以說是兩階段革命論者。我主張先用國家的力量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搞現代化,但要朝著社會主義目標,就是鄧小平說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進。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現代化,就不能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也不能讓中國真正強大起來。那樣的話,什麽社會主義都不要講了。”

這個看法倒是接近大陸的現實主義者。

僥幸存下的回憶

在上海書城,他用顫抖的手拿著講稿。頭發花白,卻沒有睡意昏沉,很開心的樣子,口齒也比我想的清楚。他從小先學日語,漢語也是閩南口音。出生大地主家庭,在日據時期接受教育,以為自己是日本人,卻不斷被日本人侮辱毆打——考試成績比日本人好,挨打;打架打贏了,被圍起來打。這才漸漸發現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光榮的中國人。於是開始不服從日本人,直至被抓起來。

台灣光複,民眾夾道歡迎國軍,很快卻發現國軍不比日軍好多少,五子登科,一片狼藉,終至“二二八事件”。龍應台在《大江大海》裏輕描淡寫地解釋成國軍衣衫襤褸給人印象不好,引發矛盾。“台獨”分子則把“二二八”描述成民進黨的功勞。實際情況複雜的多,具體可參見《無悔》。而陳明忠等人此時接觸到共產黨的思想,同情苦難的工農,開始心向 “紅色中國”。

但餘則成們終於在白色恐怖中被屠殺殆盡。憑著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的精神,國民黨再次大開殺戒,像1927年“四一二”一樣,不僅殺共產黨,還殺任何同情左翼的本黨人士。“四一二”毀滅了國民黨自身的優秀基因,“二二八”毀掉了島內的優秀人才。國民黨如今已淪為民進黨窮追猛打無力還手的對象。按照陳明忠等人的說法,日後的“台獨”、媚日、族群撕裂、兩黨惡鬥等各種亂象無不源自那時。

倏忽半世紀。陳明忠1987年出獄後依然不為大陸人知。統派人士希望老一輩能出回憶錄,但老一輩認為做事比說話重要,不願多回憶自己。台灣左翼元老林書揚2012年去世,把一生戰鬥往事帶走,無人知曉細節。呂正惠和陳宜中受台灣《思想》雜誌主編錢永祥之托,找陳明忠做了一次訪談。沒料到此文後來在大陸網絡上引起不少反響,比如觀察者網很多讀者就認為提供了另一種了解台灣的視角。陳明忠終於答應做口述,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李娜自告奮勇做訪談錄音並整理。在包括夏潮聯合會等組織和朋友的幫助下,才有這本書的麵世。

林書揚(右)和陳映真(左)(1991年)

書中有無數的人名,有許多無常的故事,有揪心的背叛,更有超越囚徒困境的友誼。他牢記著他們,他們的在天之靈一定知曉。隻引兩段:

“蔡寄天自首了,後來成為有名的反共文藝理論家,改名蔡丹冶。蔡寄天被審訊時,知道(同誌)洪幼樵快要搭船出逃了,他撐著,預料那天船已經開走後,才供出洪幼樵,沒想到因為台風,船沒有走,洪幼樵就被捕了。洪幼樵被捕,講出了謝富的事。謝富從新店調回‘軍法處’,被處決。”

“自首的人什麽都得講,如果不講,後來被發現了,就是死刑。我被捕一段時間,蔡(仁雄)沒有被抓,蔡就判斷我沒有講他。所以他後來自首時,也不講我。說起來,大家都是膽子大,所以蔡很佩服我,他對我也真夠朋友。那時候隻要鄭海樹和蔡仁雄任何一個提到我,我恐怕就難逃一死。”

能活下來的都是僥幸。他也記得一個賣鴉片的犯人,在他被吊在監獄裏隻能腳尖著地的時候,在他腳下墊了一床棉被。細看下來,簡直就是一個真實版的《紅岩》。

研討會上,羅崗教授忍不住說,大陸知識界和互聯網上都有一股否定革命史真實性的潮流,陳老先生簡直是活化石,以往課本裏革命者忍受嚴刑拷打的故事,跑到現實中來了。

《無悔》研討會

他對酷刑隻提到了老虎凳,然後感佩趙一曼烈士能經受住那麽多塊磚,他加了幾塊磚就受不了了,用刑的人說再加一塊磚你就終身殘廢了,他就招供自己參加了“社會革命黨”(他瞎編的政黨),暫時躲過了一陣折磨。不過最終還是隻能坐在輪椅上。

2014年呂正惠教授發來《無悔》的序言,希望我發表於觀察者網。我讀完之後就把標題改成:《台灣誌士,再不回憶就晚了》。有兩個意思,智勇的實踐者認為睚眥必憶沒意思,那是文人的事情。但是這段經驗史寶貴,老先生再不回憶就會失去。另一個意思,我們再不認識、回憶他們就晚了,我們甚至不知道失去了什麽。

因為長期待在獄中與世隔絕,呂正惠擔心陳明忠對外界不太了解。不過論及大是大非,老先生明顯比許多快樂的常人們清醒。受過這麽大的折磨,卻沒有盲目仇恨,對“二二八事件”能有實事求是的評價。據楊渡先生講,在美國有“台獨”分子希望陳明忠說“二二八事件”中國民黨屠殺三十萬人,他嚴辭拒絕了。他還促成了連戰訪問大陸。

今天在上海書城,他對大陸讀者說:這輩子做了21年牢,但並不後悔,對自己的一生也還算滿意。“為什麽呢?我開始反抗日本的時候,中國還在抗戰;加入地下組織的時候,國共正在內戰,第二次坐牢出獄,中國正在改革開放的艱難時期;而現在,中國無論在經濟能力還是國際地位上,節節高升,以前的世界霸主美日等國日漸衰弱,而中國越來越強,中國人可以在世界上揚眉吐氣。當年我在高雄中學感覺到的民族屈辱,已經得到了洗刷。我有生之年能夠看到中國繁榮到這個樣子,我已經覺得非常開心,沒有遺憾了。還有一點小小的遺憾,就是有生之年也許看不到兩岸統一,也看不到我衷心向往的‘自由人聯合體’了,但我相信大勢是擋不住的。”

我們這些幸福的人,每天關心糧食、蔬菜,還有王寶強。當然,這也是陳明忠老先生高興看到的,在他看來,中國人終於可以過上不受洋人壓製的生活,想幹嘛幹嘛,愛吐槽啥就吐槽啥。今天的中國儼然成了世界的安全島,發展大勢向前,當然也問題重重。不過已經生活在大國裏的許多人往往忘記殖民時代三流民族的痛苦,忘卻了那種對一個挺直腰杆的祖國的渴求,隻聚焦於不滿之處,甚至不乏對自己國家的嫌棄。大陸沒有陳老先生想象的那麽好,更有他想象不到的妄自菲薄。而海峽對岸,一般民眾也樂不思蜀,幻想小國寡民的確幸,甚至會有想做日本人的奇妙心思。

孤獨或者熱鬧的兩岸青年

台灣堅定的統派人士不多,上月在台北小店聚餐,一次就見到了好幾位。他們倒是蠻清醒。作者王睿認為台灣人自我感覺處於中華文明邊緣地區,容易產生這樣的心態。

不過在大陸人眼裏,台灣又是某種中心——在冷戰體係裏台灣成了美國的前沿陣地,聯係西方體係,無怪不少大陸人不自覺地心向往之。可惜現在輪到一些大陸人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有人到PPT論壇上獻殷勤,卻被台灣網民罵回來——誰和你做一種人?

也許用一句圍城來解釋這種現象太簡單化。台北的青年學者邱士傑和黃琪椿都表示台灣人的這種心態很奇怪,在嘴巴上對大陸人有莫名其妙的仇恨,對日本人有莫名其妙地愛,但是都不真實,因為沒有基礎。同一個民族,同一種語言,且大陸從未對台有過戰爭侵害,怎麽會如此?在我看,這大概就是生活輕盈時代的人才有的zuo吧(請理解zuo這個上海詞匯,它是小確幸的一部分,在大陸一樣存在)。

近年來大陸小粉紅與台灣小確幸互相大撕特撕,讓台灣統派朋友有些擔心,尤其擔心媒體的誇張放大。他們對喜歡的觀察者網也發出了希望:有些事點到為止,不必爭一朝一夕,放大矛盾反給台獨派送牌。

新人類的世界了。陳老先生不一定了解這些。但老一輩的一句話令人覺得不必多說什麽——呂正惠教授自稱因中國文學而知道自己是個中國人(他是研究古代文學的,今天的文學就不一定有此功效了),他有名的一句話是,“在我死之前,讓我做一個中國人”(見蔡翔教授文章:《台灣本省呂教授,愛煙愛酒愛北京》),和陳明忠一個意思。

飯桌上,王睿對我說,看到呂正惠這句話,怦然心動。在高中教國文的他感覺太孤單了,不用說就知道同事不認可他對中國的認同。張方遠倒是決然地說:“我從來都是中國人。”但一樣的孤獨——在教初中時候他也被學生質問憑什麽說我們是中國人。全怪學生嗎?王睿說,台灣新的國防教育課本居然刪除了抗戰,把金門炮戰作為國史最著名戰爭,悄然摒棄中國記憶。

陳明忠一輩老人終將幸福地離去。而年輕人依然在孤獨中努力,或者在渾渾噩噩中確幸。陳明忠大約會教導晚輩,別那麽多牢騷。對中國民眾的牢騷,他大概也會表示理解,但還是會說別忘了有更重要的事情等你們動手去做。

研討會上,有討論者認為要加強對台文化統一工作。但文化統一是個什麽東西?失去曆史體驗,失去對當下現實的隨機應變,文化就是一句學院派的空話。研討嘉賓大多寄望於年輕人。有人吐槽現在的兩岸戀情人都淪於自利主義文化。我倒認為沒什麽好奇怪的,馬克思說過一段話,大意是一場政治經濟社會運動產生的後果,總會迅速和自己的起源斷絕關係(農民做了皇帝,社會主義的子孫變成了小資等等)。不必痛心疾首,隻有直麵變化。改變也往往出人意料,十年前誰想到今天打破“世界公民幻想”的居然不是左派,而是小粉紅或者自幹五呢?(推薦易蓮媛論文:“帝吧出征”過後,如何理解年輕一代的“情感結構”

指望通過閱讀來改變青年恐怕也不會順了心意。閱讀會改變人,但遠遠不夠。所有閱讀豐富但做事經驗狹隘的人都有相同的迂腐氣質。不過閱讀領域的某些1984王國還是應該打破。我曾和不少知識青年聊過讀書,他們說喜歡看奧威爾,但卻隻看《1984》或者《動物莊園》,聽都沒聽過作為社會主義者的奧威爾作品比如《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巴黎倫敦落魄記》。老大哥死了,一九八四長存。

在90後翻牆扔表情包的年紀,陳先生正在打遊擊戰、坐牢。熱愛穿越小說的人,也許應該穿越一下這段曆史。對台灣誌士的思考,涉及到我們對傳媒世界、對兩岸關係、對中國文明的總體思考。

無悔

陳明忠說自己生錯了時代,但沒有走錯路。這大概是生不逢時的意思。那些做了烈士的台灣同誌,也險些完全湮沒於曆史。以至於長期調查白色恐怖受害者的藍博洲先生在研討會上說,陳先生就是失敗者,因為失敗才會談“無悔”,必須直麵失敗。不過我們知道,他們也正是那個大寫中國的一部分。

據說蘇聯無名烈士墓的墓碑上篆刻著:“你的名字無人知曉,你的功績永垂不朽。”而對於那批早已逝去的台灣誌士來說,你的名字無人知曉,你的功績無處尋覓。今天也隻有陳明忠代替諸君出來說了一句:無悔。

最後提一下,陳老先生比王寶強幸福,因為有一個始終不舍不棄的愛人馮守娥相伴。她也曾在白色恐怖時期坐牢十年,哥哥被槍決。陳明忠入獄期間,她一直努力營救和等待。

陳明忠先生和愛人馮守娥

(文/餘亮;馬雪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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