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五月，我們終於坐上了從美國開往台北的飛機，但是媽媽，我愛人還有我，心裏卻沒有底。姥爺的親人會不會在台灣接待我們？我們沒有他們的接待能不能找著姥爺的墓地？坐在機座上，看著鄰座媽媽那消瘦的雙肩，布滿鄒紋略帶愁容的臉龐和那佝僂的脊背，酸楚和沉重不由的浮上了我的心頭。
媽媽在她13歲那年也就是1948年她的父親從濟南逃往南京後媽媽就再沒有見到她的父親。姥爺，據媽媽講，畢業於濟南齊魯大學，在加入國民黨以前是一位大學的英語老師，後來被國民黨封為山東德州國民黨警備處司令。48年臨近解放，戰火席卷全國，共產黨勝利的捷報也在接連不斷地頻頻相傳，全中國的城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局勢一個又一個的被解放。姥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倉慌逃往南京的，由於種種原因，姥姥還有她13歲和3歲的女兒最終沒能和姥爺在南京會合，而是匆忙投奔小姑去了天津，但是不久，天津也被解放。
姥爺和姥姥是媒妁之言為婚的。姥姥長姥爺5歲，小腳，不識字，出生在村裏一個比較富裕的大戶人家。姥爺在他15歲和姥姥完婚後的第二年，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涯。在大學任教期間，共產黨和國民黨都相繼勸說他從政，最終他選擇了國民黨。有了一官半職後，姥爺把全家接到了濟南，據姥姥講，家裏有糧倉，雇有傭人，“他花銷大方，隨手就可以把一枚金戒指送朋友作禮物”。我的媽媽是在她父親的戒尺鞭打手心下讀完她的小學的。媽媽，10歲開始上學，從一年級跳到3年級然後又跳到5年級，雖然隻上了3年的學校，但是，媽媽一直是班裏最優秀的學生。“你將來一定要上大學的”，這是她父親對她的期望。
從濟南來到天津後，全家沉重的生活重擔壓在了媽媽，一個年僅13歲女孩子的肩上，上大學對她來說已經成為奢望。媽媽一邊在工廠打工掙錢養家，一邊上夜校來完成學業。在她15歲那年，以優秀的成績考入了公安護校。在她成為了一名公安醫院的護士後，家裏的生活才有所改善。
因為有姥爺這個特殊反革命的海外關係（其實共產黨那些年並不知道他去了哪裏，是死還是活），我姥姥，母親，我姨還捎帶了我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受了不少的牽連。媽媽在醫院工作後很快就成為了一名護士長，她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年年都被評為醫院的先進工作者，但是，直到80年代未才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入黨宣誓大會上，媽媽淚流滿麵，雙手顫抖地接過黨員證，竟然激動的說不出一句話來，因為她從心坎裏感謝共產黨，她的恩人，終於接納了她這個反革命的女兒。
13歲就失去了父親是媽媽心中永遠的痛。雖然媽媽從來不願意在外人麵前表露她的思父之情，但是她內心裏一直是在牽掛著父親的。父親去了哪裏，是死是活？死在哪裏？又在哪裏活著？
2003年，媽媽打來了越洋電話，未語先泣，“雯雯，媽媽知道你姥爺的下落了，他從南京去了台灣。” “噢，是嗎？” 我高興的就要蹦起來，“他70年代就去世了”，“噢，是.....嗎？” 還沒有來得及興奮，歎息跟了上來，“媽媽，不要難過啊” 我安慰著母親，“不難過，媽媽不難過”，媽媽哽咽著，“這些年來，媽媽心裏的一塊石頭終於落地了，再不掂記他了啊”。
接下來從和媽媽斷斷續續的電話聊天中我知道了姥爺在台灣的一些情況。
姥爺去了台灣後，成為一個台灣公職人員，沒有幾年和一位當地台灣女人結了婚，生下了幾個女兒。70年代初期因為乙肝在台北去世。2003年一個姥爺山東王姓戰友的兒子打聽到了母親的下落於是和母親聯係上，媽媽這才知道了台灣繼母的電話。
媽媽每次在和我通電話時聊到她的台灣繼母時顯的非常快樂，“這個繼母很善良啊，非常熱情的。媽媽一再被邀請去台灣呢”。
從媽媽的電話裏，我隱隱約約的感到，媽媽很想去看看他父親的墓地，但是媽媽沒有直說。
限於當時台灣對大陸人的入關政策，大陸人不可以單獨入台除非是從第三國進入。我知道了媽媽的為難，“媽媽，沒有關係啊，女兒為你了了這個心願，辦個綠卡從美國去，我們帶你去啊。台灣那邊的人不是很熱情嗎，我們也不用擔心去了以後找不著姥爺啊”。
買了來美國的飛機票後，媽媽非常激動的告訴了她的繼母，姥爺的台灣老婆，媽媽要從美國去台灣看她父親的墓地。但是以後媽媽再和繼母聯係時，那邊就不接電話了。
媽媽知道繼母家裏唯一的信息就是她幾個女兒的名字和她們的生日。
媽媽來美國後，我們手忙腳亂的幫她辦了綠卡。然後就繼續和台灣那邊聯係，但是，不管是媽媽繼母的鄰居還是和她所有有關係的人，都不願意告訴我們她的去向。試著幾宿幾宿和台北警察署聯係，想通過那些女兒們的名子和生日找到她們的住址和電話號碼，但是卻一無所獲。
看到我整夜沒完沒了的打電話，沒有希望，再打，還沒有希望，媽媽坐在那裏局促不安，低著頭，搓著衣角喃喃地說“怎麽會是這樣呢，一開始非常熱情的，怎麽會這樣呢？我也隻是想看看爸爸，沒有其他意思啊”，媽媽感覺給她我們添了麻煩。
無奈，我們聯係了國內姥爺山東王戰友的兒子，王東，一個在非常落後偏僻的農村教小學的數學老師。當王東告訴了我們他們和姥爺台灣老婆的故事後，我們才明白了為什麽媽媽的台灣繼母不願意和我們聯係了。
王東的父親，一個國民黨的軍官在48年時，把1歲的兒子王東和老婆扔在了大陸自己跑到了台灣一直未婚再娶。姥爺去世後，80年代初，王東的父親和我媽媽的台灣繼母相伴去了大陸，王戰友的家鄉可以說是赤貧如洗。王戰友的老婆在王戰友跑台灣後一直沒有再嫁，和兒子相依為命過著簡樸拮據的日子直到90年代去世。兒子因為父親的反革命海外關係因而沒能上了高中，隻能在地裏幹農活。90年代中期，王戰友又和媽媽的台灣繼母再次去大陸他的家鄉，給兒子買了房子，此時的王東也憑自己的努力當上了一所小學的老師。王戰友臨回台灣時，已經決定在濟南買房子將來要在大陸落葉歸根安度晚年。王戰友還許諾兒子回到台灣後，要從自己的積蓄裏給王東從台灣打4萬美元，以供孫子將來上大學的費用。
天有不測風雲啊，沒有想到王戰友回到台灣後，還沒有來得及賣台灣的房子，給兒子打錢呢，一個癌症使他撒手人寰。
王戰友的死，給還沒有死了的人們留下了麻煩。
王東，根本沒有能力去台灣爭取父親留下的遺產，因為他在大陸既沒有父親的遺囑，也沒有去台灣的經濟能力。而且，台灣當局不允許大陸公民單獨去台，除非你有台灣方麵的邀請信。
百般無奈，王東隻有電話我媽媽的台灣繼母，請她幫忙把王東父親生前許諾王東的4萬美元寄給他，以聊補家裏的貧困。“我沒有拿你父親一分錢，你父親在醫院看病還是我們全家支助的”，媽媽台灣繼母如此說，然後掛了電話再不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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