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紅線掏空國民黨兩岸論述

1月16日結束的台灣總統大選，結果不出意料，蔡英文大勝朱立倫。導致國民黨選戰失利的原因很多，但毋庸置疑的是，國民黨自身意識形態的空心化也是國民黨衰敗的重要原因。國民黨長於兩岸關係的務實處理，但卻缺乏一整套可以與民進黨的台灣主體論述對抗的兩岸敘事，其根源是國民黨的兩岸論述基於兩岸“共識”，導致其兩岸論述被北京所牽引，最終在北京劃定的紅線下被逼到牆角。

國共兩黨除了“兩岸同屬一中”以外，對於兩岸分治的政治現實和兩岸統一的路徑都沒有共識，因為北京壓倒性的話語優勢，國民黨的兩岸論述實質墮入陷阱。

“一中不表”VS“一中各表”

國民黨的“一中各表”框架，相較民進黨的台灣主體論述，缺乏競爭力。所謂“九二共識”，國民黨方麵強調是“一中各表”，而中國大陸的態度極為模糊。1992年雖然海基會一再要求雙方口頭表述“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但海協會並沒有正麵回應，這實際上反映出大陸方麵實質上堅持“一中不表”。客觀地說，“九二共識”中“一個中國”是兩岸兩會都承認的部分，至於“各自表述”，隻是台灣單方麵的一廂情願。民進黨攻擊“九二共識”的一貫點，即根本不存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空間，國民黨實際上很難招架。

2005年連戰、宋楚瑜“登陸”後，兩岸關係趨向和緩，國民黨方麵一直希望北京鬆口，說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但直至去年11月習、馬會麵，北京對所謂“各自表述”仍然不置可否。

實質上，國民黨方麵一直想利用“各自表述”的空間，來捍衛自身的“中華民國”話語並凝聚島內對“中華民國”政治符號的認同，然而北京從內心來講並不希望如此。北京對“一個中國”的論述，在外交層麵的意義主要在於強化其在國際上的“代表性”，在國防層麵的意義是保留武力統一台灣的權力，而在內政意義上則是為了強化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合法性動員，這三重意義都不需要“各自表述”的摻入，更由於北京在事實上早已在國際上被等同於“中國”，北京更不想對台灣方麵放下身段。

2000年以前，中共在對台表述上通常使用老三句“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2000年以後，中共在涉台場合通常用新三句“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從“老三句”到“新三句”，北京淡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給國民黨的“各自表述”留下了相對模糊的空間，但由於大陸在兩岸論述和外交辭令、內政辭令上的分割，這一轉變並沒有給國民黨帶來實質性幫助。

“新三句”實際上是對台灣的“特供”，在聽者不是台灣的場合，北京實際上仍在使用老三句，尤其是在大陸內部以及教科書的編撰中，“老三句”是絕對正確。最近發酵的周子瑜事件，大量大陸網民指周揮舞國旗即是“台獨”，實際上便是在“老三句”教育下的結果，“中華民國”存在和“一中各表”在台灣是人盡皆知，而大陸的許多網民根本不能理解這一點，他們最樸素的認知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任何人舉五星紅旗和港澳特區區旗以外的旗幟就是分裂和敵對。

周子瑜事件並非孤例，2000年總統就職典禮上張惠妹演唱《三民主義》和張懸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事件，都反映出兩岸民間的這種深層隔閡。

事實上中國大陸也有許多商業活動，但大陸的地方電視台和民間企業、機構，都抱持“寧左勿右”態度，對於可能涉及“台獨”、“港獨”等負麵政治因素的人，統統“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黃安最近的極端舉動每每得手，關鍵還是看準了大陸這種特殊的政經生態。

“老三句”本質上和國民黨宣稱的“一中各表”、“兩岸互不否認”直接對撞，存在深層矛盾。“老三句”在大陸和國際社會的壓倒性優勢，使得國民黨的“一中各表”論述一直深陷自說自話的困境。

一國兩製VS民主統一

國民黨曆史上對一中原則最為完整的論述是1991年的《國家統一綱領》，在彼時，堅持一中的目的是為了兩岸的終極統一，反共的路徑和統一的目標是清晰的。隨著兩岸政經實力的消長變化，國民黨在理念上逐漸放棄了和平演變大陸的目標，而2005年的國共和解，更成為壓倒國民黨傳統意識形態的最後一根稻草。

國民黨傳統的意識形態閉環，和民進黨一樣，並不求諸外力，就可自圓其說。但國民黨和中國大陸建立緊密合作關係之後，這種情況明顯改變。國民黨既要國共合作帶來的兩岸和平發展紅利，從北京取得現實的政經好處，又要繼續強調改變北京政權性質，這是不可能的。兩害相權取其輕，隻能放棄舊的民主統一目標。而民主統一目標的崩潰，由反過來倒逼一中原則的崩塌，既然沒有終極統一的未來，那台灣承認和對方同屬一國的意義何在？

自2005年以來，北京全麵推行以經濟統戰台灣的政策，以連戰為首的國民黨上層權貴，成為兩岸開放紅利下的大買辦。北京明知“一國兩製”的統一模式不可能得到島內認同，但卻不能忍受島內政治勢力繼續將“一中”和“反共”捆綁，2015年北京和台北在爭奪抗戰主導權問題上的齟齬，更顯示出北京對任何潛在的反共傾向絕不容忍。

北京在“統一”話語上極其強勢，將意識形態和兩岸經貿等方麵交流深度捆綁，迫使國民黨在統一論述上徹底“繳械”。洪秀柱參選總統提及“終極統一”，最終被國民黨內合力做掉，反映出國民黨對“統一”話語的抗拒和恐懼。去掉了“統一”的目標和“反共”的手段，國民黨的一中原則已完全淪為雞肋。在當下的國民黨論述裏，堅持“一中”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迎合北京。不堅持“一中”就不和平，就沒有兩岸合作，所以為了“和平”和“合作”就要承認“一中”，“一中”論述完全淪為功利主義工具。在台灣選民，尤其是本土派的年青一代選民看來，完全是一種“綏靖”思維。

反觀民進黨，由於民、共兩黨實質上的緊張關係，民進黨和親綠勢力反而比國民黨表現得更加反共。在綠營的論述裏，台灣獨立和中國大陸的民主化甚至被放到東亞整體轉型的大框架中，有人主張以台灣主體意識的高漲和民主發展的成就來刺激中國大陸的變革，以中國大陸的變革來逐步緩和台灣獨立的外部環境，形成正向螺旋。這種設想在政治上不免偏頗甚至幼稚，但民進黨在國共關係緩和之後全麵接過了反共這一意識形態資源，倒是實情。

細究起來，兩岸政經實力的差距越來越大，固然會使得中共更有能力抗拒政治變革的浪潮，避免國民黨過去曾設計的“民主統一”，但同樣也會增強北京通過包括武力手段在內的一切手段阻止台灣的獨立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兩岸在民主化框架下和平統一的概率，和台灣在大陸默許下和平獨立並最終加入國際社會的概率，在中短期來看幾乎同樣渺小。然而觀察現今的台灣，主張兩岸終將民主統一的被視為癡人說夢，推動台灣和平獨立卻好像是個觸手可及的未來，國民黨放棄“反共”話語導致的對台灣前途未來的“失語”，也不能不說是這一現象出現的因素之一。

換句話說，正是中共的強勢，進一步瓦解了國民黨岌岌可危的意識形態。國民黨被綠營指為中共同路人，也就毫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