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政治體製的優越性仍有待更長時間的檢驗，因為還有諸多難題與挑戰需要克服，特別是要逐一化解過去30年快速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各種不平衡，以及為此付出的高昂社會成本。
本文摘自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政治學係教授朱雲漢的新著《高思在雲：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中國長期維持一黨執政體製，不可能沒有它的文化背景。這個文化背景應該是儒家文化圈內部最熟悉的，因為這個體製實質上建立在滿足“民享”，而不是“民治”之上。它的政權基礎是很抽象的，可以意會卻難以言傳，叫“民心”，而不是選票。孟子言：“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原來就是中國傳統中獲取政治正當性的一個核心概念。儒家思想強調的“民為邦本”，是一種有兩千年傳統的精英政治模式。這種精英政治模式就是以培育與選拔有才德的人進入政府體係任官，並輔以道德激勵、物質獎懲以及監察舉報等機製，來維持整體國家治理機構以謀求全民福祉為基本導向，以最終實現“民享”為目標，這就是“民本主義”的要義。中共體製目前仍麵對各式各樣的挑戰與難題，有些難題不容易跨越，但不容忽視的是，這個政治體製的正當性建構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裏，有其論述基礎。
1 “做一天中國，一天就好”
正因為如此，麵對中國政治體製，西方學者非常困惑：中國如何用那麽短的時間，完成歐美社會百年的工業化過程?因為根據他們自己的政治經驗，如果沒有“民治”，怎麽可能有“民享”呢?不過中國學者可以反問：菲律賓與印度有“民治”，但是它們有“民享”嗎?所以這兩者之間也不能直接畫等號。
西方學者也發現，他們不但不能否認中國這30多年來的具體發展成果，中國在承辦北京奧運、處理汶川地震災難、應對全球金融海嘯時所展現的統籌兼顧能力，也讓他們必須承認，自己的政府沒有這個條件以那麽快速有效的方式去應對危機、迎接挑戰。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的《世界又熱又平又擠》書裏第16章的標題是：“做一天中國，一天就好”，他在這章裏談到跟通用公司(GE)首席執行官伊梅爾特的對談，伊梅爾特談了很多關於下一任美國總統應該推動哪些立法以及采取哪些措施，來引導美國社會節能減碳以及擺脫對進口石油的倚賴。弗裏德曼聽他講完這些理想的方案後，很坦白地對伊梅爾特說：你的這些構想我都很讚成，但這些東西在美國現有的政治體製下都做不到，因為美國的利益團體的遊說政治一定會否決你這些政策;除非“讓我們做一天中國”才有可能一步到位，把這些理想中的法律與政策在一天內搞定，然後第二天開始又恢複美國的體製。
當然，這是弗裏德曼半認真半開玩笑的話，但是透露出他認識到中國政治體製比美國體製更有可能達成“社會最佳選擇”。他也看到了美國政治體製存在很多嚴重的問題，擔心美國處在不斷的內耗過程中，沒有辦法讓這個國家真正有效地應對21世紀的挑戰。他特別在意美國一定要發展綠色經濟，一定要對可再生能源投入大量的研究預算。但他發現，美國石油界與能源界的利益集團太龐大，他們在國會可以左右所有這一類型的立法，所以他才很感慨地提出這個荒誕奇想。
2 與西方代議民主維持健康競爭關係
現在少數有反省能力的西方學者，也感覺到必須重新檢討“民主”與“非民主”政體的傳統二分法，應該用廣義的“有效政治秩序”與“良好治理”指標，以及用能否有效達成“社會最佳選擇”作為判準，來比較各種政體的表現以及正當性基礎。
當我們使用這些本質性的指標來比較不同政治模式的優劣時，我們才會對於政治體製的“程序”、“能力”與“結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視。從寬廣的曆史角度，中國政治體製可以與西方的代議形成一種健康的競爭關係，多種政治體製的並存、相互競爭與彼此借鑒，對於人類政治文明可以產生推進力量。如果西方代議民主變成唯一的選項，很多發展中國家人民恐怕隻能長期忍受或遷就質量低下的代議民主，因為其他道路都被堵死。
我最近認識的一位關心全球公共事務的著名金融投資家伯格魯恩，也提出非常類似的觀察。伯格魯恩是The World Post新聞網站的創辦人，這個網站在全球知識精英社群具有很高的能見度，影響力日益上升。伯格魯恩最近與政治評論家加德爾斯合著一本名為《智慧治理：21世紀東西方之間的中庸之道》的書，提出很多前瞻與大膽的建議，引發很多回響。他與加德爾斯特別強調西方經驗與東方經驗都沒有展現最適合21世紀需要的政治體製，應該彼此借鑒對方的長處，西方民主體製也應該汲取東方的政治智慧。他們特別提到，中共體製有引導社會追求長期目標的優勢，這是陷入短視、民粹與分裂之當代民主所欠缺的，但像中國與新加坡實行的“東亞家長式賢能政治”也必須納入公民參與和問責機製，才能適應21世紀網絡社會。[page]
3 中國人隻能自己摸索自己的政道與治道
另一方麵，中國政治體製的優越性仍有待更長時間的檢驗，因為還有諸多難題與挑戰需要克服，特別是要逐一化解過去30年快速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各種不平衡，以及為此付出的高昂社會成本，包括對環境、健康與社會誠信的過度透支。同時，中國發展模式仍然需要根據新的發展形勢與挑戰，不斷進行新的探索與嚐試製度創新，因為沒有完全現成的曆史經驗與模式可以依循。
我經常提醒歐美政治學者，中國麵臨的治理挑戰其特殊與複雜程度，已經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學理論與知識的範疇。我們要這樣想象，中國的政治體製必須應對人口相當於2.6倍大的歐洲這樣一個巨型國度之有效治理挑戰。在人口隻有5億的歐洲，歐盟與歐元的製度試驗到目前為止還未能證明具有可持續性，一個希臘債務危機就足以動搖歐元的基礎;西方政治學者不要自我膨脹，以為當前主流政治學真有能力指導中國如何建構長治久安的政治體製。
平心而論，曆史上人類社會累積的各種公共治理經驗，麵對中國當前所處的曆史情境都會顯得有所不足，中國人隻能自己摸索自己的政道與治道。當代中國繼承的客觀曆史條件——人口如此眾多，幅員如此遼闊，國土安全天然屏障如此單薄，各區域氣候、地理與人文條件差異如此之大，人口與土地的關係如此緊張，地質與生態環境如此脆弱——先天上就構成巨大的公共治理挑戰。如何在這些極為特殊的條件下建立統一的、穩定的、有效的政治權威，既能維護國家安全與民族獨立自主，又能夠推進快速的經濟現代化，絕非易事。
中國當前麵臨的內外動態環境——社會結構與利益群體愈來愈複雜，以個體為單元的主體意識日益牢固，與世界經濟體係的依存關係日益緊密，幾億人在農村與城市之間快速跨域流動，網絡科技與社會媒體爆發性增長，知識界的意識形態爭論既情緒化又混亂，各級公權力機構的獨立性也正麵臨被傳統血緣宗派關係與權貴資本主義兩頭侵蝕的危險——這些複雜的情勢更讓公共治理的挑戰加劇。
4 中國政治體製應該還有很大的製度創新空間與潛力
盡管挑戰如此艱巨，到目前為止中國政治體製仍展現出令人驚訝的韌性與調適能力。展望未來，中國政治體製應該還有很大的製度創新空間與潛力，也仍有必要借鑒各國進步思想與成功的實踐經驗。
例如“審議民主”的理念與“審議民調”的直接民主實驗，可以在中國更廣泛地接地氣，讓“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內涵更充實、更具可操作性。我2013年在台北遇到斯坦福大學“審議民主研究中心”主任費什金教授，他與何包鋼教授領導的團隊已經在中國大陸好幾處與地方政府合作進行協商民主試驗。例如，2006年浙江溫嶺市第一個采納費什金設計的審議民調程序，推出“預算民主懇談”，讓公民代表在預算範圍內決定優先啟動哪些公共建設項目。這個模式陸續被江蘇無錫、廣東順德、安徽淮南采用。2012年雲南鹽津更將這個模式全麵納入鄉鎮政府的整體預算編列程序，並鼓勵群眾直接參與並監督預算的執行。
21世紀將是民主試驗創新的大時代。網絡社會與大數據的神速發展，將為個別公民、利益攸關群體、官僚體係及政府決策者之間的聯結、互動與溝通關係帶來根本性的改變。在社會媒體蓬勃發展與大數據唾手可得的時代，所有民眾都可擁有處理複雜信息的能力。在網絡時代，每一個公民都有機會在政策製定與執行的過程中貢獻一己之力。人人都可以成為分享知識、意見與信息的傳播平台;人人都可以成為激發同道、動員群體、聚集資源的發動機;人人都可以成為督促、監督政府與幹部的排頭兵。如果能將這樣的潛力轉化為推進與落實“民主決策”與“民主監督”原則的法寶，將是民主製度的重大突破。
同時，代表中國共產黨自身傳承的“反官僚主義”與“群眾路線”指導思想在網絡時代也應該被賦予新的內容與實踐方法。中國這一屆領導人以大力度推進“打貪”與“禁奢”，其嚇阻力量無遠弗屆，主要就是倚靠群眾，每一個公民都可以通過網絡進行舉報、搜證、監督與建言，讓腐敗行徑與奢華作風明顯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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